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天通苑的一间平房民居内，10岁的沈阳和往常一样，下午一放学就匆忙回家，帮着父母清点白天收回来的废品。沈阳是昌平区东小口镇半截塔村利民学校四年级学生，虽然出生于北京，但由于没有北京户籍，难以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过去的3年，他随着父母流动，先后换过3所打工子弟学校。　　对于懂事的沈阳来说，几乎没有回过河南老家的记忆，他的脑子里只有北京、被父母送回老家读高中的哥哥，以及房前屋后堆积如山的废品。


　　“我不知道，过几年我会不会像哥哥一样被送回老家读高中。其实我对老家一点都不了解。我也不知道，如果我将来考不上大学，会不会和哥哥一起回到北京，跟着父母一起收废品……”沈阳说，现在他根本没办法安心学习，因为，害怕将来有一天父母会带着他们弟兄俩，举家离开北京。


　　在北京，像沈阳这样的孩子有不少。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中打工子弟呈倍数增长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由1996年的3000多万人，增至目前的2.26亿人。在这个庞大群体背后，目前有2000万以上的打工子弟跟随父母进城。在北京，学龄阶段打工子弟由1997年的6.6万人，增至目前的40余万人。


　　在进城务工趋势日益凸显的当下，这些流动在城市里的打工人员为城市发展付出心力的同时，他们的子女究竟享受着怎样的义务教育？尤其在北京这样一个拥有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教育资源丰富但并不平衡的城市，打工子弟的教育状况究竟如何？


　　围绕这些问题，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和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对北京7个区和陕西省9个国家级贫困县（包括紫阳、山阳、佳县、柞水等）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对比调查和干预试验。


　　5516名学生的学业较量

　　同样的标准化数学测试题，5类样本学生中，西部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学生表现最差，其次是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表现最好的是，在北京市接受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其平均得分甚至比在这些公立学校就读的北京市户籍学生略高。  


　　2008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张林秀、刘承芳、罗仁福等研究者经过3个多月的多方查证，整理并统计出一份有着200多所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名单。在此基础上，调研组从中随机抽取了全市7个区的23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展开调查，包括智泉学校、利民学校等。为了便于比较分析，调研组同时还随机抽取并调查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附近的昌平区天通苑、海淀区肖家河、海淀区田村等4所接受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以及陕西省9个国家级贫困县70所留守儿童相对集中的农村小学。


　　就读于3种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究竟在学业上有没有差异？差异在哪？调研组在3类学校的四年级学生中随机抽取了5516人作为调查样本，进行统一的标准化数学测试，并根据样本性质不同，将他们分成5组：在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931人，占总样本数的17%；在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周边的公立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268人，占5%；在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周边的公立学校就读的北京市户籍儿童159人，占3%；在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就读的留守儿童579人，占10%；在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就读的非留守儿童3579人，占65%。


　　测试结果显示：满分为100分的同一套标准化数学测试题，5类样本学生中，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的两类学生表现最差，其中非留守儿童平均得分为64.4分，留守儿童为64.8分。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平均得分68.6分。相比之下，表现最好的是在北京市接受打工子弟的公立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平均得分为80.3分，比在这些公立学校就读的有北京市户口的学生平均分高3分。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打工子弟如果能进入他们居住地附近的公立学校学习，其学业成绩将不会落后甚至好于那些有北京市户籍的孩子呢？关于这个疑问，研究者们目前尚未给定一个最终答案，只留下了一种可能性的猜想。


　　面对测试结果中的大量数据，研究者不断追问：在与北京市域内不同类型学生的数学成绩较量中，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生长环境特殊，其测试平均分远远低于在流入地公立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但为何仍然略高于陕西9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的孩子呢？


　　为了寻找答案，研究者对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和陕西的样本学生及家长进行了访谈式调查。结果，超过八成受访家长表示，他们是把基础相对较好的孩子带进城入学，学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孩子基本都留在农村老家。而且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后，研究者发现，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学业基础和家庭背景，略好于在西部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中有留级经历的学生占33%，而在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就读的学生中留级生占43%。


　　那么，剔除北京市户籍学生，在这轮标准化数学测试的学业成绩较量中，为什么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与在公立学校就读的打工子弟之间会出现近12分的差距？差距背后，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


办学条件制约学生发展？


　　在随机抽样调查的23所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53%的学校自建校以来至少搬迁过一次，有的甚至搬迁过4次；17%的学校没有操场；小学生师比平均为25∶1，比西部国家级贫困县农村16∶1的生师比要高出56%。在这些学校的教师中，有17%甚至没有教师资格，48%学历在大专以下。  

　　通过对众多个案的对比分析，研究者们最终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学校之间的校际资源差异上。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就读于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所享受的软、硬件教育资源，在某些方面甚至远不及陕西9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村小学。

