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力过高引起；是生产力过低引起生产过剩
黄焕金
在中国，你不要一看到社会商品相当丰富，许多商品都供大于求，就以为中国经济的生产力已经很高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生产力水平对比先进国家仍很低，单位产出所占资本与各种耗费比先进国家高很多，产出率则比别人低得多。因此，如果说中国目前的商品过剩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生产力过于强大，那在别人看来只是一种笑话。生产力水平那么低，但仍存在大量商品过剩现象，什么原因？按马克思的观点可能会简单地认为：商品过剩是由生产力太高或者“过剩生产力”引起的，相反，生产力低下，会引起短缺与供应不足。中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没有什么商品。现在，经过二十多年生产力的发展，市场丰富了，甚至呈现出相当程度的过剩状态，这看来似乎是生产力发展所造成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应该将整个社会生产力降下来，也不再提“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再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了。但中国决策者仍然不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要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如果过剩是由生产力发展引起，那么，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对这种生产过剩、对市场疲软岂不是“火上浇油”吗？
因此，弄清楚这个问题，真正弄清楚“生产力”的实质，对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力过高而引起；与其说生产力过高引起了生产过剩，还不如说是生产力过低而引起生产过剩。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只与生产过程有关，而与社会关系无关；但由于它需要补偿与实现，就需要与社会发生关系了。因此不能笼统地说价值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只在商品流通中才存在的东西。在此我们要区分清楚“价值”与它的实现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同一与差异，这是再三强调的关键问题。

这里强调的是有效供给中产品的“品种品质”与“价格”两个方面。有些学者则列举了有效供给的多方面内容，比如胡培兆教授在其新著《有效供给论》 中就列举了九种供给活动与行为：1.广告供给；2.推销供给；3.招徕供给；4.价格供给；5.产品供给；6.售后供给；7.信誉供给；8.安全供给。还有“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供给就业机会”， 即：9.就业供给。不难看出，这些方面都是围绕着产品品种品质与价格两方面而进行的供给活动。比如，广告的基础是产品在品种品质或者在价格上有优势，否则广告就是名不附实。同样，推销、招徕、价格、产品、售后服务、信誉、安全等，无不与产品的品种品质与价格这两方面直接相关并构成它们之成立的基础。特别应指出，“就业供给”也是产品供给的一个方面；因为就业供给实际上是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而劳动力供给同样必须讲有效供给，即劳动力同样必须要做到“品种”好、质优价廉。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熟练技术，工作懒惰，或者要价高于他的劳动生产率，那么这样的人是难以获得就业的。因此，一方面，社会需要“投资设厂或增资扩产” 以向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如果每个需要就业的劳动者不向厂商提供更好的劳动力，那么，劳动者就难以获得就业机会，甚至厂商能否维持下去还成问题---如果它难以找到合格的劳动力的话。因此，应该是先有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才有厂商的有效供给，从而实现就业机会的有效供给。

有效供给原理的两个方面---品种品质与价格，也具有内在的过渡关系。我们假设一种产品的品种品质已经固定，只有价格灵活变化。当这种产品刚刚创制出来时，价格肯定是最高的。高价格伴随着高利润，高利润吸引众多资本竞相投资生产这种产品。结果这种产品的市场竞争程度渐渐剧化，价格渐渐降低，到价格降到其成本线以下时，迫使许多资本退出这种产品的投资。于是，这些剩余资本将寻找新的出路。出路何在？无非是重复刚才的过程，即投资更新创制出来的另一种新产品，因为新产品总是伴随着高利润。
这样，有效供给原理就存在这样一个过程---可称为“产品循环”：
产品创制---产品价格下降并得到普及---产品价格下降到底---产品被资本抛弃---新产品创制…

有效供给原理将任何一个产品，从接生、培养、成人、衰老，到死亡淘汰，再到新产品的同样过程的循环，都已经决定好了。就象任何一个有机体存在着控制其生老病死一样，人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存在着这种控制力量，使新产品不断产生，旧产品不断被淘汰。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是自由市场在起主导作用，那么肯定存在这个循环过程，这正是自由市场积极意义之处。当然在这循环过程中，同样出现令人欢喜与悲哀的事情。欢喜的是，新产品的创制使人能够领受其新用途，创造新生活；悲哀的是，当任何一种产品被淘汰时，与它结下“不解之缘”的资本与就业工人，将会亏损、下岗失业，从而被迫痛苦转形（转制）。
在这个循环过程中，任何产品都必然走“贵族到平民”之路。最典型的是移动通迅工具，从所谓“大哥大”到“手机”的称号，说明这条路的存在。同样，任何产品都首先是富人才用得起的奢侈品，然后就不可避免地变成大众所用的必需品。“奢侈品---必需品”使人类生活水平得到进步；原先价格太高而受用不起的物品，现在因其价格下降（收入提高）而受用得起了。比如，坐飞机在过去是一种奢侈享受，现在则已成为许多人旅行的必要工具。今天，太空飞行绝对是一种奢侈旅行，但过了1000年，可能这种奢侈旅行就会变成每个人旅行时的必要方式。
这，就是有效供给原理的伟大作用。

