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意义上说，现在任何行业的生产、就业与收入，都以其上游的基础行业的产业化、效率化、规模化为根本依靠，就象移动通迅所涉及的众多行业无不依赖于电脑业、手机制造业及其它通迅设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化、效率化与规模化，才能容纳今天数以千百万人的就业。现在每个城市都有许多人在从事手机相关行业的工作，从中获得收入，又有更多人通过移动通迅的方便和价格低廉的使用而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与生活上的方便，并从中提高整个人类社会的生活品质。又如，今天的城市、城乡交通命脉完全得益于石油这种基础资源的方便和价格低廉的利用，有了它，城市城乡中的各种汽车才会川流不息，成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特征。但如果石油价格上涨10%，那么这种交通命脉就会因成本上涨被迫收缩，同时它也会引起许多相关行业的价格上涨，人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金钱，才能获得过去那种与石油相关的生活必需与享受水平。于是，人们不再象过去那样经常出门、并减少使用与石油有关的物品。这样，整个国民经济发生收缩，许多人因此失业，许多工厂企业因此倒闭。相反，如果石油价格能够下降，会促使各种经济要素价格更加低廉，人们会更多地使用现有的经济资源，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旺盛起来。

这应该是现代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特征，有效供给可以以“乘数”的方式扩大整个经济活动的范围与能力，使人们能够更广泛地就业和获得更高的收入。可见，投资也必须讲求效率，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而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与效用，使这种投资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价廉物美。如果我们用非常高昂的代价来修筑一条高速公路，使得它的每公里收费不得不比正常高速公路收费高许多倍，那这条高速公路也难以发挥其经济作用，因为它也象许许多多价格昂贵的商品那样，没有多少人能够使用得起。因此公共投资也需要象私人投资一样，讲求效率，从效率中讲效益求利润。另外我们假设，为了1万人的就业，某条高速公路需要在正常工作之外增加容纳这1万人在此工作，并向他们提供正常的工资收入，这样就必然会使这条高速公路的造价与运营成本相应抬高，并反映到车辆使用高速公路的更高收费上；更高的收费会制约相关经济行业的增长，也会因此减少其它人的就业机会。所以，某些人的无效就业会减少其它人有效就业的机会。

经济学者应该充分注意到这种情况，即：某些人的无效就业会减少其它人有效就业的机会。比如，国有企业的人员臃肿与效率低下，会迫使ZF不得不向它注入更多的钱财以维持它们的生存；这又会迫使ZF通过银行贷款、ZF债务、增加税收甚至多印货币来获得这些钱财，这样最终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就业与福利水平。这个道理反过来则可这样说：某些人的有效就业能够促进其它人的有效就业机会。比如ZF办事人员不分节假日为民众提供及时服务，就会使广大民众及时办通他们的有关事情，降低他们以及整个社会的办事成本，增加整个社会的就业与福利水平。因此，人口众多的国家，也有可能在人口就业上获得某种良性促进与平衡，即一些人的就业能够促进更多人的就业。在此同时，要特别防止少数人的就业损害更多人就业的情况发生。

按这个“供给乘数”的思想，任何对某个基础行业的垄断都会损害其它行业的发展，损害整个经济的增长。比如现在的中国仍然存在的几种行业---电力、医疗、教育等的垄断，使它们的有效供给能力衰弱，它们以更高的价格向社会提供并不太好的产品与服务，这极大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在人们经常说要继续储蓄更多的钱以供将来小孩读书、家人治病及购买价格昂贵的住房等等之用，他们没有什么钱消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这说明，由于个别行业的低效率高成本与垄断性，使人们不得不在它之上耗费更多的金钱，从而使其它行业消费衰退，过剩严重。要使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就要打破这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充分引入市场竞争，迫使它们以更低的价格向社会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据上所述，我们有必要将“乘数”效应区分为“需求乘数”与“供给乘数”，并将乘数思想的重点放在“供给乘数”上。

通货膨胀对供给信号的破坏作用体现在：在物价上涨过程中，既包含着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包含着原料价格的上涨；生产者对前者感到高兴而对后者感觉不妙。并且，这种价格上涨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不知哪方面的价格上涨更大。

