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不免使我思考起我国地方政策、民族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来，试图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出当今中国到底处在何种社会发展阶段，从而才能思考下一步应怎样发展？

据报道，7月13日，广东省政府参事曾添贵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决策咨询会上提出，以后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必须具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逐步把低素质劳动力边缘化，从而控制外来务工人员数量，照顾广东籍失业人员。记得在此之前的广东省“两会”期间，也有身为国际贸易教授的省政协委员提出过此类提案。甚至几年前在北京市的“两会”期间，也有身为国际政治教授的政协委员提出过此类提案。于是，又联想到司法案件跨省执行难的问题，大学生就业中的户籍歧视问题……。也就是说，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其市界、省界竟然如同国界般森严，那些研究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的教授委员们竟然也如此的建言献策。

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伪造民族身分和7月5日新疆令人震惊的骚乱事件，又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现行民族政策的讨论。伪造民族身分是为了骗取高考录取时的“加分”，骚乱时暴徒使用的“武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各民族间刀具管制不同政策的解读，推而广之至生育政策、文化政策……。许多人认为，公民不分种族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这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基础、任何国家的法律准则。任何特殊优待或者优惠，实际上都是民族歧视。国家应平等地对待各族群的个体，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权利。其实，享有特殊优待或者优惠的少数民族，因其持有的特殊身份，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实际竞争力。据此，也可说明我国事实上也还未真正进入民族平等之阶段，故而许多人还要搬出新加坡经验来建言献策。

就中国的外交政策而言，历来坚持的是“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原则。从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胡锦涛提出的“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其基本点，均是强调国际间的“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来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来反对“文明冲突论”；并以对外开放的胸怀，来反对各国的“保护主义”。应该说，这是全球化时代应有的外交理念与务实的外交态度。从把外国的人才、资金、企业、管理引进来，到中国的人才、企业、媒体走出去，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平等互利态度基本反映了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姿态。这也说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与全球化一致的，已经进入了现代化阶段。

如此，就导致产生了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那就是国内政策上的前现代特征与对外政策上的现代化特征并存。这种矛盾现象，对于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形象，显然是十分不利的。试想，“平等互利”“共同繁荣”的外交原则，要靠那些充满了地域、民族歧视的社会状态下成长起来的人员去贯彻实施，岂不是有些滑稽可笑？！正所谓“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些“愤青”们的大量出现，也正是在我们的现实社会里培养出来的成果。就在大家感叹国内那些富起来的出境旅游者在国外的种种不雅表现时，有没有想过，这些不雅表现折射出来的正是我们国内的现实社会状态。

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要自己要尊重自己！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意识的觉醒，得益于当时国民外交活动的开展、国民外交思想的兴起，正如时论所言：“国民不知国家学，则无爱国心；国民不知国际法，则无真爱国心”。一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各种民间经济文化外交活动已渗透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了，倘若果真希望中国向世界展示出应有的大国形象，那就请从我们的对内外政策基本原则一致性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