“有效供给”虽然也不时被经济学家们提到，比如中国的吴敬琏 、魏杰 及前面提到的胡培兆教授等经济学家就经常用有效供给观点来应对财政货币扩张观点的经济行为；但它的影响力仍然比凯因斯式的“需求理论”弱些。而当财政货币扩张导致太高财政赤字与通胀危机时，人们就会想到有效供给观点。比如当以财政扩张为基本主张的凯因斯主义导致“滞胀”时，以减税为基本主张的供给学派就乘机兴起了。减税之所以具有有效供给功能，是因为它可以在产品价格更低时获得一定利润，如果没有减税，那么一方面市场疲软使价格压低到成本线，另一方面又需要你缴纳固定不变的税量。这样，没有利润甚至亏损的生意将会导致厂商倒闭，工人失业。所以在市场疲软、经济衰退时就需要减税，以扶持各个厂商，使其生产经营活动维持下去。

有效供给原理并非空想的结果，它同样有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做基础。比如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即供求关系理论，即“在相同条件下，需求量与价格成反比”，价格越高，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需求量则越大。有效供给原理之所以强调有效供给能够促进需求，一个方面（即价格方面）就是依这个供求关系而确立的。因为价格因素是有效供给的一个基本方面；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即是有效供给的基本体现。如果价格下降不能促进需求，那么这种价格下降就不算是有效供给的结果。“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它必须要导致需求的产生和扩大，否则就不能称为有效供给。人们在学习经济学理论后懂得这个“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大”的需求定律，但现实经济中却偏偏存在“卖涨不卖跌”的反常现象。价格越下跌，购买者就越持观望态度，相反，价格越上涨，购买者就越抢购。价格波动得越快，人们的这种反常现象就越明显。这从表面上看是违反需求定律的（虽然实质上它并不违反需求定律）。这样，从表面上看，价格下降就不算是有效供给的体现了，因为价格下降反而滞销，怎算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呢？所谓“有效供给”必须能够导致需求增大。
价格下降，或者创制新产品，这种有效供给行为能够极大地刺激整个经济实现增长与发展。前面曾说到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并没有重新陷于衰退，而是继续增长发展，基本原因就是在大战中创造了许许多多新的应用技术，这些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够带动经济向前发展。比如某地方建造一条高速公路，就是一种有效供给行为，因为高速公路向地方的工商业者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交通条件。同样，搞好电力、水源、人才资源的供应，这些都是有效供给的行为，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在中国，一旦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电力就处于短缺状态，到处拉闸限电；电力短缺，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抑制作用。因此当人们指责市场上商品太多而过剩时，我们要区分清楚，如果这些商品的供给是无效供给，那么它肯定是过剩的，比如现在还生产黑白电视机的话肯定是过剩的；相反，如果这些商品是有效供给，那么它不应过剩，此时应该向其供给某些要素，来促进它的市场消化。比如某地方商品难运输出去，过剩了，此时你向它供给一条好的公路或铁路，或者将原先的公路铁路运费下降，则可以减少这种过剩的程度。这是通过有效供给而促进需求的一个办法。因此，将基础设施、法律制度、行政服务、金融信用、社会稳定、传媒文化等等搞好，肯定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的发展增长。

有效供给的思路与单纯扩大需求的思路不一样。有效供给的思路是：过剩（需求不足）由过多的供给引起，解决这种过剩的办法不是减弱供给，而是提高供给的水准，提高供给的有效性，提供其它的供给来解决供给上的过剩（比如提供高速公路来解决某个地方因运输原因所造成的过剩）。而单纯扩大需求的思路则是提高对现存产品的购买需求程度，那怕这些产品已经过时陈旧，也要通过扩张贷款、多发货币工资，通过ZF扩大公共投资来汲纳这些产品。这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思路，前个思路着重于从品种品质和成本价格上改变产品结构，并着重于以新的有效供给来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这是一种勇于改变自己、勇于创造对自身需求的积极方式，不是呆等市场境况好转的消极方式。后个思路实际上假设产品在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上是固定的，这样就需要注入更多的货币来使这些产品获得人们的购买。比如，本来一件商品不太好，人们并太想买，于是只好向人们注入更多的金钱，直到他们购买这件商品为止。这显然是以货币贬值通胀的方式来解决过剩问题，而不是以改变产品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来解决过剩问题。ZF行为，往往更倾向于后者，倾向于向市场不断的注资，直至弄成通货膨胀或者停滞膨胀的局面，ZF本身又陷于财政赤字难以自跋，才会罢手。但是，正象前面所说，如果在需求扩张的时候不能有新的供给“应运而生”，那么这种单纯的需求扩张最终是难以持久的。经济的新发展必定依靠新技术的供给，而不是依靠卖那些陈旧落后的商品。二次大战在使需求极度扩张的同时，如果没有新的实用技术“应运而生”，那么，大战后不久，世界经济也会重新陷于衰退（就象凯因斯所预言那样）。因此，经济发展归根到底是经济中新的供给因素在起作用。相反，单纯扩大需求的政策有可能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构成负面作用，因为需求被刺激扩大后，在好的产品得到需求的同时，差的产品也同样得到某种程度的需求。这样就不能淘汰那些用陈旧落后的方式生产出来的陈旧落后的产品了，于是，当需求最终减弱后，我们终将看到一个陈旧的经济结构在拖着经济发展的后腿。比如，如果中国生产的普通钢铁产品总是供不应求，那么中国钢铁厂又有谁愿意花力气去研制新的钢铁材料，研制那些特殊钢铁产品？只有当前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人们才会设想与开创另外一条路。因此，财政货币扩张的做法虽然轰轰烈烈，成效迅速而显著，但它也容易变成过眼烟云，等待人们的很可能又是新一场疲软与衰退。相反，扎扎实实做好有效供给，充满创新机制的力量，这样，经济才会获得长远意义的发展。

