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美学生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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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2010-06-03

中国留美学生的前世今生

来源：《同舟共进》2010年第5期作者：田方萌

　　3年前我第一次到纽约游玩，友人带我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10多所名校中，哥大与中国的渊源最为深远，顾维钧、徐志摩、胡适之、潘光旦等民国名流都曾在此求学。在该校的东亚图书馆，几位前贤飘忽的身影似乎浮现眼前。学业之余，我不时翻看资料，追寻他们的足迹。

　　1909年，庚子赔款项目启动，自此中国开始向美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大略说来，一个世纪中，中国先后出现了3次留美潮——民国年间的战乱一代，改革时期的开放一代，以及进入新世纪的崛起一代。因为中美社会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巨变，这三代留学生的心路历程也就迥然有异。

　　从仰视到平视

　　从曼哈顿岛南端乘船，不一会儿，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便出现在视线中。头一次看到这尊雕像时，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

　　同样游历美国，一个世纪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心态并不轻松。1904年，31岁的梁启超访问美国东西岸几大城市后，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不用任何统计数字，梁启超仅凭观光印象，就深刻感受到从边缘到中心的世界体系层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0年后中国重开国门，知识精英们又重新经历了梁氏在世界体系中的爬升过程。上世纪80、90年代，对于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境遇无非两种：坐稳了的美籍华人，或欲做美籍华人而不得。《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唱道：“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用不着再问“观止也未”，纽约就是这代留美学生“朝圣之旅”的终点。

　　在这两次留美大潮中，中国学生受到的文化冲击首先来自异域的物质生活。习惯了西方的生活方式后，他们一回国便觉得“惨不忍睹”。其次，文化差异也震撼着留美学生的观念世界，他们惊叹：“人也可以这么活着!”更关键的是，美国的社会体制的确展现出更为民主和自由的一面。据说当年一位老留学生40多岁才读完博士，尽管一直找不到工作，仍不愿意回国，原因之一就是他不愿再同国内某些官僚机构打交道。

　　时光荏苒，新世纪的留美学生已感受不到如此强烈的文化冲击了。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仍高于中国同龄人，不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那些跨国公司的打工仔在纽约和上海的生活质量差别其实并不分明。我在曼哈顿走访过一些年轻的华裔职业人士，他们的蜗居状态几乎和国内没有两样。这种情形下，美国已不见得是当代大学生的最佳人生选择。一位80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就曾对我不无自嘲地谈到：“我们当时除了美国别无选择。现在我叫侄儿来这边，人家还不来呢。”

　　改革开放伊始，有人将“出国热”比作“胜利大逃亡”。国人相信只要从世界体系的底层出逃，就能很快实现小康生活，年轻人为了出国几乎不择手段。而对于崛起一代，今天留学或许只是为了获得良好的教育。在国外毕业之后，他们还有很多选择——可以留下，可以回去，也可以继续游历世界。美国的教育市场虽然称冠全球，但其就业市场不见得仍是外国学生的首选。在崛起一代眼中，中国和美国的距离正在迅速缩小，不论在纽约的北京人还是在北京的纽约人，都觉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平坦了。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1931年，中国官员吉鸿昌到美国考察，因为不堪当地对华人的歧视，愤而在胸前挂出一块牌子，上面用英文写着“我是中国人”。

　　吉鸿昌要求尊严的表现在那个年代并不过分。当时美国种族主义横行，排华法案对华人移民施加苛刻限制，即使中国的精英人物来访，也不得不忍受入境官员的欺侮。一些心理敏感的留美学生，如闻一多，毕生都对美国抱有不良印象。正是因为在异国痛感落后和屈辱，这代人产生了强烈的文化认同和救国情怀。考虑到当时中美两国的发展差距，相比于改革开放时期的留学生，民国知识分子受到的心理刺激应当更大。然而，后者在精神上并未矮化中华文化：梁启超一直对中国复兴持有乐观的看法;潘光旦对基督教抱批判态度;胡适等人虽颇有西化倾向，对老祖宗的成就也不妄自菲薄。

　　然而，80年代来美的知识精英则丧失了文化上的自信。他们大多将中国的落后看作文化的失败，既然落后的文化难以改变，中国也就不可能进行成功的改革。开放一代出国前大都受过“文革”和官僚体制的折磨，对中国的恶劣印象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一位后来在华府某思想库就职，对中国的前景十分悲观，尽管美国兴起了“汉语热”，他也不教自己的孩子中文。

