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德还是利益
“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是对历来欧洲国家外交政策的精辟总结。但美国人不这么想，欧洲人民第一次认识到美国的外交思想是通过巴黎和会中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威尔逊倡导道德式外交，谴责金元外交，旨在建立一个更适合人居住、安全民主的世界。他的这种利他主义、理想主义在唯利益为上的西方首脑们看来是滑稽可笑的，也因此导致了他的失败。
这是美国人的民主观念第一次受到挫折。
    欧洲几百年蕴藏的财富使得它在经历一战后依然可以霸占国际舞台，它对美国没有如今的惟之马首是瞻、言听计从，它依然奉行着遵守了几百年的地缘均势政策，一战后欧洲的总体形势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得到缓解。
    法国出于自身战略生存空间考虑，当然是要坚决遏制德国的，通过和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压制德国和苏联；英国虽与法国同为战胜国，但为了自己的利益，仍采取传统的均势政策，扶德抑法便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德国落入纳粹之手后，有赖于李斯特的历史民族主义，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准备重新瓜分殖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不久的苏联急需稳定的局面发展经济，与德国签订了合约以图自保。欧洲领导人不断的合约签订掩盖了欧洲均势的不稳定，欧洲这座火山已经蓄势待发，积累越久，爆发出的能量也必将震惊世人。
    由于比一战更加惨烈的二战，欧洲耗尽了人力物力，再也没有能力占据世界政治舞台领导者地位了，美国终于得以第一强国的身份主导欧洲。二十多年前的美国在国际上分量虽然很重，但欧洲与之可算是平起平坐，二十多年后的美国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借助两次战争美国的工业军事力量得以强劲发展，社会累积了巨大的财富，而欧洲的财富已经化为灰烬，地位今非昔比了。
地位平等的两个人，当一方向另一方推荐与之相反的理念时，对方必然会嗤之以鼻，不加考虑。换成两个地位不平等的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后，领导者就可以随意将自己的理念加在被领导者之上了。
因此，这次美国人的民主观念胜过了欧洲的地缘均势，加入北约的西欧国家走进了民主国家之列。
在这时，就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了：美国一直意图在欧洲推行民主政策的动机何在？人类所有行为的动机可以归纳为两点：道德和利益。动机是行为的原因，目的是行为理想的结果，好的动机不一定达到好的结果，坏的动机也不一定达到坏的结果，现在暂不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结果如何，需要分析的是她作出这些政策的动机。
人类行为学是一门很复杂至今也还存在疑问的学科，单个人的行为就已经如此难以捉摸，更何况由众多个体行为组成的国家行为。所以，可想而知，国家行为是不可能存在纯道德和纯利益行为的，问题的根本在于究竟是道德大于利益还是利益大于道德。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反驳葛德文人类完成可能性理论时，写道，“人类的罪恶及道德上的弱点，大体上说，是不能够克服的。”[4]首先，这是说人自身不可能完全消除自己心中的恶欲，人类自身局部的改良不能得出人可以无限制的改良。他继续批驳葛德文试图利用整个社会中以仁爱心取代自爱心的社会制度时，又写道，“没有一个一般自然发展，不会生出部分的恶，至少在我们看来是如此。”[5]言外之意就是，这世上不存在一种制度是可以完全消除人心中的恶欲的。因此，人的恶欲是不能消除的，不管是从改善人自身出发还是从改善社会制度出发。
所以，我们是必然不会相信美国彻底的道德外交。
但是，马尔萨斯虽然如是说了，他也只是针对全人类来说，他不否认社会中存在一些道德素质相当高的人。美国的开国国父们被认为算得上是这一类人，虽然他们也有些瑕疵，例如杰斐逊总统对奴隶制的言行不一，但小瑕疵掩盖不了他们自身优越的品质，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就是，“金无赤足，人无完人”。
如果将主导美国社会的人群分为两个阶层的话，政客集团和利益集团的划分法比较恰当：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典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那群人，他们的自爱心很强，同时他们也有着参差不齐的仁爱心；政客集团一方面需要利益集团的资金支持，所以不可避免会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服务，这可谓是政客们的经济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也秉承着美国国父们制定并一点一点发展的政治文化。
于是，分析美国对外政策中道德动机和利益动机孰轻孰重就可以看成究竟是政治文化主导经济文化还是经济文化主导政治文化了。