在此特别指出的是：一个国家在真正融入WTO后，它的财政货币扩张的作用与效果会减弱，而有效供给的作用会增强。因为，如果这个国家商品的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的优势不如进口商品，那么它的ZF所实施的财政货币扩张，只会有拉动外来的进口商品的需求的作用，而不能带动国内商品的需求。对于这一点，ZF决策者应该有充分的远见。对于今天的中国，它的产品在成本价格上有优势而品种品质上无优势，因此财政货币扩张能够在一个方面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产生拉动作用；如果中国产品失去这种成本价格上的优势，但又没有及时提升其品种品质的水平，那么，中国ZF的财政货币扩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拉动作用将丧失。

当ZF在为了扩大内需而大举项目投资时，有可能发现，本国商品并未因此而得到相应的需求扩大，却看到进口商品的需求随着ZF的这种扩张政策而迅速持续的扩大。原因很简单，加入WTO后，原先品种品质优良但价格昂贵的进口商品，价格必然下降。这样，如果国内商品没有在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优势上加倍努力，项目投资者们在选购投资商品时，必定更倾向于国外进口商品。在人们的生活消费品上情况也是如此，人们会更倾向于选购消费进口商品而对国产商品不屑一顾。而进口商品价格下降，（相对于这些商品来说）就等于增加了人们的收入。再加上ZF“扩大内需”政策使人们收入增加（比如涨工资就是“扩大内需”最简单的手段），使人们获得了“双重收入”。这样，人们就更有条件、更有可能，倾向于购买更好的进口商品。在进口商品价格有所下降但仍比国产商品高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不必等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到与国产商品持平时才会发生。我们知道，每当一个人钱多，消费能力强时，他在消费上就必然更倾向于选择品种品质更好但价格较贵的商品。比如当人们手中钱多时，他们会考虑购买进口轿车，相反，当人们手中钱少时，他们反而会考虑购买国产轿车。这种供求现象与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嘉芬反论”具有相同的原理，即：当人们手中购买力提高后，人们消费的档次会提高，那些低档次的商品随着人们购买力的提高反而变得滞销了。
因此，财政货币扩张，使人们购买力增强的结果，有可能不仅不会使国产商品更加旺销，反而会使这些商品变得滞销，如果这些商品在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上没有进一步的优势的话。所以，一个国家在真正融入WTO后，它的财政货币扩张的作用与效果会减弱，而有效供给的作用会增强。这应该是WTO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深刻影响之一，是必须受到决策当局高度重视的。政策的重点，必须放在如何提高产品的有效供给，如何使产品的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更具优势，而不过分依赖于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否则，政策的效果最终只会为别人“作嫁衣裳”。

过分依赖于财政货币扩张政策会使整体经济产生一种依赖性，即各个经济实体总是依赖于ZF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才能生存下去，它们自己则被动地等待着市场外部来适应自己的现状。这与有效供给所要求的每个经济实体主动适应外部市场，努力向市场提供品种品质与成本价格更有优势的产品，是背道而驰的。进一步地说，如果每个经济实体在市场上无所作为，则ZF 以财政货币手段担当“扩大内需”的责任就越重。比如说，本来市场景气程度为5时，各个经济实体就已经可以在市场中自由生存了，但由于这些经济实体缺乏自生能力，因此必须将市场景气程度提升到8，才能使它们生存下来。这样，为了将市场景气程度提升，ZF就艰难地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货币政策，使ZF 财政赤字累累，筋疲力尽。可见，如果各个经济实体能够在更宽广的市场条件下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能够具有向市场提供有效供给的能力，那么这将大大减小ZF 的负担，社会经济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个上层建筑，就会运行得更加健全有效。

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也可称“基础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即“竞争增长原理”，它与“有效供给原理”一样，也是“代价补偿价值论”所引伸出来的一个重要现实经济原理，并且它比“有效供给原理”更具自由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因为它要说明的是：经济是如何通过竞争来实现增长发展的。

