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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张五常 经济解释 第三卷 第一章 相关部分节选

第五节：高斯定律的三个版本

高斯定律有三个版本。

第一是上节提到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从科学方法的角度看，这算是一个定律（theorem），而我认为是正确的。然而，严格地说，这定律不是高斯始创的。远在十九世纪后期，新古典经济学就有了交易定律（Theorem of Exchange），不完善，我在卷一第七章作了修改。但那传统的交易定律不仅不完善，而且忽略了交易必需的局限条件。高斯定律这第一个版本的重要贡献，是把传统的交易定律加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局限：权利谁属要有界定，私有产权是也。

另一方面，这高斯定律版本，与一九二四年奈特提出的差不多完全相同。我在本章第二节谈及，奈特响应庇古的公路使用时，指出如果公路是私产，公路的业主会收费出售公路的使用权利。没有私产就不会有市场交易，奈特是说得清楚的。不幸的是，除了很少数的经济学者，奈特的大文不受重视。要是当年庇古反驳奈特，吵起来，跟参与者众，新制度经济学会早出三十多年，而我们今天的所知也会大为不同了。这可见在科学上一个模范学派（paradigm）的兴起，要讲环境，要讲时势，也要讲一点运程。

究竟「私产」为何物，我要到下一章才详述。这里先要指出的，是凡可以在市场转让或交易的物品或资产，皆私产也。中国自一九八○年开始的重要改革，曾经有不少言论反对私产，赞成市场，其中的矛盾在奈特与高斯的思维下是显而易见的。政治上的需要，有私产性质的可以不称作「私产」。今天在国内市场交易大行其道，不管称作什么，市场交易的物品或资产大致上都合乎私产的性质。

第二个版本也可从《联邦传播委员会》文中见到，那就是在种麦与停车的混乱例子中，若权利被界定为私产，市场的交易可使土地用作种麦，或用作停车，再没有混乱，土地的使用是按价高者得。高斯定律的第二个版本于是说，有了明确的权利界定，在市场交易下资产的使用会导致最高的资产价值。

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这第二个版本算不上是定律，因为我们无从以之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什么才是最高的资产价值只有天晓得。严格来说，这版本是套套逻辑（tautology）。从卷二第四章第三节可见，每个人都不断地在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如果所有的局限条件被引进分析，柏拉图情况是一定会达到的。局限转变了，资产的价值当然会跟变：局限下降产值会提升。这样，资产的价值，就算是局限过高而下降至零，也永远是最高的。

虽然这第二个版本是套套逻辑，但我自己要得到高斯的提点与德姆塞斯的阐释才看得出来。套套逻辑本身没有解释现象的功能，但有时可以提供一个重要的角度看世界。我从这角度学得不少。是这角度使我知道要解释人的行为，主要是调查真实世界的局限条件，而又要把有关的与无关的分开。后者，我在上述的卷二的章节中分析自助餐时说过了。

第三个高斯定律的版本，是今天大名鼎鼎的高斯定律。这版本又被称为不变定律（Invariance Theorem）。不在高斯一九五九年发表的《联邦传播委员会》文内，而是见于他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后者是二十世纪经济学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

话说高斯于一九六○年的春天在戴维德之家大辩论后，成竹在胸，回到维珍尼亚大学就立刻动笔写《社会成本问题》。文稿当然交给戴维德的学报发表，每年只出一期，高斯要赶在六○年那期刊出。他写好一节就寄一节给戴维德——该文是一节一节独立地写，一节一节地寄出。这样，节与节之间就没有一般文章那样有连贯性了。我提出上述的奇特投稿方式，是希望读者有机会拜读高斯六○年的大文时，要自己把节与节连贯起来。不然的话可能失之毫厘，谬以千里。高斯是一流写手，但那是五十多页的长文，好些人看了首两节的五、六页就不再读下去。读者也要注意该文的英语题目是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Problem是「问题」或「困难」，不是答案。很不幸，一般读者读该文，以为高斯是提供了社会成本（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的答案。

这里要补加一个有趣的闲话。高斯赶呀赶的，一节一节地寄出，殊不知戴老漠不关心，绝不紧张。后来戴老告诉我：「高斯要在六○年那期发表，我就同意是六○年。要是高斯的大文要两年才写好，我就等两年才出版六○年那期算了。」当时戴老的学报是有稿酬的。我问戴老：「该文你给高斯的稿酬是多少？」他响应道：「当时学报的规定，是以每页算固定的稿酬。要是没有这规定，我会将所有的钱送给他！」是的，学术也有识英雄、重英雄这回事。

