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府要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以解决日趋严峻的公平问题的时候，主流媒体几乎同时开始刊登一篇源自全国总工会官员的一个报告，该报告引摘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的分析称，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自1983年的56.5%持续下降到2005年的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全总近期公布的一项调查还显示，23.4%的职工5年未增加工资。
该新闻报告出炉的时机让人联想到想当年每逢某个运动前夕《人民日报》总是会适时有评论文章出台的历史。
这种历史习惯一直在延续着，就像之前开始对房地产的调控之前新华社连发六篇檄文声讨高房价一样。不过，新华社的做法一点也不奇怪也不过分，尽管后来不知为何还要出面辟谣声称并非高层授意。作为一个政党的政治宣传阵地与口舌，那完全是属于本分之举。
让张部长来说这番话，由此营造舆论之势，顺利拉开调整分配格局的大幕，这凸显了全总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者为工人阶级说话的立场和地位。不过，同期发生的佛山本田工厂工人罢工的事情，却多少让全总（至少是地方的工会组织）显得穷于应付和被动了。事件的前前后后都显示出工会组织的缺位或不作为，罢工者甚至要求重建工会，网路媒体上的评论也对工会组织的表现颇有微词。这两件事情叠加起来，真让人玩味不已。
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是：为何是到2005年的数据而不是截止到2009年？现在2010年已经要过半了，中国的统计数据会滞后5年之久吗？要知道在当今世界，五年会有多大的变化呀。究竟是05年至今的数据缺乏还是数据与前22年不一致而被“忽略”了？
没有法律规定居民必须将当年收入全部消费掉，也没有法律禁止居民动用以往的储蓄，所以，我们很难预先设定计算出这个“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究竟会是多少。如果实证地去统计，则结果形成的原因如此所述可能是非常复杂的，这取决于居民的消费观念、国家的产业及消费政策、居民以往的积蓄水平，以及当期居民所经历的个人以及社会事件等等。
例如，这个连续二十二年“薪G比”下降的统计结果，完全可以是这样造成的：新生代开放积极的消费观念、国家鼓励甚至贷款支持消费、以往积蓄的动用、婚育高峰孩子成长上学结婚等等。在一个积极的消费观念支撑下，入不敷出甚至借贷负债消费是常见的，这些消费都构成GDP的持续快速增长，以至于速度超过收入增长速度。
所以，把“薪G比”连续多年下降暗喻为调整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依据，牵强。
在马克思主义者所信奉的劳动价值论来说，劳动创造价值，一切价值都是劳动所创造的。同时，公平合理的商品交换又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这样一来，劳动价值论+等价交换，结论就是所有用于形成GDP的居民支付都是居民劳动所得，不存在工资收入占GDP多少比例的问题。
在由十几位“洋和尚”编撰的《现代经济学辞典》（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英）戴维·皮尔斯主编，毕吉耀、谷爱俊译，1992）当中，GDP（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条目是直接被引导到另一个词条“国民收入National income”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学家那里，GDP就是国民收入，GDP的增减也就是国民收入的增减。从这一点上来说，当大家随波逐流声讨政府或者官员具有GDP情结片面追求GDP的时候，是否清楚这就是在声讨“国民收入情结”？难道声讨者希望政府对“国民收入”无动于衷吗？难道政府和官员追求国民收入的增加不合民众意愿吗？
不过，经济学的“国民收入”概念本身是有问题的。“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的可笑性在于，当我们说收入的时候，是指从所说领域的外部向这个领域内的价值流动（在此简化为货币流动），因此，“国民收入”应该是从国民之外的领域向全体国民的货币流入，而不包括国民各阶层之间相互的货币流动。例如，我们说“家庭收入”的时候，一定是指各个家庭成员来自家庭外部的收入之和，而不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货币流动。
当“收入”真正地指有外及内的时候，要知道，对于民众（包括作为居民的厂商个人）来说，其实并不在意于词语上如何称呼他们的收入，只要收入增加，爱叫什么叫什么，来自于利润还是来自于工资都无所谓。如果政府对来自不同渠道的收入（利润）采取有区别的税收政策，则居民一定愿意把所有的收入都命名为纳税较少的那一种。这种取舍选择不过是在利益最大化原则（这可不是只有厂商才遵循的原则，而是所有人都遵循的原则）之下账房先生巧立名目的小把戏。
温总理曾经许愿过“要增加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理解为政府为增加民众收入广开的渠道，而不应该理解为要抑制来自另一种渠道（就业）的收入的增长，但是，当不少人民群众希望通过炒房子炒地皮炒期货炒股票来响应总理的号召，增加自己的财产性收入的时候，这些领域总是受到不断的“宏观调控”，部分居民为谋求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的行为也似乎成了虽不违法但却缺德的不良行径而备受诟病。