　　基本办学条件的缺乏，是大多数民办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困惑。在调查的23所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52%的学校在北京市已经办了至少10年，53%的学校自建校以来至少搬迁过一次，有的甚至搬迁过4次。55%的学校没有学生阅览室，而在陕西被调查的9个国家级贫困县70所农村小学中，这一比例只有40%。17%的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没有操场，这远远高于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8%的比例。约20%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校舍和操场，是由出租的平房或厂房改造而来，存在不少安全隐患。即便如此，就校舍使用年限而言，被调查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学楼平均年龄为12.5年，比陕西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小学平均年龄为8.8年的教学楼更为陈旧。


　　与硬件设施的情况类似。调查发现，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师资条件与当前社会普遍追求的“上好学”要求，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调查数据显示，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有17%的在岗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与列入调查的陕西9个国家级贫困县的70所农村小学教师队伍对比，目前被调查的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教师受教育程度相对更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48%的教师学历在大专以下，甚至有52%的教师不超过高中文化程度，而陕西样本学校大专以下学历的教师只有32%，不超过高中文化程度的只占样本学校教师总数的22%。


　　就生师比而言，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生师比平均为25∶1，比陕西样本学校的16∶1高出56个百分点。在教师所承担的日常教学任务上，北京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平均每位教师每周要上28节课，而在陕西农村小学一般是21节。就教师队伍的收入水平而言，目前北京市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待遇相对更低，78%的打工子弟学校教师月均工资不足1000元，而且超过80%的打工子弟学校寒暑假不给教师发放工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进城务工的父母虽然普遍倾向于把学业基础相对较好的孩子带进城求学，但是，打工子弟学校软、硬件设施等办学条件的缺乏，以及进城务工家庭相对窘困的经济状况，使不少打工子弟的学业并没有获得进一步发展，一些孩子的成绩甚至比过去在农村就读时更差。即便有的孩子目前学习成绩不错，但在家庭经济困难和孩子将来无法在京参加高考的双重压力之下，有些家长干脆将孩子送回老家入学。


　　北京昌平区北七家镇智泉学校五年级学生周旋，1999年在河南信阳老家出生3个月后，就随着父母来到北京。来京后，由于母亲一直没有工作，一家人的生计几乎全部依靠父亲收售旧家具挣来的钱维持，每个月扣除房租和生活费后，只剩下不足1000元。周旋还有一个6岁的弟弟，目前在智泉学校上学前班。虽然周旋是班上排名前三的尖子生，但是，随着姐弟俩将先后面临上中学、小学，周旋的父亲感觉家庭经济状况就像一根已经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因而，父母尽可能节省家庭开支，从未给周旋买过学习机、复读机等学习辅助工具，就连家里的电脑也是从旧货市场上回收来的。


　　即便全家省吃俭用，考虑到就读北京的中学需要支付高昂的学费和借读费，父亲还是打算，等周旋小学毕业，就将她送回河南老家的封闭式学校就读初中。但是，与回到遥远的河南老家相比，周旋更喜欢留在父母身边读书，哪怕生活漂泊不定。因为在周旋心里，北京才是她唯一的家。周旋说，除了春节偶尔回老家住过几天，她和弟弟出生至今一直生活在北京，并不习惯老家的生活。


　　实际上，像周旋这样的孩子，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里为数不少。无论是他们的家长还是他们自己，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开始谋划小学毕业后的就学问题。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现实，会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心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无法预知。那么，在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的国家政策在操作层面尚不明朗的背景下，对于目前仍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孩子，有没有比较好的途径和方式有效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能否找回输掉的12分？


　　在3个月里，学生“一帮一”结对子激励干预活动使被帮助学生的学业成绩，比干预前提高了0.14个标准差（相当于满分为100分的测试提高了3分左右），而帮助方的孩子，在帮助后进生的同时，自己的学业成绩也有小幅提高。  


　　为了寻找一种能在短期内改善打工子弟学习能力的可行性办法，REAP的研究者决定对被调查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学生进行一种随机干预试验。试验之前，研究者对限制打工子弟学生学业发展的外在因素展开了专项调查，以提高试验结果的可信度。


　　2009年9月初，研究者从前期整理的200多所北京市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名单中随机抽取24所展开调查。其中包括周旋所在的智泉学校。调查涉及88个班级的近4500名学生。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的个人信息、家庭特征、学校基本情况和教师信息，同时还对被访谈学生的学业表现进行了标准化测试。


　　调查结果显示出该群体如下共性特征：由于打工子弟家庭普遍不富裕，即便他们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也基本上得不到任何校外辅导；他们的父母长年累月忙于生计，很少有时间关心孩子学习，部分家长即使偶尔有空余时间，但因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在辅导孩子学习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一般放学较早，这些孩子缺少学习伙伴，同学之间和师生之间缺少必要的课外学习交流时间。


