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业分工关系下的各种行业中，最特殊的一个行业就是劳动力行业，它与“行业分工”思想的另一面---“劳资关系”思想相对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劳资关系为基础，得出劳动者因共同受资产阶级剥削而利益上具有一致性的结论。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劳动力被归结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供给因素，象千千万万种商品以行业的方式进行竞争供给那样，千千万万的劳动力也在以属类、层次不同的“劳动力行业”方式进行供给竞争。这样，如果劳动力行业的供给竞争太剧烈，则每个劳动者在被企业雇佣时所获得的价格（工资）肯定会压得非常低，从而形成企业剥削受雇佣者的局面。相反，如果劳动力行业的供给竞争不剧烈，甚至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那么，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将会得到很大提高，就看不到劳资关系所强调的“剥削劳动”的局面。可见，劳资关系也是行业分工关系中的一种，它也可以一般的市场供求关系来解释。比如在中国，熟练技术工人总是供不应求，致使这类劳动者所获得的工资非常高；在许多工厂企业家看来，他们所掌握的技术甚至比自己手中的资本更重要，因为资本不再短缺，而技术却是短缺的。但一般大学毕业生却供大于求，因为这样的一般劳动者供给竞争太大，所以工资低就业不易。
就这里所阐述的“竞争增长原理”来说，强调劳动力供给的充分性，以促进其它行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发展，如果劳动力供给不足，或者劳动力成本太高，就会象石油价格上涨那样，抑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同样适合于劳动力行业。

劳动力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虽然它同样必须按行业竞争的规律进行供给，但它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受益主体---“人”在雇佣关系中的体现形态。在市场经济下的雇佣关系中，“人”以劳动力的形态存在与起作用，并且以此而获得“人”的物质生存基础。因此，自然会产生问题：如果太过强调劳动力的供给竞争，就会将“人”的生存程度压迫到最低限度，这岂不违背“经济活动以增进人类福利”的基本经济宗旨吗？因此在此就不得不再次强调“均衡”：即一个人的生存条件不能侵占另外一个人的生存条件，一个人的富裕不能建立在另外一个人的贫穷的基础上。如果一个人受雇于一个垄断的行业，另外一个人受雇于竞争剧烈的行业，那么，垄断行业的人就会通过相关产品的高价格而侵占另外一个人的利益（而这个人因所处行业的剧烈竞争性，产品价格不得不处于最低水平，其劳动力工资不得不处于最低程度）。这样就不均衡了。可见，如果所有的“人”在所有受雇佣的行业岗位里都存在同等程度的供给竞争性，或者获得同等程度的垄断地位，则人类经济活动就可以均衡惠顾于每个人，没有此长彼短、贫富分化现象出现。当然，竞争往往首先发生于低级岗位里，高级岗位因进入成本高而维持一定的垄断状态。但是竞争向高级岗位的延伸是必然趋势。比如高级工商管理岗位一直被认为是少有竞争的岗位，因此在这个岗位上的人通常能够得到非常高的工资甚至股权收益；但是在今天，它的竞争性也已经显而易见了。
在劳资关系中，并非只有劳动力才处于行业竞争的状态，资本供给也同样处于行业竞争的状态，这从今天的“资本市场”中可以见到。因此马克思“资本剥削劳动”的思想就显得不太适宜了。资本与劳动力同属生产要素，它们同样要遵循供给竞争的原理，否则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比如当资本短缺时，资本利率太高，就会抑制社会对资本的运用，抑制经济活动。
可见，以行业分工思想观察世界，会给我们带来相当新的感受与认识。尽管其中充满着利益矛盾，但我们仍应以此观察社会经济的增长发展。

二内生于市场的ZF---“受理投诉”的ZF作用模式
＜一＞
本书前面曾指出价值作为代价耗费表现为成本。但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成本，只是生产和运输等成本，而没有交易费用（也称交易成本）。 如果我们将成本的意义扩展到交易费用，那么就可以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扩展。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个重大问题的解释：ZF在市场经济中到底应有何作用？