人们都知道，在社会经济中有许多利益上互相依存也互相冲突的行业。随着社会分工的拓宽与加深，利益上互相依存与互相冲突的行业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复杂。那么，它们之间具有什么样的经济关联呢？这种关联又如何影响到整体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个最明显的关联是：市场经济中，充分竞争的上游行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其下游行业得以兴起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所谓“上游行业”与“下游行业”是指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提供生产与消费所用产品时所显现出来的关系，其中，上游行业向下游行业提供产品，下游行业接受上游行业的产品。因此，如果上游行业生产率提高了，其产品价格在竞争之下得以下降，就能够促进接受其产品的下游行业的发展。比如近10年来世界个人电脑硬件（与软件）制造行业的发展使得个人电脑价格极大下降（但其性能却极大提高），这样便造就了全世界的IT行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地发展，使其一系列下游行业得到迅速的形成与发展。比如，通迅（包括常规电话通迅与国际互联网）、文字办公处理、企业信息与控制管理、教育手段进步、甚至丰富个人娱乐等等方面，都得益于个人电脑行业的生产率提高与必要的市场竞争。又比如，现在全世界工业特别是汽车业的发展都得益于石油产业生产率的提高。“50年代，中东地区连续发现大油田。‘取之不尽’的原油滚滚而来，原油价格大跌。当时每桶原油的价格只有2美元。如此大量的低价高效能源必然促进工业发展。因此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里，各发达国家的工业增长速度都很快。” 相反：1973年10月，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因美国等西方世界支持以色列而对之进行石油禁运，禁运使石油价格猛涨，这引起美国等西方世界自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美国吸取教训，1975年搞了战略石油储备，使这个基础物资的价格波动得到一定程度的平抑。所以，一个行业的高效率供给是另一些行业得以发展的基础，相反，一个行业的低效率与供给不足则是另一些行业难以发展的障碍。

　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得益于最初的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就，因为农村改革，使农产品在几年时间内由极度短缺状态变为相当丰盛的状态。这一方面为工业等其它国民经济方面的发展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条件，另一方面也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好的政治条件。农业是解决人有关吃方面的行业，因此其基础地位非常显著，只有在农业为整个社会提供非常丰富的价廉物美农产品的情况下，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获得其它方面的发展，产生出更多的行业分工与上层建筑。从经济学上说，如果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很低，那么使用劳动力的部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成本价格就可以相应降低，从而有助于使用这些产品的其它下游行业的发展。因此一个社会要想得到更好发展，其经济基础点应该放在能够使劳动力成本价格下降的行业，比如农业、牧业、渔业、轻工业等等，这些行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成本价格低，就可以使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下降，从而有利于利用劳动力的一切行业的发展。这一点马克思早有论述：“要降低劳动力的价值，就必须提高这样一些产业部门的生产率，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这些部门提供的或者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要的商品，或者是这些商品的生产资料。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同时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部门的生产率无穷大，以致它们所提供的产品其成本价格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许多劳动力的成本价格也可以忽略不计，这样，各个公司厂商就可以尽自己的需要大量雇佣劳动力，同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其成本价格也变得低廉。这一系列措施就可以使一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得到很好的发展。相反，如果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那么它就会引发整个经济的物价上涨，因为它使整个社会经济的每个角落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成本上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国民平均收入已相当高，劳动力收入高，如普天寿资产集团（Prudential Equity Group）曾醒目地指出“中国工人每小时的工资是61美分，而美国工人的工资是16美元。” 这增添了这些国家中使用劳动力进行生产的产品的成本，使这些制造技术与能力很强的发达国家的产品价格变得很贵，从而在与新兴国家的类似产品的竞争中反而处于劣势。这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见到的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大量转移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因。他们的制造业为了能够利用成本低廉的劳动力进行生产，将自己的制造资本大量转移到中国、印度等国，生产出产品后再低价销售回自己国家的市场上。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各种改革，比如在企业中搞“减员增效”，在ZF机关与事业单位中则搞精简机构与人员。这意味着什么？对社会经济是好还是坏？许多人会说：这样搞就会使许多人失去太多的购买力与购买的良好预期，从而使市场疲软。这确实是个问题。但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这些低效率的行业减员增效，就会迫使其增强对市场与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能够向市场与社会提供价格更低品质更好的产品，从而促进其它下游行业的发展。而ZF机构改革，则使ZF减轻支出负担，减轻向社会大众的征税与收费，降低社会经济的经营成本，通过竞争，使它们的产品价格降低，最终促进它的下游行业及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快推进和完善垄断行业改革。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这是十分正确的，包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以效率为核心的各种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良好的，尽管改革过程充满着艰难与无数的问题。
　　实际上，不仅经济企业需要向市场与社会提供质优价廉的有效供给，而且ZF行政部门也要象经济企业那样，向市场与社会提供同样质优价廉的有效供给，让广大社会民众在从事经济等活动时能够及时有效地从ZF行政机构中获得必要的准许与服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ZF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可见，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大背景下，ZF部门的职能也要引入适当方式的竞争性，迫使其向社会与市场提供好的服务，迫使其努力认真负责任地工作，为社会经济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果没有这种“行政竞争性”，就难以切实改变ZF职能。至于如何在行政机构的职能活动中引入适当的竞争性，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行政机构负责人通过适当范围内的竞选，并且在一定的授权方式下产生。这样能够使这些行政机构的负责人时刻意识到由社会大众监督的某种竞争性的存在，而不能象现在仍常见的那样，在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岗位上经常滋生出没有监督、惟我独尊的“帝皇心态”。

