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体制外的“舞蹈”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张梦薇         体制外生存的窘境并不仅仅是资金的短缺，更为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稳定性得不到保证。         学科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现已有6000多门。但过细的学科分支也带来了学术研究“碎片化”的现象。         20世纪初期，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研究，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跨学科研究逐渐由自发向自觉阶段迈进，相关知识得以重新整合。尽管跨学科研究受到普遍认可，但其内部还存有不少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跨学科乱象：“学术联姻”还是“学科殖民”？         20世纪80年代，跨学科研究开始在中国兴起，并受到国内专家学者的青睐，许多新兴学科的发展都可以看到跨学科研究的身影。从新兴学科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纷纷与经济学“联姻”的教育经济学、媒介经济学等。尽管跨学科研究风声水起，但是不同学者对它的理解却并不一致，而且跨学科研究的路径也不尽相同。全国高校交叉科学研究联合中心主任刘仲林告诉记者，目前的跨学科研究种类繁多，某些高校甚至有几十个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这些研究中心有的是“虚体”机构，没有成员和办公地点，仅仅挂一块牌子；有的虽为实体机构，但发展状况也各不相同。         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部长罗卫东表示，目前的跨学科研究有些只停留在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概念这一层面，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少数甚至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炒作。若这种做法“大行其道”，跨学科研究最终只能成为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另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就是“学科本位主义”。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各学科可能潜藏着以本学科为中心的“暗流”，并将本学科的东西强加于其他学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冯钢认为，每个学科都想当“帝国主义”、都想“包打天下”，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学科殖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         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分歧，跨学科研究存在的合法性也饱受争议。在跨学科研究发展的短短几十年里，被质疑的声音一直不断。以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学者，对跨学科研究持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既有的科层制的学科设计，使得跨学科研究要么置身于某一学科之中，要么被分裂于不同的学科之间。尽管跨学科研究扩大了这一学科的研究范围，但也使研究领域进一步细化，并不能达到跨学科研究的目的。再加上研究者为了从学科制度中获得资源和利益，也会努力使自己的研究领域制度化，这进一步加深了学科之间的壁垒。         和沃勒斯坦的观点相同，冯钢也认为，目前传统的学科制度使得跨学科研究“不可能实现”。在他看来，要实现跨学科研究，跨学科教育必须先行，打破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从本科或硕士阶段就进行跨学科培养，这样或许才有跨学科研究的可能。         而一些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们显然并不认同这些批评。罗卫东教授承认学科批判在扬弃学科弊端上带给人们很大的启发。但他也表示，批判的观点毕竟不能代替学科建设和新理论的兴起。         在南京大学设立的近百个跨学科研究中心，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研究人员，这些人所作的研究各不相同，对跨学科研究的某些理解也有差异，但都对跨学科研究抱有较强的认同感。一位学者甚至表示，从事跨学科研究就是他余生的所有学术工作了。 “二元对立”还是“独步天下”？         尽管备受争议，但跨学科研究的整合优势依然十分明显。分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到底是“二元对立”还是“独步天下”呢？         沃勒斯坦认为，学科制度将社会科学的整体人为地割裂开来，并导致了学科间壁垒的出现，因此应该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就这一点来看，沃勒斯坦否定了学科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冯钢进而认为，如果说学科制度本身是错误的话，那么由此衍生出来的各个学科分支就都是“错误的产品”。他的观点是，要进行跨学科研究，就必须首先承认人为的学科划分是错误的，并取消学科制的研究范式。         罗卫东和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叶航对“学科制度错误论”并不认同。叶航指出，跨学科和学科根本就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跨学科研究也不是对学科制度的对抗，单独的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研究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实际上，二者完全而且应该共存。         叶航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为了解决学科中的问题而存在的，它只是学科制度的一种补充，不能和学科制并驾齐驱，更不可能将其取而代之。         罗卫东指出，不论是跨学科还是超学科，研究者首先必须接受专业的科学训练，否则不可能进行学术研究。而这种科学训练就是通过传统学科制的专业分工来完成的。他指出，学科之所以出现，并划分得越来越细，是有现实需求的，并非“无中生有”。所以，不能凭空地怀疑一个学科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跨学科研究是理论偏好极强的一门研究，没有经过硕士以上学科专业训练的人是无法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叶航对这一看法也比较认同。他表示，真正的跨学科研究必须是在受过严格的学科训练，且对本学科不太满意的团体中进行，就像桑塔费学派一样，他们首先是在学科体制内获得认可的一群人，再从各个学科出发，汇聚一堂，共同还原世界的本相。         刘仲林认为跨学科研究应与分学科研究共存发展。但是，与叶航的观点不同，他认为跨学科研究并非学科研究的补充，相反，二者的关系应是平等的。他用“T”字型来比喻二者的关系，“T”字型中的“横”代表跨学科研究，指研究的广度；“竖”代表各学科研究，指学术研究的深度，事物通过横竖的双向发展来达到“矩阵稳固状态”。         他还特别指出，目前研究跨学科规律的“跨学科学”已经出现，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科。这也说明，未来学科的发展只能细化，不可能消亡。 跨学科研究困境：体制外的“舞蹈”         跨学科研究首先面临的就是资金问题。跨学科研究因为涉及多个学科，研究成果自然也是交叉的。而目前的科研体制是按照单学科的模式设计的，因此，跨学科研究在申请国家经费时，成果不容易被认可，也很难申请到经费资助。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几次无功而返后，他们放弃了“唐吉诃德式的努力”，选择在体制外生存。         体制外生存的窘境并不仅仅是资金的短缺，更为重要的是，跨学科研究团队的稳定性得不到保证。由于传统学科分类没有跨学科研究这一项，所以研究必须挂靠在其他院系，没有教师编制，也没有招生资质。因此，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很大。而跨学科研究的特点还要求必须有一支高素质且稳定的团队人员，如何消弭这两方面的矛盾是目前让跨学科研究者头痛的难题。         为了招贤纳才，叶航曾主动出击，到学生中间办讲座，组建兴趣小组，吸引学生进入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但是由于跨学科研究理论性很强，且不能带来实质性的好处，本科生和硕士生关心的是加入进来后能否找到好的工作，博士生则关心能否在国内一流期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想法在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都难以保证。因此，跨学科研究中心人员流动性非常大，尤其是学生毕业后，大部分人员都流失掉了。         与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遇到的问题一样，南京大学人文社科高级研究中心也遇到了人员流动快、资金困难的瓶颈。该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心采用兼职和专职学者交叉的方式解决人员流动问题，兼职学者中有一年期的，也有三年期的。研究问题的设置常常因为这些学者的流动而更改。至于资金，也主要是通过学校拨款和研究中心教师动用“个人关系”来获得。         刘仲林将跨学科研究遭遇到的这些问题归结于体制障碍，跨学科研究在体制内没有名正言顺的位置，且国家层面上的激励缺位，才会存在上述问题。他曾经看到过一组统计资料，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多半是职称、职位已经解决了的学者，这类研究人员有精力和财力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青年学者往往有心无力。他建议在现有的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下加大对跨学科研究的资助。但他也指出，学者的能力仅限于为政策的制定提出建议，至于如何推进体制的变动，必须靠决策部门合力推动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