当前在中国和美国都爆发了一股“美国阴谋论”潮流，在中国，这方面的书籍要数宋鸿兵的《货币战争》影响力最为巨大；在美国，有由约翰铂金斯通过亲身经历所写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诸如此类的书籍数不胜数，但无外乎都是想说明一点：这个世界是由一小撮精英分子控制着。
鼓吹阴谋论的学者们也许是真的这么认为，也许只是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但不管是何种态度，他们必然都夸大了。但空穴来风，经济学理论界早已在对宣传自由主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形成了制度经济学，这一学派用客观的事实证明了社会中的垄断控制现象。
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在其著作《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来论证美国经济市场中出现了意图控制市场的计划体制，计划体制是企业中专家组合追求保护性目标和建设性目标的必然结果，为了保持这种结果，专家组合会与ZF官僚机构形成共生关系，官僚机构会尽力完成专家组合的目标。
跨国公司的成立正是计划体制内专家组合努力的结果，在与拥有相同计划体制的发达国家打交道时，它们会相互尊重该国内专家组合的地位。但在与还处于计划体制处级阶段或是市场体制的不发达国家打交道时，它们会将造成国内不平衡的计划体制复制到这些国家中，建立可以控制该国政治和经济的垄断地位，最终造成国家间的不平衡。
铂金斯的《自白》一书充分证明了美国跨国公司是存在控制目标国家的意图的，公司借助美国ZF的力量强行打开目标国家的国门，抢占对方的优质资源，垄断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种种经济手段控制该国的经济，最终控制该国ZF。
种种迹象均表明了美国ZF在为经济集团服务，但不能依此就断定美国的经济文化主导了政治文化，很重要的一点，不能忽略了政治文化在利用经济文化这样一种可能性。
加尔布雷思得出专家组合与官僚机构之间共生关系的这一结论是很少引起争论的，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此种共生并不是意味着控制，在跨国公司方面尤其如此。跨国公司控制了目标国家的经济以后，会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播到该国，要求该国实施自由的市场经济，以便自己的计划体制可以轻易地控制、剥削自由市场体制。这时，经济基础的自由主义必然会要求政治建筑的自由民主，美国的政治集团在通过经济集团控制了目标国家的ZF后，也会开始实现自己的政治文化，即，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
此时，美国ZF与利益集团获得了双赢：利益集团通过美国ZF获得了它自始自终都在追求的财富和地位；美国ZF则完成了民主旗帜的传播，而且也获得了利益集团的各方面支持。这种局面，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的局面了。
因为意图用武力手段传播民主旗帜的干预主义在21世纪极易引起国际上的谴责，且本国人民对于战争经常抱着徘徊的态度，ZF不会冒着丢失主政职位的风险轻易发动一场对外战争。但迂回的经济控制就不一样了，此种措施不仅罕为人知不易察觉，且不会引起本国人民的不满，最主要的还是目标国家ZF的心甘情愿。
因此，在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的动机时永远也不能忽略美国人对自身民主体制的优越感，以及她为传播民主的矢志不渝。不否认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获得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但往往就是这些利益让他人看不清最终目的：不管是孤立主义还是干预主义的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旗帜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而且，在全球国家实行民主制度也并不阻碍美国建立霸权地位，在不丧失军事主导地位时可以保证政治地位，计划体制的跨国公司也会如同在美国国内一样在全球建立经济垄断地位，且只有在民主国家，跨国公司才无需依靠政治手段而自由进入该国，这样，全球的民主化是更有利于美国的霸权统治的。
于是，可以下一个结论：经济文化与政治文化，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扮演的不是孰轻孰重的角色，而是相互利用的共生关系。美国政治文化表面上对经济文化的服从只是对利用经济文化的一种掩饰，在此种掩饰下，美国的政治文化极难被发现。道德与利益即是此理。

三、利还是弊
美国对外政策的动机已经有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是从经济角度得出，但它是适合于美国各个方面的对外政策的。而且这些政策的结果也得知了一部分，那就是美国必然是受益国，她不会刻意制定对本国没有好处甚至是会带来消极影响的政策。
但是政策影响的并不是只有美国，对外政策会对目标国家产生直接影响，也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间接影响。下面要分析的就是对外政策对目标国家的直接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带来的利弊。