那所谓「不变定律」，是从六○年文内的畜牧与种植的例子推出来的。有相连的甲乙两块地，甲地用作养牛，乙地用作种麦。甲地的牛群跑到乙地吃麦，吃得胖胖的，但不付费，在边际上牛肉的增值一定会低于麦的损害，而麦的损害是社会成本的一部分。这样，社会成本（养牛的成本加麦的损害），就会高于私人成本（养牛的成本）。二者有分离，无效率，传统之见是政府要抽养牛者的税。

高斯问：牛吃麦的权利谁属？他先假设麦是种植者的私产，未经许可牛群不能侵犯。这样，如果所有交易费用是零，牛群吃麦若能使牛的增值在边际上高于麦的损害，养牛者就会出一个价给种麦者，让牛吃麦去也。种麦者乐于收费而让牛群吃麦，直至麦的损害在边际上与牛群的增值相等。维护产权的费用（交易费用）是零，养牛者或种麦者会建造一栏杆，位于麦的损害等于牛的增值的边际界线上。另一方面，在竞争下牛吃麦的收费，在边际上会与麦的损害与牛的增值相同。

这结论不奇怪，奇怪的是高斯跟把权利倒转过来，竟然得到同样的结果。他转过来，假设吃麦的权利是养牛者所有，牛可以大吃特吃，权之所至，种麦者不能反对。这样，在交易费用不存在的情况下，吃麦的损害在边际上若高于牛群的增值，种麦的人就会出价给养牛者约束牛群。在竞争下，种麦的人所出的价是麦的边际损害，而若这价高于牛群吃麦在边际上的增值，养牛者就乐于收价而约束牛群了。栏杆建造的位置，会与种麦者有权禁止牛群吃麦的位置相同。

这就是今天家喻户晓的高斯定律：权利只要明确地界定为私产，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存在，市场就会以交易的方法使麦的损害与牛的增值在边际上相等。畜牧与种植的私人成本也会与社会成本相同。这版本被称为「不变定律」，是因为不管产权谁属，栏杆的位置都是一样，不变。

高斯六○年的鸿文发表后，有些学者吹毛求疵，指出无关重要的错。例如有人说高斯的例子是一个畜牧者对一个种植者，是垄断对垄断的情况。我在上文加上「在竞争下」，说的是邻近有多个类同的农场，大家都可以选择，或出售土地给潜在的竞争者。又例如有人说高斯忽略了财富转移的效果，所以栏杆位置不变不一定对。麦如果是种麦者的私产，他会比较富有，但如果牛吃麦的权利转到养牛者那边去，后者会较富有。这是对的。但有人说因为财富的分配前后不同，较富有的一方喜欢多吃牛，或喜欢多吃麦，栏杆的位置就会有点改变了。吹毛求疵，责之何患无词！

究竟这大名的高斯定律是不是一个定律呢？看来是，其实不是，因为在基础上高斯的逻辑是错了的。他不应该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我们要知道私有产权（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一种制度，市场也是一种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存在是因为有交易费用而起的。如果所有交易费用真的是零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私有产权，不需要有市场交易，栏杆也一定会建在牛的增值与麦的损害的边际相等的位置上。

想想吧，如果交易费用是零，一个免费的仲裁者可以知道每个人的专业生产成本、品味，可以知道土地或任何其它资产的适当用途，可以知道每个工作者的边际产值，也可以知道怎样按边际产值分配，分配些什么，劳力之外的资产租值可以怎样分配而没有人有异议，等等。这样定下来，资产（包括劳力）的使用决定了，分配大家同意了，每个人言而有信，不会反悔，不会偷懒、卸责、欺骗等，约束牛群的栏杆一定是建在上文提出的位置。中央指导与分配神乎其技，不需要有私产，也不需要有市场。这是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可惜这是个乌托邦。

高斯假设有产权界定及有市场交易，与他假设的没有交易费用是有冲突的。三者不能共存。没有交易费用，不会有产权或市场。问题是哪些交易费用会促使私产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存在，或怎样的交易费用可以挽救栏杆的位置？

这个问题我想了十多年才得到答案。真不好意思为人师表。我常对学生说：想不通就要转换角度。说来容易，但自己往往不懂得怎样转。我自一九八一年就知道高斯定律有上述的困难，于是试从交易费用是零加上去，加来加去也加不出答案来。几年前一天晚上，时来运到，我从梦中惊醒，意识到答案要从高的交易费用减下来，因为私产与市场是为了减低交易费用而产生的。这角度一转，只几分钟就知道答案的大概。

且让我从中国大跃进的人民公社的交易费用减下去吧。不是有意挖共产中国的苦，而是人民公社的实例不容易找到类同的。要是交易费用是零，或够低，人民公社大有可为，毛主席当年是忽略了交易费用的考虑。

近于完全没有私产（包括劳力）的人民公社，工作与产品的分配，资源的使用，皆由中央直接或间接地指导。要是所有交易费用（包括讯息费用）是零的话，产权的界定是多此一举的：交换不一定需要市场，以专业生产然后由中央指导交换分配，天衣无缝，根本不需要市场。

