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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直觉认为,首先还是要将东西方的观点摆出来,两者之间的分歧或许可以称为第一类分歧.双方各自内部分歧是必须要更早地分清楚的,或许可以将这些分歧称为第二类分歧.第一类分歧建立在第二分歧清晰之后,也可能模糊于第二类分歧之中.
我参考了一篇文章《中西传统义利观比较》（巴发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6（4）），想从义利观的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特征是把义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强调义重于利。
首先义是第一位的目标。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义以为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身，义以养其心”，“义之养生，大于利而厚于财也”。
其次，在追求利的同时要以义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先秦儒家主张“见利思义”、“以义取利”的原则，认为“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反对“不义而富”，“放于利而行”。程颐说：“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唯看义当为与不当为”。朱熹说：“圣贤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二程说:“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最后，为了追求已可以放弃一切。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西方近代功利主义的特征是从利益出发，把利益作为道德的基础和判断善恶的准绳。
西方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也是重义轻利。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主张人们抛弃物质享受和感性欲望，去追求普遍的善，从而成为道德上的完人。以德漠克利特为代表的思想家则在肯定幸福、快乐的基础上，强调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
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功利主义的萌芽。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资产阶级新道德。他们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因此过世俗生活，追求感官的享乐和现实的幸福，这是人性的自然要求。他们还把感官享乐作为判断善恶的标准，认为追求快乐和幸福，满足感性欲望的要求即为道德，反之则为不道德。
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提出了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爱尔维修说:“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
19世纪边沁和穆勒最终建立系统的功利主义思想体系。他们跟据对人是快乐还是痛苦的效用来判断道德上的善恶，即能给人带来利益和幸福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善的，反之则是不道德的、恶的，并把这种原则明确地称为功利原则。
春兄，韩教授的那个帖子你看过的，如果如他所言，还有士人价值观和商人价值观的区别，那你说的义利观解释力恐怕不太够了。
很佩服你找资料的功夫，我是真想弄清这个问题，有什么其它的相关资料可以传来看看吗？
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48
偶认为叶老师此文对理解和分析楼主的问题很值得认真看。
| 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 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 |
| 作者：叶坦 (中国经济史论坛于2003-2-24 17:02:25发布) 阅读2267次 |
| 关键词： 义利观；演化；市场经济伦理；建构 摘 要： 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经济伦理的核心。以往似乎存在理论偏差与实践误区，如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是否真的“贵义贱利”？西方经济学自古典学派始是否只讲“利益”？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还是“经济发展”必“道德沦丧”？经济学研究中应否包括伦理内涵？市场经济中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应当如何摆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应当如何建构？如此等等，都成为重要的课题。此项研究运用跨学科方法力图通过资料发掘和实证考辨，梳理中国传统“义利观“以及近现代以来经济伦理观念的时代演化，考察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伦理变迁的历史轨迹，对中西方经济观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就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原则提出一些初步设想。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17 9:43:09编辑过]
谢谢hong老师的资料，很有启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文献，敬请续发，再谢。
可以看看韦伯的经典《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呵呵，估计大家都知道。
《论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义利”观念的时代演化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建构》
经济伦理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概念，其本身就是经济的组成部分，行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都是受一定的利益驱动与伦理观念制约的。中西经济伦理的差异：
1、中国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了整体本位的民族传统意识，将国家财政视为主要经济问题，不重视财富的生产，而强调分配的平均；西方经济以个人财富家计管理为基础，重在财富的来源即生产和交换过程，要求“机会均等”。
2、中国的人本主义是指个人的心性修炼、文化素养，经济伦理以淳俗、忠君、养性为特征；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追求人性的解放，倡导对财富和享乐的追求。
3、中国古代社会中有政府与民争利，甚至直接参与、控制经济活动的传统；西方则以市场经济为近代以来的主要经济形态，经济理论多以自由经济为主旨。
中国“义利观”的演变：
先秦各家并非都主张“重义轻利”或“贵义贱利”；秦汉至隋唐时代“义利观”以其辩证性与对立性并存为特征；唐代“义利观”呈现出“轻利”和“求利”并存的矛盾状态；宋元明清时代，公开“言利”的论点不断涌现；明清时代的“义利观”不仅在论点内容上，而且在思维逻辑上都较前人有了新的突破，但还不能说传统经济伦理的价值体系已经解体；鸦片战争之后，发展工商业和兼顾富国利民抵御外侮的整体利益成为经济伦理的重要特征；孙中山提出并实施《实业计划》表明传统“义利观”的基本价值体系已经肢解，实际内涵因时代发展和西学传入而逐步换位于经济伦理，这里的经济伦理已经是西方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了；1949年后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伦理方面的突出特征是重视整体忽视个体。
西方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有重视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的传统；斯密从合理利己主义的道德理论中引申出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为经济运行机制制定了道德价值目标，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中就凝铸了经济伦理的合理内涵；德国历史学派也注重经济与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的联系；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新制度学派反对回避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主张从制度变迁进行经济结构分析；新出现文化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等学科。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由于加尔文教的“预定论”彻底否定了通过教会和圣事获得拯救的可能性，故个人要获得救赎，就必须竭尽全力的履行“天职”以求荣耀上帝。能否成为上帝选民的不确定性使世俗化的盈利活动变成一种“天职”，从而激发了人们勤勉敬业的精神。而正是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
张宇燕、高程在《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中认为新教伦理或意识形态对人类选择乃至制度安排虽然有影响，但不是根本性的。因为一方面，人们可以证明信奉新教的商人在贸易、银行和工业中扮演了领先者的角色，新教还把理性、勤勉等不很常见的品德在他的信徒中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有人证明了天主教徒和非加尔文教徒商人的工作与韦伯理想中的加尔文教徒一样出色。此外，他们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究竟是资本主义的兴起造就了新教还是相反，时至今日仍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到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义轻利”思想，我们同样也会面对这样的问题，且不说如同
再回到前面的问题，这里又要质疑“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在解释历史现象的解释力。虽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意识形刚性”常常使得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变迁相抵触，但是根本原因似乎还是意识形态“所有者”获利与否或获利多少，这岂不是又要回到成本收益分析？
我还想看看别的资料，以了解为什么中西方的起点有这些差别，以及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义利观会发生如上的变化。
大量的尤其是新的资料文献真的是很重要，若没有掌握，难免浪费大量的时间在别人已经做出了结果的地方，只可惜我现在的时间实在有限，所以老是麻烦各位大架，真是不好意思。
Letmesee老师，不用见外，你也是在引导我们学习。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欧美史学界集中于50年代到80年代初。我参考了《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赵文洪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介绍了国内在这方面的述评：
齐思和：《西欧进步史学家关于英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战》，《北大史学论丛》1959
《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
布伦纳：《前工业欧洲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世界历史译丛》1980（5）
R·H·希尔顿：《封建主义的危机》，《世界历史译丛》1980（5）
吉布瓦：《反对新马尔萨斯主义的正统》，《世界历史译丛》1980（5）
张云鹤：《西方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讨论》，《世界历史》1980（6）
何顺果：《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历史研究》1990（3）
候建新：《现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沈汉、王建娥：《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
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历史研究》1994（1）
沈汉：《国外对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研究之述评》，《史学月刊》1995（2）
https://bbs.pinggu.org/thread-53521-1-1.html&page=1
如何研究经济史--钱穆
是个好帖子，跟这个有关，先看看。
我干脆贴了下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4-26 22:42:09编辑过]
如何研究经济史--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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