　　与此对照，崛起一代在相对富足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没有上辈人爱恨交织的家国情结。年轻人不满于网络管制，可并不觉得中国就是地狱;他们称赞言论自由，也不觉得美国就是天堂。他们是政治上“脱敏”的一代，关心国家大事，可不太在乎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判断，却不为此耿耿于怀。最近流行的网络歌曲《妈呀，中国》就体现了这种心态：“只希望你更好，原谅我有时乱说话;儿女发点牢骚，当妈的根本不用怕。”在精神层面，崛起一代重新拾起了国人丧失已久的文化自信，这不是因为他们对东西方文化有多么了解，而是因为他们在北京上海的生活和在纽约伦敦的体验并没有多大差异。一位美国观察家指出，美国输出的文化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才具有影响力。可就在年轻人那里，美国文化的影响如今也在衰退。

　　与上两辈人相比，新世纪的留美学生心态颇为轻松。他们不像战乱一代怀着沉重的救国使命，也不像开放一代变成美国公民才算大功告成，他们只希望闯荡世界，实现自己的人生规划。由于四处游走，崛起一代对中美两国的认同感都不是特别强烈。如果国内有发展机会，他们自然乐意作“海龟”;如果形势不妙，他们也可以扭头再赴美国。如果说战乱一代必须做中国人，开放一代恨不得不做中国人，崛起一代则并不需要迫切回答类似的问题。当然，中国的国际形象影响着东道国如何对待海外侨民，因此留美学生特别在意中国以平等姿态进行国际交往。当外国媒体对华报道有所偏差，甚至有意歪曲时，他们自然群起而攻之。可事件过后，他们依然会跑到美国大使馆办理续签手续。

　　去留之间与现代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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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lmanning

2010-6-3 20:12:27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回忆道，“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于是，这位最早取得美国学位的留学生，成为近代史上第一位海归。

　　自清末以来，留美学生的去留就成了个人和国家都十分关切的问题。从国家政策的视角看，我们必须回到容闳最早提出的目标，即通过留学实现中国的全面现代化。1902年，梁启超写下《敬告留学生诸君》一文，指明了中国留学生的“天职”——别国学生只要学习专业知识就可以了，中国学生还担负着振兴民族的使命。后来，胡适更高调地主张“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浅而言之，则留学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留学之政策，必以不留学为目的。”

　　民国年间，尽管时局动荡，海归们还是开创了一番新局面，不少人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归国潮接着留学潮，一直持续到建国初。其后长达40多年的冷战期间，留美学生报国无门，甚至根本没有选择的机会，可谓出国时难回亦难。开放一代留学生原本有可能大批回国服务，却受到80年代末那场风波的影响而滞留海外。考虑到当时的官僚体制，他们即使回国也很难尽展其才。我在香港读书时认识一位80年代留美的老前辈，他本打算一毕业就回国推动改革事业，结果却在海外漂泊了10多年，言语间颇为伤感。

　　据美国学者费恩的估算，在世纪之交的前后十来年，八九成的中国留美博士生都留在了该国。我们自然应当尊重每个人对居住地的选择，毕竟人们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上世纪90年代初期，有多少留学生会为了每月五六百元回国教书，而放弃年薪5 万美元的美国教授职位?今天则不一样了。李开复2009年来哥大讲演，甚至告诉海学外子，再不回国创业就会优势尽失。

　　许多留美学生迟迟不肯回国，恐怕还有更深层的顾虑。我在中国学生联谊会上曾碰到一位大陆来的软件工程师。他听说我是学公共政策的，先向我抱怨了一通国内贪腐之风如何严重，官僚之风如何恶劣，拜金之风如何盛行，然后说中国看来没希望了。我当时心想：都像你这样呆在美国发牢骚，国内的风气能好转吗?一方面，海归回国后的确会遇到不如意的情况，这是工作单位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留学生对国家的责任，就在于改善国内的现状，如果中国事事俱佳，何必要你留学?钱宁也说：“就留学本来的意义来说，留学生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变化，而不是等待中国的变化。”新世纪的留美学生喜欢自称“寄托(GRE和托福)一代”，若仅以洋文凭为目的，毕业后即失寄托，这实在是境界不高的表现。志存高远之人，当以国是为重。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端是义和团式的仇视与妖魔化，另一端是《河殇》式的仰视与神化。好在新一代留美学生已能以平常心看待美国。在全球化时代，崛起一代对国家的认同感相对薄弱，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民族意识，笔者乐见未来他们为中国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