  　“ZF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课题，因为它关系到市场的合理存在的限度。人们普遍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市场作用的合理限度以外必须要有ZF的作用，它是外生于市场机制、对市场能够产生强力干预作用的因素。但是ZF的作用具有一些基本的弊病，其中，一般化的处理手法，即“一刀切”，是ZF作用的一个难以避免的基本问题。比如，某些私人煤矿经常发生矿难事故，经常死人，于是ZF便一刀切地勒令所有的私人煤矿停业整顿，而不管其他一些私人煤矿的安全措施做得如何好；由于有人私下制造假冒食盐销售，因此ZF便将所有的食盐专营，由ZF指定的机构进行垄断经营；由于有人在不卫生的地方屠宰生猪，因此ZF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屠宰行为集中经营，统一管理。这些都是因局部问题而致ZF作出一般化处理的典型事例。ZF行为本身总是针对一般社会现象作出一般规定，而不可能只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社会集团（某个公司企业）的行为作出特殊规定。
　　这种一般化的“一刀切”，与市场买卖行为的灵活性、多样性、分散性正好相反；市场的成功之处正在于这种买卖行为的灵活性、多样性与分散性，而不可能总是一致与统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适应人们需求上的灵活性与多样性。比如，当商品价格上涨时，许多人会抢购商品，但有些人却因价格上涨而暂缓购买，这样，后者便对前者所造成的市场影响起到制约作用，最终使供求关系得以成立。因此，ZF的一般化行为是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如何寻找一种更符合市场原则的ZF行为方式，是市场经济时代的重大课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科斯的“交易费用”思想为我们解决这个重大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告诉我们，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市场的所有交易都不需要ZF的任何干预，或者事先作出各种一般化的规定（包括法律规定）。比如当A人产生的污染物使B人受害时，如果A、B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交易费用几乎等于零，那么根本不需要ZF插手，或者作出事先的种种规定，这两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在污染与赔偿问题上达成一致。此时，对污染的补偿会约束A人产生污染的行为，使之不可能无限制地排泄污物（因为污染越大，他所支付的污染补偿也就越大）。污染行为被主流经济学认为是典型的经济外部性---“负外部经济”，这是需要ZF外在作用的一个典型依据。但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中，问题完全可以由市场交易而得到解决，只要交易所形成的“摩擦力”---交易费用足够小。

据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ZF作用的模式。ZF所起的作用存在于交易费用不为零的状态下。比如当前面的B人没有力量单独向A人索赔时---或者说B人为得到A人的补偿必须要花费很大的费用时，就需要ZF的介入。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ZF作用的模式是：成为高效率受理投诉的ZF。如果一个贫弱孤单的老人也能够以极低的费用（包括很大的方便性）通过向ZF部门（法院等）的投诉而解决别人侵害他的权益的问题，那么，这个ZF作用的模式就算建立起来了。十分显然，在这样的ZF作用下，市场会更有效而健全，ZF自身也找准了它的位置，起着它应该起的作用，既不对市场干预过多，也并非无所作为。这样，当一个消费者认为某商品名不符实，损害了他的权益时，他马上向ZF有关部门投诉，而投诉马上得到处理。于是，几乎所有的商品生产与经营者都不敢贸然制假售假。 这将比ZF的所有因商品质量问题而实施的管制措施要好得多，也可以避免ZF的事先规定所造成的一般化与“一刀切”行为。在市场与社会行为中，有许多事先并不符合ZF有关法规，却能够为消费者接受的事情。比如某人有用药治病的天然才能，虽然他可能没有ZF承认的有关文凭，没有取得ZF的资格认证，但却有许多人乐意找他看病。这样，只要没有人对他的行医行为引起的伤害进行投诉，ZF就不应该干预他们医疗供需双方的事情。古代名医，如华佗、李时珍等，几乎都是这样自然产生的，那时根本没有什么ZF在这方面起作用。因此，在现代社会，尽管制度制约林立，也不要忽视那些自然成才者，他们象野生人参那样可贵，是人类智慧的闪光；但如果按ZF的一般化规定，这些人几乎没有生存的空间，就象比尔•盖茨在今天的中国不会是个人才那样（因为他大学没有毕业，没有取得大学文凭）。

