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在经济学方法论这一章是这么说的：

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之间的混淆是不可避免的。在几乎每一个人看来，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与其自身是极为攸关的，而且是困于他们自己的经历与能力的范围之内；这一现象便是不断的广泛的分歧的根源，并成了频繁立法的契机。那些自许为“专家”的人们意见迟异，而且我们很难保证他们都是毫无偏见的。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即使这些“专家”们几乎一口同声而且毫无偏见，我们也很难完全不加考虑地接受他们的观点。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而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与应该做什么及如何取得某一既定目标等问题密切相关的。门外汉与专家一样，都在无一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为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并当这些实证结论的规范性含义——或所谓的这些实证结论的规范性含义——不合他们的口味时就否定这些实证结论。

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正如凯恩斯所说，它要解决的是“什么是”，而不是“什么应该是”一类的问题。它的任务是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这个一般化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发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以正确的预测。这一体系的运行状况可以通过它所取得的预测与实际情况相比的精确度、覆盖率及一致性等指标来加以考察。简而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当然，经济学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调查研究者本身就是被调查研究的事物的一部分。与自然科学相比，调查研究者与被调查研究的事物之间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上述事实在使社会科学家得到了一系列自然科学家无法得到的数据的同时，也使社会科学家在实现客观性的目标上遇到了特有的困难，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这两类科学之间的根本差异之所在。

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及经济学的技术也不可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任何政策结论都不可避免地要基于对采取某一种而不是另外一种行动将产生的影响所作的预测，而预测则必须明确或不明确地基于实证经济学。当然。在政策结论与实证经济结论之间并不存在着—一对应的关系；如果有的话，那么则不必另外再创立一门规范经济学了。两个不同的个体可能在对某一个别立法的结果问题上意见一致。但其中的一个可能认为这些结果有利于平衡，进而拥护这项立法；而另外一个却可能认为这些结果是不合意的,进而反对这项立法。

性及关税的合意性等问题的各种不同看法，都是以实证分析中的一些密切关税的分歧为依据的。人们对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预测，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人们在工业部门中政府的全面控制的合意性及必要性，甚至在社会主义（而不是私人企业）的合意性及必要性等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而且关于这一方面问题的事例举不胜举。当然，我的这一主张——即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具有如上所述的性质——其本身就是一种“实证”阐述，它的正确与否还有待于经验证据的检验。

如果这一主张是合理的，那么它意味着。人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较少地取决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而更多地是取决于这样一种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它所得出的结论不仅而且值得受到广泛的赞同。它还意味着：对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加以严格的区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贡献，即这一区分促进了人们在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

实证经济学解释经济运行时从客观事实本身出发，力求说明和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为什么并借以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而不对事物的好坏善恶作出评价。

规范经济学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提出行为标准，作出应当与不应当的评价，阐述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标准

如“人们的收入差距大一点好些还是小一点好些”属于规范经济学的命题，因为不同的人因立场伦理道德观点不同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类似于经济现象是什么，现状如何，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如选择了某方案后果如何等问题就属于实证经济学的问题

规范经济学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应该是什么” 应然ought to be

实证经济学不讲价值判断，是什么 实然 只描述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