问题是在中央主理的情况下，人的自私本质不变。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加起来的交易或制度费用非常高。私产的成因，是让每个人运用自己的讯息，自己「监管」自己，而市场作讯息的传达，物品的成交不用搞政治，或走后门。没有错，市场本身有很多问题，我在卷二的第九章就提到造价与隐瞒讯息的问题，那些因为自私而使私产与市场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但权衡轻重，虽然这后二者的交易费用相当可观，但比起没有私产的情况却是低得多了。

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不错，但有私产是不一定有市场的。在本卷第五章分析企业的合约本质时我会详论这个问题。这里要说的是私产能节省的讯息费用、监管费用、政治费用等非常大，所以在某些政治费用容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有私产。有了私产，市场的运作主要是看订价的费用够低。这些是高斯定律所需要的局限条件了。如果我们要以市场来决定边际之利益与损害相等的「栏杆」位置，我们只要加上交易费用不会影响边际的假设。有些交易费用会影响边际的选择，另一些是不会影响的。

让我在这里提出另一个定律：市场的相对价格不变，不管产权谁属，交易费用不变栏杆的位置不变。这样看，交易费用一定是高于零的。

（《经济解释》之七十一）

第六节：高斯的贡献

不要以为我指出交易费用是零的假设是高斯定律的失误，对高斯有贬意。四十年来我佩服这个人。事实上，没有「交易费用是零」的提点，我不会在一九八一年意识到私产与市场的存在是因为交易费用高于零，从而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不要以为我说高斯「幸运」是贬低了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幸运」是所有重要发现的一个因素。高斯比一般经济学者幸运，因为每有新意，他就锲而不舍、日思夜想地追求。这方面他深深地影响了我。

也不要以为我说五九年的高斯定律的第一个版本──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一个必需的前奏──奈特早于一九二四年说过了，是贬低了高斯。没有错，这句定律，奈特与高斯所说的一样。但高斯所用的角度不同：他重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而这样看是把产权的重心放大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看世界，艾智仁老早就这样看，可惜艾师没有把这角度带到社会成本的问题上去。科学就是这样奇妙。角度略转一下，或多加一个层面，就可能看得很远、很远的。

前文提及，高斯一九六○年的鸿文题目，不是社会成本的答案，而是社会成本的问题或困难。高斯之见，问题的所在是界定私产不容易，而交易费用可以高不可攀。在该长文中，养牛与种麦的有名例子占不到十分之一的篇幅，余下来的大部分是考查侵犯法律（torts）的案例，带读者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高斯说英国没有炸鱼及薯条就不是英国，举出炸鱼的气味引起的官司。一个阳光普照的泳池，给隔邻新建的高楼阻碍了阳光；一个牙医给患者钻牙，其声浪骚扰邻居。这些官司都示范了一些略为不同的层面，而法庭的裁决大致上没有乱来。

高斯指出，不同的侵犯行为有不同的交易费用，而权利的界定若由甲方转到乙方，其交易费用可能会转变。例如我把废物扔到你的后园，你要我赔偿的交易费用会低于我的小女儿的哭声吵醒了你。又例如工厂污染邻居，邻居要工厂赔偿或减产的费用会低于工厂要邻居赔偿而减产的费用。这是因为邻居的人数比较多，要集资赔偿给工厂不容易通过。虽然这些例子不在高斯之文内，但他的例子使我们想到这些问题。

高斯又指出，法庭对侵犯官司的判案，往往反映法官是意识到因为交易费用高而使市场不能处理的困难。法庭不会像市场那样精细，不会考虑边际上的利益与损失，但甲与乙之间的权利划分，哪方面对社会的利益比较大，法庭是考虑的。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含意。市场是一种制度，法庭裁决是另一个制度。有私产，有市场，但侵犯的案件仍时有所闻，反映市场不是那样神通广大。法庭的裁决考虑社会的整体而不考虑边际的益损，是交易费用较低的武断，或依照历史案例裁决。这是说，法庭可以代替市场，也可以协助市场的运作。反对政府干预是不应该反对政府监管的所有事项的。法庭的存在往往是要减低交易费用的结果。

这里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明白，由政府主理的法治不仅重要，而且要搞得有分寸绝不容易。高斯提出的侵犯案例，都是出自有悠久法治传统的英国及美国，而就是在这些先进之邦，错误的裁判并不罕有。在法治这方面中国要急起直追是明显不过的吧。

高斯六○年的大文提出的最重要的一点，不幸地被行内漠视了。他认为市场的物品或资产的交易，不应该从实物的本身看。他建议我们要转换角度，要从权利的约束那方面看物品，而市场的任何物品，交易的是一个约束了的权利的组合。