可见，ZF从“有为”变“无为”，对社会尽可能怀抱开放的、“放水养鱼”的心态，对社会来说利大于弊，是社会之幸；从“积极的事先规定”转变为“积极地受理投诉”，让社会既有充分的空间自主运动，又可通过ZF的存在，不失合理均衡的运行。在此，ZF真正变成了市场活动所内生出来的一个基本要素，而不是外在地强加于市场之上的一个强力干预因素。反过来，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形成社会民众对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应有的积极投诉机制与习惯，单纯依靠ZF的“事先规定”与制裁，是很难根本上杜绝假冒伪劣和各种有害于社会的行为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有损于自己的各种行为，比如购买到假冒伪劣商品造成对自身利益的损害，抱着消极领受的态度，单纯等待ZF打击制裁，而没有积极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向ZF投诉这些假冒伪劣的制造者。这样，那怕ZF单方面打击制裁力度再大，社会上假冒伪劣行为，必定难以杜绝。形成这样的状况，广大消费者的消费维权素质与习惯是一个重要因素，但ZF却具有更大的责任，因为ZF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投诉受理制度，使人感到投诉无门，不胜麻烦；这样久而久之，广大消费者也就对此麻木漠然了。ZF习惯于对社会实施各种各样的计划与规定，似乎为社会安排好了一切，不用社会民众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了。因此，在一个全能型的ZF功能里，受理投诉的机制相当薄弱。现在应该改变这种制度，收缩ZF的“全能”性，增强它的受理投诉机制，最终建立起社会民众的自由活动与ZF的积极作为相统一的健全社会。
某些人一看到市场上假冒伪劣盛行，污染、资源危机严重，就指责是市场制度的问题，认为市场经济路线是错误的，主张ZF统管一切，就象计划经济时代那样。他们当然不懂得，只有通过上述内生于市场的“ZF”，才可完满解决问题。ZF不是外在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外在于市场机制之外的ZF，必定不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应该彻底改革。
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体制中广泛存在的现象。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对市场作用的否定，也是需要一个外生于市场而对市场起制约作用的“ZF”的理由。所有的假冒伪劣商品，几乎都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所有这类商品，都是冒充好商品在市场中流通的，而广大消费者并不知道它是冒牌货。最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应该是人们到医院看医生治病的时候，因为医疗工作具有很强的认识论性质，一般人基本上不认识自己身体的要素结构与功能机制。这样，医生就有很大的空间，为了他自己个人的经济利益，不切实际地解释病情和滥开检查与药物。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已经相当严重，引起ZF高层重视。对于这种情况，“内生于市场的ZF”理论是否还能成立？它是否标志着市场的局限甚至终结？实际上我们发现，就算在医疗领域这样典型的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如果没有广大患者对医疗不良行为的积极投诉，单凭ZF单方面事先规定与事后制裁，也是很难获得良好效果的。而广大患者要懂得投诉、善于投诉，就要对病情与医疗过程有起码的了解，什么病情该用什么药、该做什么检查，应该有一点了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才能真正抑制医疗机构与人员滥用信息不对称而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一个积极受理投诉的ZF的存在。可见，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需要具有一定素质的大众，没有相应素质，消费者容易上当受骗，那怕ZF作为再强大，都难以维护每个人的权益，难以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

通过科斯的“交易费用”，我们看到“ZF”这个因素并不是外在于市场的，它已经成为内生于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市场经济内在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此，当市场中的交易费用等于零时，这个“ZF”因素不存在（没有存在的必要），ZF所制订的法律法规也不必要存在；当市场产生交易费用后，市场就会自动产生“ZF”这个因素，通过“ZF”这种权力机构来解决市场交易中的问题；当市场产生的交易费用越大时，这个“ZF”的作用也就越强大。 我们假设有一帮人来到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人到过的荒岛上，此前岛上没有任何“ZF”存在着。当这帮人在日常生活、劳动、交易中产生利益磨擦而又不能互相协商解决时，即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易所存在的成本费用不为零时，就需要在这帮人中建立起一个有实权的“ZF”组织，以协调他们的行为，裁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样，ZF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它内生于他们的市场交易行为中，而不是外在地强加在他们的头上。
