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沆是北宋初年的宰相，有着高超的施政能力，为当时士大夫的楷模。他经常读《论语》，有人问起他，他说：“我当宰相，就以‘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为目标，但还是有差距。孔夫子的话，足使我终身受益。”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是孔子的原话，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节约开支；二是爱护百姓；三是让百姓有规律的耕种和休息。我们主要讨论第一点“节用”，毕竟“爱人”这个标准比较模糊，任何政客都能说一番冠冕堂皇的大话、假话和鬼话，不在我们分析之列。


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时期，皇帝的勤俭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兴衰，为什么？生产力落后，生产资料有限，物资只能在皇帝和百姓之间分配。如果皇帝取得少，老百姓就拿得多，生活就好一些；如果皇帝穷奢极欲，那么老百姓掌握的物资就少，生活就很艰辛。所以说很大程度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决定于皇帝对奢侈品的偏好。


到了现代社会，物质资料变得丰富起来，需求拉动经济的思想深入人心，难道不需要“节用”了么？仍然需要，因为“节用”针对的是政府，政府需要节约不必要的开支。需求拉动经济的涵义是让公众分享经济的增量，而不是让政府独享其中的利益。1995年，我国（财政收入/GDP）的比例为10.3%，2008年此比例上升为20.4%，说明政府获得的物资占比提高了两倍。而最终消费占GDP的比例从1995年的40%下滑到36%，说明公众生活改善的速度没有跟上GDP增长的速度。


对于财政开销增大以及消费占比下降，政府的理由是：中国当前处于城市化和重工业化的时期，需要储蓄拉动投资，储蓄的增多必然导致消费的减少。这个理由很充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据统计，2007年我国政府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9%，美国为9%，欧洲为5%，而日本仅占4%。这些年我国GDP每年增长不到10%，但税收和行政开支的增长速度却是百分之二三十，显得极不正常，地方政府还拥有数额庞大且缺乏监督的卖地款等预算外开支。豪华办公楼、公务豪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几项所耗费用就十分巨大。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我国城市建设的成本全球最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私人企业制造的产品全球最廉价，而政府制造的产品怎么全球最贵呢？这其中原因已是公开的秘密，层层转包、层层克扣，最终成本当然高了。可这个钱谁出？纳税人。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对我说过：中国最黑暗的两个产业，一个是房产开发，另一个是城市基建。中国当前的许多公共品（主要是铁路、公路等城市建设）已经逐渐到位，使用效率递减，可政府还是想开工，居心何在？最受争议的是沪杭磁悬浮项目。沪杭之间现已经有动车组在运营，加上在建中的高速铁路已能基本满足沪杭之间的客运需求，磁悬浮项目有重复建设之嫌；再者，高铁建成后沪杭之间需要48分钟，磁悬浮列车预计需要38分钟，仅仅为节约10分钟时间花四百亿元是否值得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还有一个不吸引人们注意力的盲点，那就是政府可以通过商业银行融资。政府通过中央银行融资不是怪事，通过商业银行融资就是“中国特色“了。中国的商业银行名义上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可实际上各大银行的高管的任命权在中央手里，当政府向银行借钱时，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乌纱。2009年的地方政府融资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政府开支扩大加剧了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为什么？低收入者在纳税时并不享有明显的优惠（就算拿到的救助金也少得可怜），而政府开支扩大的最大受益者就是政府官员和红顶商人。这种扭曲的财政政策的结果是中国的基尼系数（用于衡量贫富悬殊的指数）不断扩大。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近两年不断上升，实际已超过了0.5，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近来频发的群体事件、自焚、学校惨案，体现了贫富悬殊、官民矛盾、政府威望尽失等深层次因素。


古今虽有异，可一些大原则却是相通的。节约政府开支、避免重复建设不仅在生产力落后的封建时代适用，就是在当今社会也适用。有时候在想，是什么导致目前的一切？我不是唯制度论者，就算是独裁政府，也有很优秀的管理者。我们的制度不健全，但不能因此为托辞就不追问管理者的责任。可肉食者鄙，谁又能远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