　　针对这个群体的特征，REAP联合几家长期关爱打工子弟教育的社会团体，对样本学生中的后进生同时启动了“一帮一”结对子激励式活动和挑战自我激励活动。在实施“一帮一”结对子激励活动时，REAP的研究者对此前举行的标准化测试成绩进行排序，周旋等排在前10名的孩子，被安排为“一帮一”结对子活动的帮助方。然后，研究者在排名倒数20名的孩子中，随机抽取10个孩子作为被帮助方，其他未被列入被帮助方的10个孩子作为活动的对照组学生，用于对照和检测干预活动的最终效果。


　　与此同时，在实施挑战自我激励活动时，研究者仍然将此前获得的标准化测试成绩进行排序，并在排名倒数20名的孩子中，随机抽取10个孩子参与挑战自我激励活动。同样，未参与活动的其他10个孩子，也被安排为对照组学生，用以评估该项干预活动的效果。在开展该项目活动中，研究者事先告知参与试验的孩子如果成绩有所进步，就能获得相应的奖励，然后，让这些孩子利用各自现有的资源条件，激发自己的学习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


　　分组工作完成后，2009年9月中旬起，参与“一帮一”结对子活动的孩子利用课外时间互帮互助，形成学习伙伴。整个干预活动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干预活动结束后，对于学习成绩提高最快的前3个（组）孩子（“一帮一”结对子活动中，被帮助方的学业表现为考核标准）获得“挑战成功奖”，REAP分别给他们颁发奖励证书和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2010年1月，干预活动结束。REAP的研究者再次对参与活动的孩子进行了标准化学业测试，同时收集干预实施过程中的相关信息。两项干预活动的最终评估结果表明：在3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学生“一帮一”结对子激励活动显著改善了后进生的学业表现；“一帮一”结对子活动中，被帮助方学生的学习成绩比试验前提高了0.14个标准差（相当于满分为100分的测试提高了3分左右），而帮助方的孩子，并没有出现活动启动前研究者所担心的情况——学业成绩受到影响，反而在帮助后进学生的同时，自己的学业成绩也有小幅提高。


　　例如，昌平区北七家镇智泉学校五年级学生周旋参与“一帮一”结对子活动后，与同班同学赵大爽结为“一帮一”学习对子。试验的3个多月里，周旋作为帮助方，利用课余时间帮助赵大爽解决了许多学习上的困难。最后，两人不仅共同获得了“一帮一”结对子活动的二等奖，获得了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颁发的奖状以及事先承诺的奖金，而且周旋本人上学期期末的学业成绩仍然位居班级前三名。


　　然而，与“一帮一”结对子活动相比，评估结果显示，单纯的挑战自我激励在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让教育公平的暖阳普照打工子弟

　　过去30多年，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且随着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城市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仅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间，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0倍。

　　可以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数亿农民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北京市统计资料显示，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贡献率约10%。但是，因传统户籍管理等制度限制，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没有消化吸收他们，他们生活在城市却难以与城市居民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实际上他们成了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之上的第三元。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今后较长时期内，包括子女教育问题在内的农民工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为，第一代农民工还可以成为城市居民或还原为农民，但第二代农民工由于从小生在城市、成长在城市、在城市接受教育，他们已经难以还原为农民。即使他们在农村还有一块土地，但土地对他们来说已毫无意义。也就是说，第二代农民工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而且，现在第三代“农民工”已经开始成长，并先后进入学龄阶段。

　　据全国妇联2008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约5800万，城市流动儿童2000万。可见，在农民工大举奔向城市、工业腹地就业的同时，城市如何张开手臂，接纳这个庞大群体的子女进城就学，让每个孩子都有尊严地活在城市，既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无法回避的必然命题，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重大挑战。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依然是世界各国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铁律”。REAP成员、美国斯坦福大学发展经济学教授Scott Rozelle认为，按国际通行标准，工业化初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过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40%左右。依据中国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目标测算，未来10年，大约还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毫无疑问，城市能否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衣、食、住、行以及子女教育问题，既关系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关系城市自身发展，以及城镇化战略的顺利实施。近几年连续出现的“用工荒”、“民工荒”现象，都已提出了警示。问题的关键是，当前通过何种方式改革传统的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


　　通过对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对比研究，Scott Rozelle教授认为，未来中国，像服装生产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的生产都将通过计算机完成，这就迫切需要中国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具备电脑、数学和英语等基础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今天的农民工子女学业发展问题，是关系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一个长远问题。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林秀认为，虽然国家早在2001年明确提出“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一些地区也作了许多尝试，但当前一些制度瓶颈尚未清除。由于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论国家还是流入地政府仍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方式，尽快改善打工子弟的就学状况，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让每个随父母流入城市的孩子都能有尊严地生活、学习，为中国经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预备足够的、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报记者 柯进）《中国教育报》2010年5月19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