但是，ZF的作为也并非不耗费成本，如果这种成本转嫁到需要ZF作为的交易双方身上，让他们感到得不偿失，就会拒绝这种ZF因素的存在与作用。比如为了使某些商品价格降下来，社会要求ZF建立起对这些商品的招投标制度。但是如果这种招投标ZF行为所耗费的成本很大，致使商品价格不降反升，就没有任何理由需要ZF的这种作为了。据此我们得出结论：ZF因人们节省社会交易成本的需要而产生与存在，如果ZF作为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将没有人需要“ZF”这个因素，人们将退回到普遍的私下交易的原始状态中。如果ZF既耗费过多社会成本，又成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社会强制力量强行凌驾于社会之上，那么社会必将因此而衰败下去。因为，人们将会耗费比私下交易的原始状态更多的成本，使人们的生存状况连这种原始状态都不如。

ZF为了保证受理投诉的公正性与效率，需要事先订出某些法律，使受理投诉有法可依。这样就涉及到一个庞大复杂的司法系统。它有法律的制订，案例的受理，律师的协助，判决的执行等等。在此，法律规定既可以用来做为受理投诉的依据，也可以用来作为ZF对市场与社会进行“一刀切”管理的根据。对于前者，是在有人投诉的时候才起作用，“民不举，官不纠”；而后者，则使ZF有权对市场与社会进行一般化的事先规定与事后处理。比如，根据法律，ZF规定为人诊病必须具有行医资格，而不管某个人为人诊病时对人是否构成伤害。又如，一个医院输血用血必须经ZF认可的血站购进，而不管你身边可以献血的人是多么健康，是患者的父母还是兄弟。ZF的这种免不了一般化的“一刀切”行为，虽然合法，但它也使社会自由活动的空间狭窄，无法发挥每个人的创造性。因此，在对法律的运用上，也需要淡化这种“ZF行为”，而以“投诉受理”的方式管理社会，使社会既有充分的自由空间，又不失社会的制约机制。对于许多非法行为，只要没有人投诉，就可采取默认的方式，容许它存在。这对于大量“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无疑是很有利的。许多原创性事件，比如中国的农业大包干，中国的股票市场等，开始时总是存在“合理不合法”的问题，如果不容许它有一点存在的空间，连试验的机会都没有，那么这个社会就太僵化死板了，毫无生气与活力。
ZF的法律制度具有两种形态，第一：除法律规定不能做外，其它都可以做；第二：除法律规定可以做外，其它都不能做。第一种是开放性法律形态，第二种则是管制性法律形态。显然，第一种是好的法律形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第二种则与市场经济，甚至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相敌对，是禁锢与窒息社会活力的行政手段。
可见，ZF事先作出的法律法规也要遵循内生于市场的原则，尽可能还市场于自由状态。

进一步的思考使我们意识到，实施这种内生于市场的ZF，使ZF更多地通过“受理投诉”的方式管理社会，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权利”问题。即投诉者是否有权认为别人在侵犯他的利益？一个企业产生了污染，但这种污染是否侵犯到投诉人的权利？虽然根据某些习惯与经验可以认定这些污染侵犯了投诉人的利益，但还需要有法律上的严格界定，才能变为ZF可以受理的投诉。所以，人的权利的法律介定，就成为这种内生于市场的ZF作用模式是否可以成立、是否有效运作的关键，在此，人的权利应该称为“法定权利”。可见，一个法治的社会，每个人的权利是明确的，责任也是明确的，包括ZF，它的权力与责任都是明确的，没有人、没有ZF可以滥用权利与权力，也没有人可以逃避责任。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小社会运行的各种摩擦力，最大程度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使社会充满着创造财富的活力。
法定权利由人的自然权利演化而来，但人的自然权利必须要转化为法定权利，通过法律的确定，才能在权利纠纷中成为裁决的根据。人的自然权利与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政治条件、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因素具有密切关系，是这些现实因素在人的权利中的体现。然而，每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时也与另外一个人的自然权利相交叉，从而造成冲突，比如，每个人都拥有获取阳光的权利，但在每个人及其所有物利用阳光的时候，往往形成一定的阴影，这种阴影就有可能对别人拥有与利用阳光的权利产生冲突。这种自然权利的冲突就需要法定权利的规定，所以，自然权利需要演化至法定权利，才能对权利纠纷产生裁决作用。