于是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竞争增长原理”：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一些（下游）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前提，竞争越充分，其它行业的发展机会就越大。当然，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不可避免地损害这个行业的利益，比如整体行业的产品价格下跌，致使行业厂商经营困难，失业增多，甚至整个行业陷于亏损状态。但它的牺牲却换来其它行业的更大发展。因此（上下游）行业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与对抗。本书前面曾提到一个相反的事例：美国总统布什为维护美国钢铁业者的利益，曾决定提高美国钢铁产品的进口关税，但这显然对美国本国的钢铁产品用户造成损害，对美国自己的整个经济与国民就业造成损害。美国自己就有人预估：“关税挽救了钢铁行业的3500个工作岗位，但很可能使国内的钢铁用户损失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保留关税只会使美国人损失更多工作机会”。 这个问题曾使布什骑虎难下，进退两难，最终不得不撤销这个决定。这说明，行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利益冲突，就象一个行业内部各个厂商之间互相竞争所造成的利益冲突一样。一个行业总是能够从其上游行业的充分竞争中获得好处，但这个行业也总是遭受其上游行业的垄断状态的损害。

作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导师，亚当•斯密早就非常明智地预指出市场竞争与否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利弊。他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是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这原则是完全自明的，简直用不着证明。但在重商主义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这种主义似乎不把消费看作一切工商业的终极目的，而把生产看作工商业的终极目的…对于凡能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此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对于本国某些生产物，在输出时发给奖励金，那亦全是为了生产者的利益。国内消费者，第一不得不缴纳为支付奖励金所必要征收的赋税；第二不得不缴纳商品在国内市场上价格抬高所必然产生的更大赋税。” 可见，在亚当•斯密看来，通过价格杠杆的作用，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对其它行业的繁荣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是其它行业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

竞争增长原理以经济学中基本的供求关系为依据，在此，我们忽略了供求关系中的供求“弹性”因素对供求关系的巨大影响，因为我们设定：当一种产品的价格下降时，市场对这种产品的生产需求与生活消费需求量会同步扩大，从而使上游行业对下游行业产生作用。但是考虑到供求弹性因素的作用，当一个产品的价格与供给、需求之间缺乏弹性时，产品价格下降不会使市场增大其需求量，同样，产品价格上涨不会使市场减少其需求量。对于竞争增长原理来说，如果产品价格下降不能促进需求量的相应增加，则这个原理就失去了效力，此时，一个行业的产品价格下降没有对其它行业的增长发展产生什么作用。可见，供求关系中的“弹性”对原理的影响，虽然在此是忽略了，但仍需加以说明。
　　以此来理解经常发生的生产过剩现象，应该说，生产过剩---在消极的意义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一个行业的生产过剩正好是另一个（下游）行业得以发展的最好机会。生产过剩说明过剩行业内部存在着充分（甚至过度）的竞争；如果没有这种过剩，就不能迫使价格下降，迫使其服务品质提高。所以，虽说现在许多人都在为生产过剩、通货紧缩而头痛，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是消极之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据说，在建的中国三峡工程前几年就因市场曾出现普遍生产过剩、物价走低，而减少投资许多个亿。又如，通货紧缩使银行贷款利率大大下降，这催生了对汽车、住房等大件商品的分期付款销售购买方式。如果没有这种通货紧缩局面，那里会有这样哪样的促销方式？一般工薪阶层要想在城市购买住房，根本不可能。所以生产过剩、通货紧缩---在消极的意义中也具有积极的意义。人类经济特别在市场经济中，生产总是由短缺状态过渡到充足状态，再到过剩状态，而只有原先的产品结构趋于饱和过剩时，新的产品结构才得以开发与生产出来。这是一个规律。因此生产过剩现象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它是人类经济进步的必经环节。