利弊的分析和上面道德与利益分析有很大相似之处，同样都可以知道美国的对外政策对他国是利弊均有的，存在争论的也是二者之间究竟孰轻孰重。但利弊之争不像道德与利益一样不好衡量，因为后者是主观因素，而前者是可以用客观事物来评判的，对于它的定量相比就要容易些。
既然是利弊是可以客观衡量的，那为什么还会产生争论呢？因为利弊是由主观的人来衡量的，不同的人由于分析的信息、角度、深度不同，对利弊的看法也就不同了。不过，只要找出了容易让他人信服的证据，利弊的争论是比较容易消除的。如果要精确地定量利弊，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但若只是要说明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还是有可能的。
以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为例，通常的看法是停留在美国觊觎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角度上。在下面，将抛开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道德因素，从一个纯利益的角度分析，假使就算是美国觊觎伊拉克的石油资源，那么这场战争对伊拉克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汤因比在写《历史研究》一书时，他不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叙述型的历史研究，他是从文明的角度来展开整部鸿篇巨著的，对于文明的发展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安逸对于文明来说是有害的[6]。只有接受了适度刺激的社会才得以发展，那些要么接受较小刺激要么接受较大刺激的社会都趋于消失了。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刺激、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刺激显然对于文明的进步对于社会的发展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相信不存在争论。
人类心中的恶欲是不会容许那些落后文明国家的存在的，而人类的恶欲又不能消除，所以，不要对那些声称人人平等、财富均分的理想社会抱有幻想，这种社会只会阻碍人类前进的脚步。在美洲大陆被发现时，一场原始社会文明和工业社会文明的碰撞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如果有人说向往回归大自然的小农生活，那么印第安人的下场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警告。
人类向前发展与其说是各种民族和国家之间互相竞争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存在于人类中间的自然准则——自私决定的。即使如葛德文所说的整个社会中人都以仁爱心取代了自爱心，马尔萨斯从人口数量与食物之间的矛盾分析也得出了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即使出现了，也只是昙花一现。因此，不可磨灭的人类自私性决定了人类的文明是永远也不会停止前进的步伐的。一个安逸的社会、追求无为而治的社会、试图消除人与人之间竞争的社会，无疑因为害怕困难而消除了人类自身的刺激，文明必然会趋于停滞直到消失。
现在知道了刺激对国家的发展来说是必要的，接下来要分析的就是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是否属于适度的刺激。
人类在进入21世纪后，文明已经取得了高度的发展，人类的理性思维在文明的熏陶下越来越占据人类行为中枢的主导地位。民族、国家意识普遍得到加强，全球国家由二战前的50多个增加到如今的190多个，吞并一个国家、消灭一个民族的战争行为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局部地区还存在某些冲突，但整体还是处于和平的局面。
人类文明取得的这些成就可以让我们充分相信：伊拉克这个国家不会灭亡，伊拉克人民不会灭绝，伊拉克文明也不会消失。和平、理性高度发展的国际环境决定一个国家不会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相反，还会有助于文明的重建。
从这一国际宏观角度出发，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是适度的刺激，不仅美国人不会让伊拉克文明消失，全世界所有人都不会让这种情形出现。适度的刺激虽然是有必要的，但以战争的形式对处于21世纪的伊拉克是否显得合适宜呢？
众所周知，伊拉克国内实行的是由萨达姆统治的独裁主义，它不仅威胁着邻国的安全，而且本该为人民服务的ZF被用来压迫、剥削本国民众。在萨达姆统治期间，他入侵了弱小的邻国科威特、发动了两伊战争、不服从联合国的决定、意欲与美国抗衡等等，这些行为最终将本国拖进了与世界第一强国之间的战争深渊。在萨达姆被捕后，他向美国特工承认，他是为了不让伊朗看到自己的软弱，而且不相信美国会公然向他开战，由此才有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些资料在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总统自传中有提到。