在此，ZF就需要发挥主导作用，没有ZF的权力，就不可能使自然权利升级至法定权利，没有ZF，也不可能维护好每个人的法定权利。法定权利与自然权利的一个不同点是：自然权利没有义务与责任可言，如果有，也只是道德与道义上的要求；但法定权利则有义务与责任的规定。这种义务与责任，是由法定权利本身产生出来的。每个人要想获得法定权利，就必须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没有不承担责任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责任。一个社会，如果权力与责任产生分裂，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不健全的；权力与责任的分裂越大，社会就越不健全，越容易陷于混乱甚至内战。比如，一个国家元首如果只具权力而不负相应责任，那么他的这种极权有可能对这个国家造成灾难。
在这里具有两组对应关系：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弱形式，反之，后者是前者的强形式；权力是权利的强形式，责任是义务的强形式，反之，权利是权力的弱形式，义务则是责任的弱形式；权力与权利，责任与义务，它们质上相同，量上差别。权利与义务显得可有可无，但权力则必须拥有，责任也必须承担。一个人那怕拥有极大权力都没关系，只要他必须承担同样大的责任，就是正常的。另一方面，赋予一个人极大权力，是需要他承担极大的责任，没有这个权力，他就不能担当起这个责任，不能完满完成社会民众交给他的任务。如果一个人出现滥用权力的现象，那么这说明他的权力过大了，即他所负的责任过小了；此时要将他的权力减弱，或者添加他的责任分量。这是正常法治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影响到其中的每个人，使他们明事理，懂得自己的自由与责任；自己的自由不容别人侵犯，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也不应推卸。
这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告诉每个人的基本道理。市场经济社会里人是自由的，但这是法定的自由，每个自由人，都不可滥用自己的这种自由；滥用自由是对自己的自由权利的最大侵犯。

终结篇---价值本体与物的价值成反比
一 价值与物的价值属性
本书前面揭示了价值的本质是“表征人的生存与发展”，同时指出了物品（商品）价值在代价耗费属性上面的最小化趋向。但是，几乎所有人都将价值混同于物的价值，因此一说到价值，就只是指物的价值，财富的价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 本书由于区分了“价值”本身与“物的价值属性”，不象人们那样将价值与物的价值属性相混淆，所以，本书是将“价值”立意在更高、更深刻、更广泛的角度上来构建一种价值论体系的。
当然，物是“有”价值的，具有价值属性，但“有价值”并不等于价值本身，所以我们特别需要区分清楚“价值”与“有价值”的不同意义。马克思的价值论，也只研究了商品的价值问题，而这正是“物价值论”的表现。我们需要走出这种“物价值”、“有价值”的狭隘思想意识状态。
价值本质上是表征人的生存与发展，简称“表征人的生活”。而一切有利于人的生活的物，都是有价值的，即具有价值属性；这正是物具有价值的根源所在。在此，由于物对人的生活有利，所以才具有价值属性，如果物对人的生活无利，则就无价值属性，如果物对人的生活有害，则有“反价值”属性。这也符合人们关于“有用就是有价值”的观念，但是人们只是将这种价值观念停留在物身上了，而不懂得进一步追究物之有用的原由何在，从而将价值意义从物身上转移出来，转移到有用的“用”之本源---人身上。显然，正是由于人的生活的需要，而使物具有了有用性，从而使它具有了价值属性。
从物的“有用性”这一点来看，任何物品既是有价值的，又是无价值的，甚至是有反价值的。比如适量的水对人的生活显然是有利的，因此它有价值，但过多的水对人的生活就不利，甚至有害了，因为它要么使人溺水，或者使人遭受涝灾。此时的水非但没有价值，反而具有反价值属性了。可见，如果只将价值理解成物的价值，那是不对的，没有任何物质具有永恒的价值属性，就算黄金，也不具有永恒的价值属性。因为如果黄金在社会上累积过多，对人就不会起到经济上的有利作用。因此，物的价值并非是物质的内在属性，而是物的可以随时分离出去的一种附在属性。
而所谓财富价值论，实质上也不过是一种“物价值”论，它具有一种拜物教性质，认为价值就是指某些物，这些物由于有价值而成为财富，又由于它们是财富而有价值。但由于同一个物所具有的价值属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所谓财富也不是固定的东西。因为原先被人们作财富看待的东西，一旦它增多了，就渐渐丧失其财富意义。比如当手机还是“大哥大”时，手机是财富（至少由于昂贵而被人看作是财富），但现在，手机已经变成廉价品，于是再没有人将手机看成什么财富了。
所以应特别指出，价值本体在于人，而不是物。任何物总具有一定的理化性质，它们自然形成，当它们对人的生活不起作用时，这些理化性质就不会具有价值属性。比如电具有电力、磁力性质，但当这种性质并没有增进人的生活时，它就不具有价值属性。相反，当它们能够被人们利用以服务于人的生活时，电就具有了价值属性。
可见，价值论必须要从过去的“以物为本”转型到“以人为本”的正确道路上来。