有些人说：生产率提高，又要减员增效，那么生产出来的数量更多的这些产品卖给谁？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减员了，人们的购买力不足，那么所生产出来的东西就无法完全卖出去了；减员越多，市场上的过剩商品就越多。这是人们在学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后所经常产生的一个问题。比如人们在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知道，工人阶级因遭受剥削而缺乏购买力，不能更大程度消费通过他们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这样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但他们忘记了，这些产品都是在专业分工的一定行业内生产的，但它们并不在自身行业内销售（否则就变成自产自销、自给自足了），而在它的下游行业及最终消费者那里销售，生产率提高，产品价格大幅下降，就会引起其它行业与广大最终消费者们对产品的更大消费，从而削弱产品的过剩现象。象美国农业，它的从业人员在历史上也曾占人口绝大多数（就象今天的中国那样，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绝大多数），而今天只占总人口的2%左右。按理论，美国农业经济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因为一方面农业生产率在提高，可越来越多原先依靠农业而获得收入的人们，却不能再依靠农业而获得收入，获得购买这些增多了的产品的购买力。但事实上美国经济并未因此而锁死，因为它成功地实现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其它行业的转移；过去劳动力是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今天则是从工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传统行业（农业、工业）越来越成熟，能够用极少的劳动力高效价廉地生产出满足大众需要的产品，因此劳动力人口越来越集中到新发展的行业上，而新的行业，也必须要在各个基础行业得以充分发展后才有充分的条件产生出来。所以，近百年来，美国经济一直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高效率、富有创新精神的美国农业与工业，支持着整个美国经济长时期的繁荣发展。今天，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不管中国也好，发达的美国、日本或者西欧国家也好，面对竞争剧烈的世界经济形势，面对全球化趋势，都需要依据比较优势进行行业结构的改革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国家的经济不至衰败，继续发展。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当前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虽然使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暂时受损，但由于这样能够使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能够适应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社会经济受益，所以在种种困难中，整个社会经济仍然能够得到增进。这种让一个行业（部门）受损而使众多行业（部门）受益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经常发生；既然不能做到所有行业与部门之间的帕累托效应，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最好的结果了。不可能让众多行业以至整个社会都受损，来维持某个行业与部门的利益，这是最坏的情况！经过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现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引入“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大方向上已经没有什么问题，原先理论上相当敏感的产权问题已经不再成为制约国企改革的障碍（不再受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国有制”的传统公有制形式），“充分流转”的产权制度使产权结构得以充分的优化，能够有效地向整个社会经济提供有效供给，从而进一步促进社会各行各业的发展。这是“深化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体现。

对于一个行业劳动力数量的增减对其它行业的整体经济的影响，我们再作一个极端的假设：假设某一行业由于生产方式非常先进，自动化程度非常高，不再需要从业者，情况将如何？不需要从业者，可以大量节省劳动力成本，在市场竞争之下其产品价格必定下降得很低。这对于它的下游行业来说是非常利好的事情，它能够为这些行业提供一个基础---“原料”产品价格低廉的基础。假设现在的电力行业从业人员只有原先从业人数的1%，电力运作基本实现自动化，那么在市场竞争之下，就可以把电力价格从现在的每度0.6元大大下降为0.1元。这样，社会上的所有用电行业与个人都会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所有的电器生产企业都会因电价低廉，人们消费电器大增而兴旺发达。同时，以电为动力“原料”的生产企业也会因此而减少生产成本，最终可以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使所有与之相关的行业与个人受益。可见，社会牺牲了一部分人的暂时利益（原先电力行业人员大裁撤、大转移），换来的却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更大繁荣。这深刻体现了“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的经济学道理。实际上，任何国家的市场经济政策，其最终的理论依据就是这个道理，否则，中国就不需要改革，世界各国也不需要走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之路了。在这个道理面前，一切体制原因所造成的垄断都令人感到难以容忍。

关于电力产品的价格低廉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巨大促进作用，在美国经济历史上曾有过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这就是著名的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于美国大萧条时期的1933年，而就在这个非常时期，美国对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方式与所获电力的低廉价格原则，对美国经济摆脱危机、增进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成立时，当地各私人电力公司只供应了二十二万五千个家庭和农场用电；而到1952年，约有一百一十万个用户接受该局供电。电费率低廉是用电量显著增加的主要原因。该局的经营方针是以价格降低就会增加需求的所谓需求弹性论为依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历史充分体现了这种思想。到五十年代，该地区住户的用电量，因电费率较低而几乎相当于全国平均住户用电量的两倍…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所供应的廉价电力促使该地区的工业得到大发展。它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廉价电力必然会改变当地经济面貌。工业化范围扩大了，就业机会增多了，这就能鼓励许多人离开农村，减轻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从而使经营农业较为有利。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这许多活动改善了千百万美国人的生活。” 提到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出发点，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利用这几条大河的水力发展发电事业，就可以使‘国家掌握一种有效手段，来防止私营电力公司对公众的勒索，促进电力更广泛地为人民服务’”。 可见，那怕在大萧条状态下，打破垄断，通过竞争来获得价格低廉的资源，对经济摆脱危机并进一步发展仍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相反，经济危机的出现，如果不是资源垄断的结果，也会助长危机更加严重。