可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能获取利润则没有财富愿意作为资本而起作用”这只是私有制下的必然结果，在公有制下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公有制下，生产资料是公共所有的，不讲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利润性，近乎无偿供“自由人联合体”使用。我们在此不说这种做法是否真正合理与可行，只想指出：实际上在当今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由于银行利率已经相当低，因此每个人都能够以很小的代价获得他所想要的资金，以创建自己的劳动生产系统，从而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资本论》第一卷，第58页），这种摆脱资本家控制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划。可见，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已经可以在当今得到基本实现，但它不是在马克思所强调的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相反却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因为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才可能被积累到相当丰富的、使利率变得很低程度。按马克思的这个设想，实际上今天的世界，并没有太多的资本家与资本主义。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把租借“公共的生产资料”即社会资金进行经营劳动的人看作资本家，而是看作“自由人联合体”中的劳动者。现代市场经济中，不知有多少人是租借别人或者银行的资金来进行劳动经营的，这部分人应该算作劳动者，他们从事的是心力劳动，而与雇佣劳动的工人相区别。

物品所凝结着的代价耗费越小越好，因此不应企图将物品的那些可有可无的成本耗费都加到一个物品身上，使其“不胜负担”。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地方，附加在任何一个产品身上的各种费用往往相当多，除了正常的税收，还有其它各种费用，比如，附加在购买汽车或房产行为上的各种费用就相当多，从而抑制了人们的购买热情。晏智杰先生《新探》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价值不单只是负担劳动耗费的成本，而且还要负担诸如地租、资本、管理、运输等等耗费所构成的成本，以之说明这些因素也是“创造新价值”的。但是，这样的做法必定会将相应产品的价格抛高；问题是，这种高价格能够得到市场的承认吗？比如我们很想把某个商品的价格从10元抛高到50元，以使之（通过它）能够养活更多的特殊人群，但市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样的价格？这就涉及到物品的个别耗费与社会耗费了。

所谓“个别耗费”就是一个物品在具体生产它时，在它身上所实际物化、凝结着的所有代价耗费的总和。在此，作为与这个物品有经济关系的人，你尽管把一切性质的代价耗费都往这个物品身上加，无论它有多大，都算是一个物品的“个别耗费”。比如一个物品作为产品其实际的具体生产成本只有10元，但你加来加去，最后将其成本价格加到50元，这也算是这个物品的个别耗费。当然，如果10元以后不再有其它费用加上去，那么这个10元生产成本也是它的个别耗费。而物品的“社会耗费”就是同一类物品在社会、在其他人那里的代价耗费的总和。比如，同是相同的一种物品A，它在你这里所具有的代价耗费是10元，而在别人、在社会上所具有的代价耗费是11元，那么对于你来说，物品A的个别耗费就是10元，而其社会耗费则是11元。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考虑呢？目的就是要看物品身上的成本耗费是否能够实现，能否得到市场的认可，能够认可到何种程度。因此这是很有意义的。---马克思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介定物品的价值，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考虑一个物品所凝结着的代价耗费能否得到市场与社会的承认，是否实现应有的补偿；在他看来，如果物品的个别耗费等于或小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规定的社会耗费，那么这个物品所凝结着的这一耗费就可以实现完全甚至超额的补偿。

象上面的事例，物品A在你这里的个别耗费只有10元，而它的社会耗费则是11元，那么物品A在你这里的所有这些耗费都可得到社会、市场的承认，市场接受其10元价格，而不管这10元里包含着多少名目的费用（那怕完全没有劳动费用而只有资本与地租及其它不必要的费用）。相反，如果物品A在你这里的个别耗费是12元，而它的社会耗费仍是11元，那么物品A的这些个别耗费就不能得到社会与市场的完全承认，市场不接受这12元价格。于是你就要把物品A中所包含的最不必要的耗费减去，比如要减去无偿给予别人的好处费，或者请客送礼费等等，使其个别耗费与其社会耗费相适应。这样我们应该得出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物品的个别耗费必须与其社会耗费相适应，要少于或等于其社会耗费，不能大于社会耗费，否则它对于其所有者来说就是亏损的。