价值本体与物的价值成反比
价值论具有两大“阵营”：效用价值论与耗费价值论。其中，劳动价值论属于耗费价值论，而财富价值论、有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则属于效用价值论。在几乎所有学者看来，这两者是互相对立的。但它们实际上是互相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前面“人的生活”的价值本质之中，统一于“人”之中。因为谁都知道，任何一个人要生活，一方面要有具有一定效用的物，另一方面是要获得这些物。这两个方面的综合考虑也是本书前面多次强调指出的，它实际上是这里所阐述的价值论的基本思考架构。但许多人并不太了解这个思考架构，尽管它反映的只不过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常识与基本事实。我们可以用中国典故“望梅止渴”来形象说明这两个方面的思考架构。“梅”可以止渴，这是梅这种物的效用，但这还不够，还需要真正获得梅，如果不能获得梅，梅何以止渴呢？不能获得梅而具有止渴作用，这种情况被称为“望梅止渴”，经典的空想与幻想（尽管曹操当年曾经用它来解决过士兵们暂时的渴水问题）。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单纯说物的效用，单纯说什么财富，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只是望梅止渴而已，更重要更实际的，是如何使我们获得这些效用与财富？这种“获得”的难易程度如何？
“边际效用”对于价值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因为它恰好处于“效用论”与“耗费论”这两个价值论的联系的结合点上。边际效用，即指添加一个单位物质而使人获得的效用满足程度，或者指，最后一单位物质对人所产生的效用程度。而我们知道，物的边际效用程度与物的丰裕程度成反比，即物的丰裕程度越大，它每单位所产生的效用程度就越小。相反，物越稀缺，它每单位所产生的效用程度就越大。而物的丰裕程度又与物生产时所具有的成本耗费程度成反比，即物生产时所耗费的成本越大，物必定越稀缺，相反，所耗费的成本越小，物越丰裕。这样，通过物的“丰裕程度”这一环节，或者通过物的“稀缺性”这一环节，效用论与耗费论统一起来了。它们共同统一于“人的生活”这个本体之中。
为了说明这里的道理，我们假设维持A人的正常生活需要某物P每天量为100单位（如500克大米），那么，当A每天只获得20单位P时，P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当然很大，因为A就是用20单位的P活命的（A依靠20单位P来活命）。此时我们可以说：P所具有的价值很大，因为它对A的生活作用很大。由于生产率提高，A比较容易获得P了（这表现为花费相同的耗费而获得更多的P），此时他每天获得了50单位的P。尽管这离A的正常生活需要还有差距，但至少比以前好了。此时，P对他所产生的边际效用反而下降了，P的价值下降了。以后，生产率得到巨大提高，A可以比过去花费更少的耗费而得到更多的P，这次他每天可以得到120单位的P，那么，显然，由于P的数量很多，甚至超过了正常生活所需，所以每单位P对A所产生效用很小，其中20单位可以说没有产生效用，白白浪费掉了。此时，物品P所具有的价值属性就很小了，多余的部分甚至没有价值可言，因为它不再能对A的生活产生正常作用。
但是，尽管物品丰裕后无论从效用方面还是从耗费方面来说，都只有很小价值了，但我们人类生活所需要的，正是物的这种小价值属性。因为它说明物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稀缺了，面对物质财富的巨大丰裕与廉价，人类生活可以更充裕了，生活更好了，价值本体显得更大了。与所谓财富价值论相反，物质财富越是丰裕，其单位价值就越小，因为它的每单位物品财富对人的生活所产生的作用越小，尽管此时的物质财富越来越不再作为财富存在（比如，谁也不会把丰裕至无价的空气看作财富）。反过来说，人的生活不再单纯依赖于某一单位的物质财富，即人的生活不再被某一单位的物质财富所“垄断”，因为人还有许多单位的物质财富可供选择与利用。比如，今天我们不会象过去那样，每天只有一小碗饭以维持生活，我们的生命不会再受这一小碗饭所垄断，因为我们还有许多碗饭可供选择与使用，那怕这碗饭不小心倒掉了，我们也不会挨饿。这样，这一小碗饭所具有的价值就不大了。而这正是我们的生活所需要的。
因此，我们在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价值本体与物的价值成反比。即人的生活水平越高，物的价值越低，反之，物的价值越高，人的生活水平越低。这说明价值本身与物的价值是不同的事情，具有不同的意义。而这也正是本书一贯强调指出的物品价值最小化的意义所在。伴随着物品价值最小化的，是价值本体的最大化，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最大化。今天，随着人类物质经济的发展繁荣，人们的观念已经渐渐地从“以物为本”转型为“以人为本”，这种转型需要发展出相应的价值论，而这正是我们所不懈努力的事情。

------此著----------选载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