伊拉克是古代孕育了两河文明——苏美尔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这片古老的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强大的帝国，如古巴比伦帝国、阿卡德帝国、亚述帝国、新巴比伦帝国，以及希罗多德记载的希波战争的主角——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波斯帝国。步入近代，有我们熟悉的大马士革的倭马亚哈里发王朝、巴格达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当然，在波斯帝国后，伊拉克大部分年代都是处于被外来国家统治的时期，但是，纵观它的统治历史，它一直是被它自己发明的独裁主义统治着。有如伊斯兰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一样，伊拉克幸存至今的独裁主义也是土生土长的。
在经受了由独裁主义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后，大多数国家痛定思痛，抛弃了集权主义，不再将国家的命运交在一个人的手中，民主制度由于独裁主义的恶劣后果得以让全世界看到它的优越性，世界政治局势也一下由独裁主义占优势转变为民主主义占优势的局面。这种局面在苏联解体后进一步扩大，民主主义摧枯拉朽般摧毁了独裁主义，独裁主义仅仅得以在落后的非洲国家及少数几个中东国家苟延残喘。
无疑，21世纪的世界不再有滋养独裁主义的润土。马克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经过三次科技革命后的21世纪，独裁主义显然不能适应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反而还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提高，独裁主义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独裁主义过渡到民主主义有两种方式：武装革命和自身改革。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环境决定不同国家必然采取不同的过渡方式。英国借助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由君主制缓慢过渡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最终的议会民主制，它属于依靠自身力量进行改革的例子。日本、德国、意大利等轴心国被同盟国打败后，独裁主义被消灭，建立了民主主义，这是借助武装革命的例子。
中国的封建制度历经两千年而不倒，倘若没有西方国家的武力侵略，有理由相信接替清王朝的将是换汤不换药的另一个封建王朝。从促进人类进步的角度上讲，中国应该感谢西方国家帮助其摧毁了腐朽的封建制度，虽然她经历了一百年的屈辱历史，但正如汤因比笔下的归隐与复出，中国这一百年的归隐是为了日后更强大的复出做准备，今天，中国人也看到了中国复出的希望。
伊拉克也是此理，它具有丰厚历史底蕴的独裁主义在不借助外来力量的帮助下是很难由本国人民摧毁的，北非国家利比亚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显然，如果没有北约国家的军事、资金支持，反对派不可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因此，以战争的形式摧毁伊拉克国内的独裁统治是针对该国国情来说较为适宜的刺激，从最坏的角度讲，伊拉克将经历中国那屈辱的百年磨难。
而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比如今伊拉克要更为严峻的形势，在由独裁者控制的诸多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时，当时的国际环境非但不为难此种行为，反而有包容甚至助长的趋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凭借中国悠久文化的凝聚力、凭借有志之士的觉醒、凭借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奋发，中国承受住了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刺激，此种刺激所带来的创造力——独立自主——至今也没有消失，正是这份创造力才有了新中国成立的动力，才有了中国恢复强国梦的自信，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所带来的刺激下，中国也将继续保持并发展这份创造力。
“多难兴邦”，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指望一帆风顺地生存发展下去，必要的、适度的刺激也许会带来短暂的悲痛与穷困，但只要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在刺激下发现了创造力，当前的间歇期是未来强大国家的归隐时期，当前的国家是未来强大国家脱茧而出的蛹体。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选择苟延残喘、继续维持不合时宜且落伍的腐朽政体建筑，还是选择推到这座腐朽建筑，建立一个容光焕发、充满勃勃生机的新型政体建筑，是关系到本国人民命运的至关重要的抉择。