但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0多年的今天，中国仍然存在着这种“难以容忍”的垄断行业。比如王小广先生 最近就揭示：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两部门现象”， 它使中国经济既具有通货紧缩问题，又存在着通货膨胀问题。所谓“两部门”，一种是指已经处于市场竞争状态的部门，另外一种是指公益、垄断和特殊权益部门；其中前一部门由于已经处于较为剧烈的市场竞争状态，所以很容易陷于通货紧缩状态，后一部门则由于存在垄断与特殊权益，消费者无法对之加以选择，其价格不断上涨，形成通货膨胀局面。这样，在绝大多数部门与领域已经处于充分竞争状态时，却有少数部门仍处于体制性垄断状态。王小广先生着重指出：“教育中的学杂保育费在1998-2002短短5年间上涨了112.1%，年均递增16.2%，医疗保健服务价格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0％，居住中的水电燃料价格年均增长率也都超过了2.5%，商品住宅价格上涨更是剧烈膨胀，许多地方如上海、杭州、厦门等城市市中心区的房价三、四年时间上涨了一倍以上，房地产行业成为一种特殊性的权益部门。”而另一方面，“工业品和农产品出现了明显的阶段性‘双过剩’，这两类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其中粮价的下跌最为明显，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粮价下跌达11.4%，其他如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工具等所有竞争性行业均出现了较明显的通货紧缩现象。”这样的两个互相背反的方面，会产生什么后果？十分显然，它拉大了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削弱了社会大众的需求能力，“价格在两大类部门的不同走势，反映了中国正在形成两大不同利益的群体，在相当程度上这两类不同利益的获取是对立的，一方获取利益是以牺牲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的。”可见，这种“两部门现象”对中国经济与社会构成了巨大的扭曲与不公平，对劳动大众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因此，任何上游行业都要形成一定的市场竞争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它行业得到发展。每个行业都形成这样的局面，则会使整个社会经济气血旺盛，形成社会经济的帕累托最佳状态。相反，如果某个上游行业处于垄断特权地位，那么社会经济就会因此受到损害；这个行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重要，它对社会经济的损害也就越大。以前曾有个观点说“国家要抓住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如果是以‘国家直接办经济实体’的方式去抓国民经济命脉，则非常容易使这类经济实体陷于垄断特权状态，使社会不得不接受其质次价高的供给，而损害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当这类经济实体是“经济命脉”的行业，比如电力、石油、电信等等，它对社会经济的损害会更加严重。

如何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呢？我们不可能再按计划经济时代的办法，在只需要一个工作岗位的地方硬塞进许多人，也不能象前面所说的美国钢铁业那样，为了保住3500个工作岗位，却要损失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如果上下游行业之间不能实现就业双赢，如果这些行业之间的就业具有利益上的冲突，那么只好通过提高上游行业内部的竞争程度，从而以牺牲上游行业的就业水平来实现规模更大的下游行业的就业了。比如，在美国，应该牺牲钢铁业的3500个工作岗位，以换取钢铁业以外其它行业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实际上，当上游行业作必要而暂时的牺牲后，换来了下游行业的兴旺，使对上游行业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这会反过来促进上游行业的增长，提高它的就业水平。这样的就业构想才是积极的，是以市场为向导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的体现。因此，这样的政策就要求进一步打破各种体制性行业垄断，打破垄断行业及其从业人员的既得利益，甚至让他们下岗失业，才能换来全社会更大程度的就业水平。把“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称为“竞争增长原理”，道理即在于此，即通过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而促进其它行业的发展，其它行业的发展再反过来拉动这个行业的发展。

从国计民生的角度考虑，国家应该将“就业”与“税收”同等看待，即“就业等价税收”，执行一种“行业高就业率即低税收率，行业低就业率即高税收率”的政策。即一个行业如果它吸收的就业率越高，它就应该获得税收减免上的优惠，相反，如果它吸收的就业率低，则它应该交纳更多税收。这是利用税收手段促进就业民生的一个基本办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呢？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税收优惠来发展这些就业水平高的产业。但是如果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效率低下，最终也会成为全社会经济上的一种负担。就象今天的中国农业，它可算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了，但由于它的生产率仍然低下，农业经济不强，因此尽管国家想尽办法让农民依靠农业获得更大收入（比如抬高粮食收购价），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相反却使国家背负沉重负担（国家为收购与贮备粮食，至今已背负了几千亿元的债务负担）。可见，无论国家采取何种就业政策，就业都必须是有效的，要得到市场的认可，不能损害范围更广的其它行业及其就业群体的利益。

