争论继续：吴晓波：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
《吴敬琏传》的出版，会溅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是我始料未及的。
2月初的一天，《观察家》版的主编、我的责任编辑殷练给我打来电话，告知说，她的另外一个专栏作者、写过《吴敬琏》（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柳红刚刚发来一篇文章，对我新出版的 《吴敬琏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她预先告诉我一下，让我有点心理准备。我在电话里说，我乐意看到文章的发表，因为，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
几天后，文章发表了，果然火力很猛（见本报
2月8日38版，柳红：《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为吴敬琏写传》）。又隔三天，有论者据此发表了另外的批评文章（见
2月11日《中国青年报》，张彦武：《吴晓波的商业之累》）。春节度假期间，我对柳文以及《吴敬琏传》的创作过程进行了再三的反思，形成此文，就教诸贤。
一
我原本以为柳红的文章是对我的新书中的事实、数据、论点或价值观提出异议
——毕竟她比我更早接触并研究吴敬琏，如是，我必然会认真答复，如有谬失，马上更正。然而，她的洋洋四千字，都是在教我怎样写书、采访、做学问以及怎么做人。
柳红的文字非常麻辣，让人乍读之下，颇为不快。不过在冷静下来之后，我还是十分愿意
“照单全收”，虚心聆教。在这里，我想告诉柳红的只是，二十年来，我是一个严肃的、从事非虚构写作的财经作家，是一个以“持中正之心写作、务求字字有出处”来要求自己的人——若非如此，单因两本《大败局》我恐怕早已就官司缠身了，也是一个对自己、对读者、并试图对历史负责任的人。你可以不屑于我的作品，但是，对于创作诚意的怀疑，我必定不能接受。
柳文对我有几个重要质疑，其中最具刺激性的问题是：写一本传记至少要花多少时间？据她认定，我只采访了吴敬琏二十个小时，然后花了三个月就写出书来，因而说
“如果我是吴晓波，我没有胆量向人们宣称所用时间之少，实为羞耻之事”。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一是，一本书的写作时间需要多久，二是，一本书的整个准备及创作时间需要多久。关于第一点，我必须承认的是，在过去十年中，我写的每一本书，从《大败局》、《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穿越玉米
(1865，7.00，0.38%)地》、《激荡三十年》（上下卷）、《大败局2》到《跌荡一百年》（上下卷），所有的写作时间都没有超过三个月的。我习惯于准备好所有的材料，然后以每天创作数千到一万字左右的进度，一口气完成一部作品。所以，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
在财经写作领域，这也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美国的彼得
·德鲁克一辈子写了94部作品，日本的大前研一从1990年至今，共出版了将近30部作品，其中翻译成汉字的就有23部。以年均1部的速度和节奏出版作品、传播思想，是很多职业型专家的惯例——当然小说家、歌手及演员更不在话下。而如果保持这样的节奏，其实际写作时间应该都在三个月之内，否则就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调研、讲课以及陪伴家人。
二
柳红对我在前言中所谓的
“六天、二十小时”非常不以为然，她——包括很多人以为，我就靠这20个小时写成《吴敬琏传》的。这恐怕是一个误解。
事实上，
“六天、二十小时”是指我与传主在摄像机的拍摄下进行的一次 “长篇影像口述史记录”——这不是漫谈式的采访，而是按照一份既定提纲，进行格式化的、可供日后留为影像记录的对话。
这些年，在研究企业史的过程中，我常常焦虑于史料的失真与流失。中国本轮改革才进行了
30多年，但是，由于缺乏预先的准备，没有人士或机构进行有条理的、及时的整理和记录，很多重要事件的还原已是“一地鸡毛”。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一些重要当事人的去世，无数珍贵的改革细节已不再可得，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改革史的整理工作将越来越艰难，所谓“中国式经济改革经验（教训）”、“中国式管理思想”的形成更是无从谈起。所以近年来，我一有机会就试图说服那些著名的改革参与者——其中包括企业家、学者以及政治家，能够以影像记录的方式完成口述历史，特别是那些年长的前辈们。我觉得，这是他们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财富，也是他们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完成这些影像口述史后，那些能够发表的，就发表出来，不能发表的，就藏之案库，以待后人。我将之视为“历史抢救工作”。
历史不是一条河流，而是几条河流，因而对历史的记录常常是拼图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立场以及陈述逻辑，它们都未必是完全
“真实”的，只有把各自的“图景”拼接起来，才可能让后人更丰富地了解那些发生过的事实。在2008年前后，我曾经与中央电视台、上海第一财经等合作过，对年广久等人进行了影像口述记录，不过，那些记录大多是为了电视节目进行的，时间长度基本在3-5个小时之内。而这次采访吴敬琏，我则把时长加大到了20个小时——分6个时段，每次3个多小时。
之所以是
20个小时，则是我按照多年来的企业史研究经验，以及参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的某些做法，而给出的长度。我认为，经过设计的、有效率的20小时访谈，大抵可以把一个公司（二十年以上成长史）和一个人的一生基本讲述清楚。
这是在中国还没有开展过的尝试，我是试图建立起一种口述史记录的新模式。长篇的影像口述史记录是一项完全陌生的工作，它要求讲述者在摄像机的镜头下自如、坦白地表达，同时，对于提问者的要求也非常高，关于这一点，唐德刚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及
“讲述者与聆听者的对等性”。我自认有一定的企业史研究功底，而且也客串当过一段时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在采访吴敬琏之时，便提出了进行一次长篇影像口述记录的“非分要求”。好在吴老竟非常的支持。
我恐怕一辈子也很难忘记那些口述记录的场景。每次，吴敬琏都在夫人周南的陪同下准时出现，穿戴整整齐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正襟危坐，一讲就是
3个多小时（场间休息一刻钟左右）。以我四十一岁的体力，每次做完访谈，都有点疲惫，而年近八十的吴老则一直 “奉陪到底”。当时正值江南盛夏，上海如同火炉，访谈是在中欧图书馆的一个阅读角进行的，因为图书馆的空调是中央空调，所以，阅读角的气温比较高，摄像师多次提醒我注意老人的健康，倒是吴老反过来安慰我，表示“没有问题”。
对于吴敬琏的这次长篇口述访谈，给予了我很大的信心，我相信，这份资料的价值将在日后一再地呈现出来
——它对于中国改革史的研究以及商学院教学，都是无比珍贵的第一手最真实的影像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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