其实，大自然已经给了提示。秃鹰有着锐利的嘴喙与锋利的爪子，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它的尖嘴喙会越来越长，长得让它无法去叮啄猎物，它的爪子之间会长出厚厚的肉蹼，把爪子都连在一起，让它无法去抓捕猎物。没有食物就要死亡，这是不变的法则，对它而言，死亡好像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它却做出了可以让人类震惊的选择：它把自己的嘴喙在坚硬的岩石上反复地叮啄，折断长的部分，直到恢复以前的锐利；用嘴喙把爪子之间的肉蹼啄烂，虽然血肉模糊，痛入骨髓。这个过程足足要持续一个多月，然后它们获得新生，如同往昔一样在天空里骄傲飞翔。
痛苦、伟大、新生的过程，个人、民族、国家难道不应该一样吗？
而且，当前伊拉克状态的恶劣程度也远没有媒体所宣传的那么糟糕，广大的小农村和城镇是比较太平的，出乱子的也只是那几个大的中心城市，尤其是向巴格达和巴士拉那样的中心大城市。伊拉克人民普遍对推翻了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是欢迎的，不满的是当前社会的权利真空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这些动荡部分是因为伊拉克国内教派冲突造成的，但大部分却都是国外恐怖主义分子故意所为。
很多人都只是在看到了战争对伊拉克坏的一面后就一致地谴责美国一意孤行发动战争的行为，大众应该学会辩证地看待事物，不能否认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好的一面，我们没有看到这好的一面，只是因为我们的思维习惯上被束缚在短期中，我们对长期的利益往往置之不顾。
“前人种树，后人纳凉。”世人都能明白其中的意蕴，但自私的人类却很难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珍惜自然资源，留给后人生存的机会，但却很难做到自己承受一生的痛苦只为换来后人一世或几世的幸福。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一代人的任务也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前人的成果、世人的努力、后人的希望，这都是国家存在并得以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中国如今的成就如果没有革命先烈们的英勇牺牲，没有改革派的大胆探索，中国人还能够奢望吗？
于是，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长期来说，伊拉克战争对伊拉克的利是远大于弊的，这里所谓的长期不是理论中看不到尽头的遥远未来，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短则数十年长则几百年，利就会逐渐呈现出来。
但是会存在一个疑惑：伊拉克人民能否发现创造力。首先，不论是否出现创造力，伊拉克都不会出现历史中接受刺激国家独自承受的局面；其次，作为一个世界最早文明的诞生地，伊拉克提供了历史底蕴。所以，有理由相信伊拉克人民会发现创造力。
结束了对伊拉克例子的分析，还不能轻易因此就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利弊下一个统一的结论，仔细斟酌，就会发现不能把对每一个美国对外政策分析所得的结论套在其他政策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些政策各自独有的特征。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上文针对伊拉克战争分析的作用。
上文分析最主要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全局的思维方式，劝导大众能够更全面地分析利弊，只有分析清了利弊，才能根据本国形式作出最符合本国利益的对策，在国与国之间的博弈中，尤其是当对手始终坚持着不变的策略时，更应该看清利弊，找出应对策略，实现最理想的博弈结果——双赢。如果不承认战争带给伊拉克的利，那么一旦国际上均反对美国出兵，伊拉克的独裁也许就还会存在，至于是多久，无人得知，但这种局面不是未来的伊拉克人民所希望看到的。

结论
全文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式、动机和利弊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其中介绍了对外政策方式的起源与改变，动机分析让我们清楚了这些政策的具体本质，这对接下来要进行的利弊分析有着莫大的好处，“知己知彼”方能看清利弊。后文的利弊分析虽没有下一个概括性的结论，但提供了进行利弊分析的方法，更恰当地说，应该是提供了一种准确衡量利弊的思维模式。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国家，都有必要重新审视一直以来抱持的排外准则，任何主观、具有局限的应对策略都有碍于本国获得更大的利益，换上一种更为全面的思维模式，或许就会改变某些国家原本已经做出的应对策略，应该相信，这必然是博弈中的一种策略改进，必然是更符合本国利益的一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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