例如你买一个苹果，买回来的是观看或吃的权利，但你不能把苹果掷到我的脸上，或把吃剩的扔到邻家去。买手枪，其用途的权利约束当然更为严格了。物品或资产的权利组合如果没有约束（delimitation），他人的权利就不能被界定。物品的权利没有约束，其物主可以很富有，而市场的运作会因为权利的约束与界定不够明确而引起混淆。

从权利约束的角度看物品或资产，是正确的。这是产权经济学的一个重点。问题是权利是抽象之物，不容易处理。事实上，高斯建议的以权利角度看物品，与欧洲法律历史对产权（property rights）的看法大有雷同之处。然而，我们今天买苹果就只是买苹果，其使用的权利约束大家不言自明，老早就被法律或风俗、习惯等约束了。

我们不要从对或错，或者从可不可以作科学验证的角度来衡量高斯的贡献。大师的贡献要从启发那方面看，而修改、发展、推广、考证等琐事是我这后一辈的工作了。

于今回顾，高斯给后一辈的启发有三部分。其一是他促使我们注意产权及交易费用这两项局限条件，而若忽略了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解释数之不尽的行为。产权的局限艾智仁的贡献与高斯相若，但高斯的大文石破天惊，有很大的吸引力。交易费用的分析起于高斯之前，然而，他那一九三七年发表的，以交易费用为重点的关于企业的文章，要到六九年我发表了《合约的选择》才受重视。但如果高斯不在六○年之文大事重提交易费用，我不会想到高斯三七年与六○年两文是用上同样的思维。

高斯给我们的第二项启发，是引进了交易费用而给柏拉图情况一个新的阐释。这方面，德姆塞斯的贡献也很重要。后知后觉，我要到一九七四年才推出如果引进所有局限条件，柏拉图情况是一定可以达到的。是的，高斯之后，福利经济学就变得江河日下了。

第三项启发，是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来分析制度。这不是高斯个人的贡献，但他是这发展的一个中坚分子。是本卷的话题，而本章只是环绕高斯定律下笔。

附录：中国农业的反证

本章第一节提及庇古所说的，租耕地的生产效率比不上自耕地，全无实据，与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农业经验有所不符。租耕地效率低的看法是英国的传统，史密斯早在一七七六年就肯定地这样说，庇古只承继传统然后把问题带到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离的话题上去。

传统贬低租耕地，主要不是因为农地不是租耕者所有，而是因为租用的年期不够长。租期不够长，土地的改进，租户与地主的投资等，皆被认为乏善足陈；而劳力的勤奋，也会因为前路茫茫而要打个折扣。中国农业经验的反证，有如下三项有趣的实例。

（一）卜凯教授于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六年间在南京大学发动的农业调查，动员四十人，调查了五万五千多农户，遍于二十二省，其中一个结论是这样的：

「与传统的租农耕耘不及地主自耕的说法相反：以不同的土地使用安排（租耕与自耕）分类，生产效率没有明确的不同……有些地方，租耕农户明显地比地主自耕有较佳的生产效果。」

卜凯算出来的每英亩的产量指数如下：地主自耕，一○○与一○一；租地与自主地合并耕耘，九九与一○一；租地耕耘，一○三与一○四。此外，农地的地价差别，主要是由肥沃不同与地点不同而定；租耕与自耕的地价差别甚小。

（二）一九三五年，《中国经济年鉴》发表了中国租耕地的租约年期的统计数字，我算出来的百分比如下：百分之二十九租约没有固定租期（即每次收成后任何一方均可终止租约）；百分之二十五是年租；百分之二十七的租期是三至十年；百分之八是十至二十年；百分之十一是永久租约。

有上述那样大的租约年期差距，如果短期租约的生产效率是较低的话，会在租金反映出来。然而，根据一九三○、三二及三六年的三次调查，租金的变动与租约的长短年期无关，而一般租期较短的分成（佃农）合约，地主分成所得的租金略高于年期较长的固定租金合约。

（三）庇古的推断，是租耕地的投资比自耕地的为少。中国的实例又是强烈的反证。一九二一至二四及一九三五的两个不同的调查，显示除了房子的价值是自耕地较高之外，其它的耕作投资（包括工具与劳作牲畜）租耕农户与自耕农户大致相同。另一方面，卜凯及其助手的多项调查（一九二一至一九四三），都指出耕作工具与土地投资是租耕合约的重要内容，而地主若多出投资费用，租金会向上调整。那是说，庇古建议的政府要立法干预农作投资，是市场租耕合约的例行项目。想来同期的让庇古大做文章的爱尔兰地主与农民，不会比中国的蠢那么多吧。

（《经济解释》之七十二；卷三第一章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1 11:26:34编辑过]

科斯定理的限制条件太苛刻，只是提供一个参照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