不过，前两日《人民日报》披露的一项政策倾向具有和“增加人民群众财产性收入”异曲同工之处，似乎要给即将展开的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定下基调，那就是要国家要培育一批富有的小老板阶层，让小老板们成为中产阶级和社会主流。但是，如果国家真的采取了这项政策，小老板阶层如果真正能够富足起来，那么这群人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绝对是要上升的，不过这恐怕只能是资本报酬的上升而非劳动报酬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如果财产性收入增加了，工资占GDP的比重一定会减少，虽然其绝对数也会增加。
当中国从过去政治挂帅的时代走向金钱挂帅的时代的时候，某些政治门槛“被看不见”了，但却始终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最终成为躲不过的改革门槛。这些隐形门槛在“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的造势当中都显现出来了。
第一道门槛是“阶级”。为了社会的和谐，我们鸵鸟般地看不到民众当中存在的阶级问题，总设计师甚至宣布了阶级已经消灭。实际上，阶级不仅存在，而且还会演变。由于民众并不在乎增加的收入叫什么名目，所以，毋庸置疑，只有纯粹依靠就业的阶层，才会对“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这个酿造了近三十年的“新闻”感到气愤。这个阶层，叫做所谓的“工人阶级”。
而另一个阶层叫做“厂商”，他们对张建国部长提到的二十多年间“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的消息应该感到欢欣鼓舞。
第二道门槛就是“劳动”。大大小小的老板们的自雇佣或者经营活动究竟是不是“劳动”？被讨伐的企业高管们的高薪算不算劳动收入？如果是，则无论居民是日光族还是月光族，还是守财奴，毫无疑问，所支出的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也就是说，GDP当中全是劳动报酬，全是收入，那么再纠缠什么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就没有意义了。那么“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和同时期中国富有阶层的迅速形成是不是矛盾？
如果不是，那问题可就麻烦了，说明我们推行的并不是多劳多得的制度，而是不劳而获而且不劳还逐渐多获的制度了。
现在，这两道门槛叠加在一起了。因为我们说不清什么是“劳动”，所以实际上也说不清什么是“工人阶级”，所以也说不清经营管理者究竟是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也说不清究竟“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是好事还是坏事。附和舆论，只是在表达自己莫名其妙的不满。
与两道“门槛”有点关系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友邦朝鲜。半年前，在朝鲜劳动党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被外界评价为完全失败的金融改革。但是，朝鲜的这次币改，一举使得矿工和农民都成了高薪阶层，变成了商场里高档商品的主要消费者。突飞猛进地提升了“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
其实经济学的方向和目标早就悄然变化了，而非现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将经济学的任务规范为“追求社会公平”，而到了不久前谢世的最后一位经济学全才萨缪尔森这一代经济学家这里，经济学已经成为“追求效率”的技术，公平已经被白纸黑字地放到了一边。诞生了伟大的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现正在引爆欧洲的新一轮金融危机并有可能绞杀欧元，而希腊政府应对债务危机的措施正是把民众收入占GDP的比重降下来，因此正在被享受着民主权利的民众强烈抗议着。
变化是质的，变化前后的经济学是无法合二为一的，经济学不可能再退化到亚里士多德时代。而对分配格局的变革，充其量能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经济学里找点“理论根据”，而现代经济学无能为力，就不要再勉为其难了。经济学里没有分配政策！分配政策源于政治，归于政治。
经济学把这个社会看作是劳动与资本结合的机器，但这两个结合的东西却有着利益冲突，不让劳动得到其应得的报酬，劳动就让你社会动荡；不让资本得到其满意的利润，资本就让你经济瘫痪。可问题是，“应得”或“满意”的尺度何在？谁来裁决？而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在不同利益阶级之间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这不需要任何经济学知识和理论，只需要有一个政治家的道德与良心，以及高超的平衡技巧。要在“动荡”和“瘫痪”之间做出选择，对每一个政府来说都是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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