“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这个观点，是一个“分工发展”的观点。一个社会分工越发达，它的经济就越繁荣，因为分工能够获得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向社会供给更多的有效财富。分工产生新的行业，扩展社会经济的活动领域，开拓新的市场，增进人类就业与福利。因此分工对人类经济及整个人类社会来说，都具有根本性意义。经济学家们都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谈分工，因为只有分工才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增进社会财富。而当代经济学则进一步证明了分工的生产率意义与分工所带来的交易费用的两难问题，从而说明分工并非只具正面意义。如杨小凯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如果分工的生产率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分工演进为什么是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下子从自给自足跳到极高的分工水平？” 他认为“专业化报酬递增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专业化经济与为分工所必需的合作可靠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是根本原因。杨小凯进一步地说：“任何时候，个人对于最优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中，都包含着某种两难选择，在目前阶段选择较高的专业化，则有在未来阶段生产能力较高之利（由于熟能生巧和报酬递增）。然而，由于对多样化消费的偏好，较高的专业化必定伴之以向他人购进产品的数量和品种增多。这种较高的贸易水平会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而由于个人对当前消费的偏好，这是不希望发生的。” 不过，分工所带来的利益总是主导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为更进一步的分工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另一方面，行业之间的互相依存又使分工富有效果。一个行业依存于作为其上游行业的另外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性，没有这种竞争，这个行业就不会得到发展。亚当•斯密有一个观点：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其含意是：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那么从高分工水平中产生的更高生产率下的更大产量，就无法被市场完全吸收。这个观点似乎认为：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也不会下降，而产品价格下降能够促进消费，从而扩大原有市场。但根据“一个行业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充分发展的前提”的思想，分工所形成的上游行业，其充分的竞争与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下游行业的发展，从而扩展市场领域。因此这里的思想不是亚当•斯密所想象的那样，让分工消极坐等市场的扩大，而是揭示出：有效率的行业分工能够促使新市场的形成，促进原先市场的扩大。市场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

我们可将分工消极坐等市场的扩大称为“外生性市场扩大”，它更多是指交通完善后所形成的市场地域的扩大；亚当•斯密“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的观点就是一种“外生性市场扩大”的观点。我们再将生产率提高，产品价格下降所产生的市场扩大称为“内生性市场扩大”。这两种市场扩大方式的重要不同之处是：“外生性市场扩大”能够使上游分工行业获得更大利益，因为有一个现成的更大市场使这上游行业不必降价出售自己的产品；但此时（当地）的下游行业与消费者并不能获得更大利益。就象一个地方的产业其产品用来出口时，当地消费者并不能获得这个产业更大的利益，---如果这些产品在当地销售，则会在当地市场形成一定的竞争局面，从而迫使其价格下降，使当地消费者获益。当然，如果这些消费者同时也作为这个产业的生产者与劳动者，则会从这种外向性产业中获得更大收益。
　　而“内生性市场扩大”则以上游行业充分竞争甚至受损为代价而实现，同时下游行业则获利。因为此时，生产率提高会使产品价格同比下降，通过价格下降促进需求，从而使原有市场扩大。
    比如，假设美国产的电脑CPU不外销，完全封闭地拥挤在美国市场销售，那么，CPU生产率的提高使其价格下降，也会使美国的CPU消费市场扩大---即“内生性市场扩大”；但这种孤立市场的扩大并不能使美国CPU生产行业从生产率提高中获得更大利益，获益的是美国社会中使用与消费CPU的各行各业与每一个人。美国CPU生产行业要想获利更大，既要使生产率提高，又要保持价格不至因生产率提高而同步下降。这样就必须将这些CPU产品销售到美国以外的市场中去---即“外生性市场扩大”。

以上所说的这两个情况：即“外生性市场扩大”与“内生性市场扩大”，它们对上游行业与下游行业获利情况的决定性作用，都是在上游行业存在程度不同的竞争条件下形成的；在这种竞争之下，上游行业会极力追求外生性市场扩大而避免内生性市场扩大，比如这些行业会努力寻找与开拓远方市场，而避免在本土市场上互相挤压。如果上游行业完全没有竞争性，处于垄断状态，那么它既不会努力寻求与开拓远方市场，也不会努力提高生产率以求在本地市场上扩大销售，它不需要这些手段就可以从自己的垄断市场中获得足够利益。这种垄断对下游行业具有特别严重的损害，也使下游行业的分工变得无效；如果这种垄断是一种高程度的垄断，那么其所有下游行业都会萎缩甚至消失。比如，假设石油行业因高度垄断而造成石油价格连年上涨，并且年上涨率达10－20%（就象现在中国的教育、医疗费用上涨那样），就会破坏今天高度繁荣的汽车消费与运输局面，所有的汽车制造行业甚至整个运输业都会因此萎缩，此时，整个社会经济都将陷于危机状态。
　　由此也使我们想到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按以上的观点，只有当工业品与服务行业在城市地区得到充分发展，使城市需求得到较大满足后，由于拓展市场的需要，才迫使这些原先身处城市的行业厂商向农村扩展，开发农村市场。如果这些行业处于垄断状态，那么它们将不会有动力与兴趣发展农村市场，除非通过ZF的行政指令，迫使这些行业厂商不得不到农村驻点。今天的移动通迅就是一个典型，这些原本在城市发展的行业，由于它们具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也由于这个行业已经具备较充分的市场竞争，迫使它们不得不开拓农村市场。它们也确实做得非常出色，中国的每个乡镇，几乎都有移动通迅公司的身影，中国移动通迅公司与中国联通公司，还有中国电信公司，在中国广大农村的每个小地方开展竞争，以越来越低廉的商品与服务价格向广大身在村镇的居民提供服务。
因此，解决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也应该从这个“竞争增长原理”原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