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新科委员李稻葵教授最近就中国利率以及中国的总体经济形势发表了看法。他警告说,
中国经济正面临过热风险,或正处于过热边缘;他说,中国调整存款利率的条件基本成熟,应小幅提高存款利率。
虽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是中国决策层的顾问机构,李稻葵的这些看法肯定有机会“上达天听”,但不是我非要说丧气话,李教授的观点恐怕难以得到决策层的认同。首先,中国经济面临的过热风险和二次探底风险究竟哪个更大,从温家宝总理近日的一系列讲话中,我们不难揣知决策层更为强调的是后者。温总理在东京发表讲话时说,中国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为时尚早。他说,
世界经济仍然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因此要做好“二次探底”的准备。虽然温家宝同一天也曾表态说,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心,但他却并未对此展开论述,反而话锋一转说,国际主权债务风险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对外贸易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仍须时日。这两个不利因素更有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而非通胀失控。
经济过热风险和二次探底风险到底哪个更大,客观地说,这是个尚无定论的问题,李稻葵提出他的观点自然有其理由,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的哈继铭等经济学家则从
5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的下滑中看出了中国经济的寒意。他们在研究报告中认为,一系列内外部因素正导致中国经济面临显著放缓压力,因此呼吁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灵活掌握节奏,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对中国决策者而言,虽然这两派的观点都有其道理,但如果从政治考量出发,他们难免会更倾向于呼应哈继铭一派的看法。原因很简单,从国际上看,人民币汇率问题是中国领导人绕也绕不过的一道坎,本月晚些时候在多伦多举行的
G20领导人峰会上,中国搞不好会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联手压人民币升值的困境。如果中国明确将反通货膨胀列为自己的第一要务,那将更难有理由反驳他国要人民币升值的要求,因为人民币升值显然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
也正是由于这层政治原因,从常理判断,中国在人民币升值前不会启动加息进程,而现在也显然不是人民币升值的理想时机。人民币升值和加息都有紧缩经济的作用,如果在人民币升值前加息,有可能导致热钱以更大规模流入中国,从而给人民币造成更大的升值压力,假如这时政府顶不住压力被迫让人民币升值,则很有可能出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反之,如果先让人民币升值,假如幅度拿捏得当,则同样可以起到给经济降温的作用,这时也许就没有加息的必要了,自然也可以免去因加息而吸引新一波热钱的涌入。当然,李稻葵的原话是“
中国调整存款利率的条件基本成熟……目前没有调整贷款利率的迫切要求”,但只上调存款利率而不上调贷款利率,这样一来吸引热钱的效果产生了,抑制经济过热的效果却难以充分发挥,情况岂不更糟?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理解李稻葵的意思:他说,中国目前的实际存款利率为负数,上调存款利率以保护储户利益可以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表面上看,此举既能稳定通胀预期又不致产生过强的紧缩效应,似乎是一个两全之策,但仔细品味便不难发现,这一做法除了降低国有银行的利润外,对于解决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起不到什么实质作用,而这也是李稻葵观点难以得到决策层呼应的国内因素。政府为刺激经济而大规模透支老百姓的购房能力,已使房价问题超出了经济范畴,成为了一个攸关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从目前形势看,只要房价不稳定下来,
政府就不得不继续推出楼市新政来给房价降温,这些政策手段对于降低通胀预期的效果要远比上调存款利率来得直接而显著,政府犯不着搭上国有银行的利润而走弯路。在
中国一系列银行都在等着大规模融资之际,出台一个会显著降低银行利润却对解决迫切经济问题帮助不大的措施,似乎不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抉择。
综上所述,李稻葵认为经济面临过热风险、应上调存款利率的观点虽然在学术上未必站不住脚,但政府决策层决定是否呼应一种学术观点时会首先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教授这些学术观点未免书呆子气重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