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造假缘于教育体制的问题。造假的学者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有情非得已的苦衷。其实原因很简单，要不是学校要求讲师、副教授、教授必须每年分别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本专著，才能保住教职、晋升职称、拿到相应的工资奖金，才能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拿到研究课题及经费，许多学者为什么非要昧着良心造假呢？

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多学者参与学术造假而且屡禁不止呢？有评论者认为，学术造假是学者的道德出了问题，学者们缺乏自律；同时，对造假者处罚的力度不够，也缺乏他律。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学者们都严格要求自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的良心，造假问题从源头上就消除了。但是，对学者们做这样的要求，似乎也有些不合理。实际上，可以说，造假的学者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害者，他们也有情非得已的苦衷。
其实原因很简单，要不是学校要求讲师、副教授、教授必须每年分别发表多少篇论文、出版多少本专著，才能保住教职、晋升职称、拿到相应的工资奖金，才能取得更高的学术地位、拿到研究课题及经费，许多学者为什么非要昧着良心造假呢？
据了解，一位学者学问做得挺好的，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但就是因为没有申报成功研究课题、为学校增加收入，同时也没有发表足够篇数的论文，就被解聘回家了。如果这位学者能够早作“准备”，发表若干篇论文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不愿意作这样的“努力”，也就只好对不起了。
在中国大陆的高校，不仅仅教授如此，教授的研究生也是如此。由于学校规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有资格申请学位，所以研究生们不得不东拼西凑出文章，然后再花钱买版面去发表。现在学术打假者一般都瞧不上研究生一级的“小”学者，而更多关注教授之类的“大”学者，要是有人去打研究生论文的假，可能一竿子打倒一片。
就葛剑雄爆料的大学校长抄博士论文事件来看，抄论文当然是不对的，但原因首先在于他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为制度规定没有博士学位就不能当博导，而大学校长都当不了博导，学术地位上不去，不光没有面子，在博导成堆的大学里，日子也不好混。所以，许多大学校长、副校长，年纪一大把了还不得不去考博士。
应当说，既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培养的是学者，要求学者能够发表论文、发表研究成果，这并没有错。但之所以较多出现造假现象，是因为制度设计者把考核学者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主要的考核手段了。
比如说，一些高校要求副教授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五篇论文、出版三本专著，才可以申报教授职称；所主持的研究课题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和最终研究成果，否则课题不能结题，课题费就不能全部到位。问题在于，只考核数量而不是质量，这不仅仅是给造假者提供空间，而且实际上几乎就是引导学者造假。
为什么要把学者学术水平的考核放在其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上呢？据说这是因为数量考核很容易操作，而质量考核很难操作。比如说一篇论文的水平高还是不高，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与其让评审者争论不休，不如回避了事。再加上改革开放初期评职称主要是照顾老同志，因为许多人不是没有成果，而是被“文革”耽误了，不要说质量，能有个数量就不错了。所以数量至上也是历史形成的。
其实，考核质量操作起来并不难。比如说，无论是晋升职称、申请学位，还是课题结题，都可以采取论文答辩的方式来考核阶段性和最终研究成果的水平，而不论其是否发表。比如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之前，可以按照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要求，举行若干次小型的论文答辩会，能够通过答辩，即表明其水平已经达到相应的程度。这样一来，不仅研究必须到位，更重要的是，造假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了。
进一步深究的话，人们还会追问:为什么许多人非要死乞白赖拿什么学位、晋升什么职称呢？原因也简单，之所以有些人即使明知不是货真价实的，也要拿一个职称、拿一个学位，就是因为社会许多方面并不在乎它们是否真实，只要有就管用。
比如说，一些单位对社会各方面公开选拔官员，常常是不管什么职位，规定的门槛就是博士学位、教授职称，虽然博士学位、教授职称本身并不代表智慧和能力，而很可能是造假得来的，但没有这些“劳什子”，就没有机会进门。一些单位选拔后备官员，选什么人呢？首先进入视野的就是高学历、高职称的人。大学本身也是这样的，在它们的宣传广告上肯定要写上该校拥有多少名院士、多少名教授、多少名博士。在许多人看来，学位、职称这些身外之物，就是比人自身更重要。
因此，要改变中国大陆学术造假的不良风气，一方面要对学者专家呼唤道德良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改革用人制度，把真才实学放在选拔人才的第一位，而不是把学位、职称放在第一位，从而引导全社会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不是尊重学位、尊重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