2002年3月6日，美国通过其总统布什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对板坯、板材、长材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三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关税，其中涉及到的有日本、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巴西等国钢铁产品的对美出口。美国为什么要冒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而执意这样做呢？据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关专家分析，那是因为美国钢铁业工会势力相当强大，其从业人员（包括已经退休的原钢铁业从业人员）的福利待遇过高，从而造成其钢铁产品成本价格过高，竞争力受到很大削弱，其中许多大的钢铁公司已因此倒闭。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美国进口其它国家的钢铁太多，而是美国钢铁行业自身的缺陷与问题造成了它今天这个样子。现在美国政府却要把它们这个缺陷所造成的包袱转嫁到其它国家身上， 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而维持弊病丛生的美国钢铁业的生存。这一点对我们考虑经济学问题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因为，前面已经多次说过，让一种产品承担太多的成本（比如这里的事例：美国钢铁产品就承担太多的美国钢铁工人过高的福利费用，为此，它必须卖得非常贵），迫使其价格过高，这是制约这种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关键因素，是制约这个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所以，不可能什么生产要素都要纳入到其成本构成中来，纳入到其价值形成中来，你的产品的成本负担不能超过别人。如美国钢铁产品的成本负担不能超过世界平均成本水平，否则你只有破产倒闭，或者象美国政府那样，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而造成一种市场垄断局面，来使你这样的高成本经济状况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2002年3月6日，美国通过其总统布什向全世界宣布：美国将对板坯、板材、长材等进口的主要钢铁品种实施为期三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加征高达百分之三十的关税，其中涉及到的有日本、欧盟、韩国、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巴西等国钢铁产品的对美出口。美国为什么要冒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而执意这样做呢？据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有关专家分析，那是因为美国钢铁业工会势力相当强大，其从业人员（包括已经退休的原钢铁业从业人员）的福利待遇过高，从而造成其钢铁产品成本价格过高，竞争力受到很大削弱，其中许多大的钢铁公司已因此倒闭。可见，问题并不在于美国进口其它国家的钢铁太多，而是美国钢铁行业自身的缺陷与问题造成了它今天这个样子。现在美国ZF却要把它们这个缺陷所造成的包袱转嫁到其它国家身上，（也转嫁到美国自己消费钢铁的所有行业身上。比如由于钢铁产品因此涨价，就使美国这些行业受到损害。在此不妨摘抄一段最新报道的观点“如果布什公然藐视世贸组织的裁决，保留钢铁关税，情况又会怎样？首先，他会引起很多钢铁用户---汽车零部件、各种钢铁元件和机床的制造商---的愤怒。这些企业已经在抱怨，关税使它们的生产成本增加，降低了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关税挽救了钢铁行业的3500个工作岗位，但很可能使国内的钢铁用户损失1.2万到1.3万个工作岗位...因此，保留关税只会使美国人损失更多工作机会”。（《参考消息》2003年11月14日载《世界钢铁贸易处在十字路口》））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而维持弊病丛生的美国钢铁业的生存。这一点对我们考虑经济学问题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因为，前面已经多次说过，让一种产品承担太多的成本（比如这里的事例：美国钢铁产品就承担太多的美国钢铁工人过高的福利费用，为此，它必须卖得非常贵），迫使其价格过高，这是制约这种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关键因素，是制约这个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所以，不可能什么生产要素都要纳入到其成本构成中来，纳入到其价值形成中来，你的产品的成本负担不能超过别人。如美国钢铁产品的成本负担不能超过世界平均成本水平，否则你只有破产倒闭，或者象美国ZF那样，通过ZF的行政干预而造成一种市场垄断局面，来使你这样的高成本经济状况能够继续生存下去。

实际上，围绕关税问题所引起的多方利益冲突，在美国可谓历史悠久，它甚至是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重大历史问题之一。在186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正在北方兴起，它们需要高关税来维护其工业品的价格；而南方仍然处于完全的农业状态，它们需要出口农产品并进口工业品。这样，北方与南方之间作为工业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关系，通过政府的关税政策，变成了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重大因素之一。“关税就是双方的观点尖锐分歧的例证。北部制造业主要求提高关税税率，以遏制外国竞争性商品的流入；而大多数南部人反对提高关税，因为他们要自由地向英国销售棉花，并购买廉价的英国工业品，而不愿意美国关税提高商品的国内价格。” 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以“行业分工”---即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角度来观察、解释现实问题，比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区分，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实际上，围绕关税问题所引起的多方利益冲突，在美国可谓历史悠久，它甚至是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重大历史问题之一。在186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正在北方兴起，它们需要高关税来维护其工业品的价格；而南方仍然处于完全的农业状态，它们需要出口农产品并进口工业品。这样，北方与南方之间作为工业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关系，通过ZF的关税政策，变成了引发美国南北战争的重大因素之一。“关税就是双方的观点尖锐分歧的例证。北部制造业主要求提高关税税率，以遏制外国竞争性商品的流入；而大多数南部人反对提高关税，因为他们要自由地向英国销售棉花，并购买廉价的英国工业品，而不愿意美国关税提高商品的国内价格。” 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以“行业分工”---即以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统一的角度来观察、解释现实问题，比以“雇佣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区分，具有更好的解释力。

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这种矛盾性质，使我们洞察到：在相同行业中，一个人的利益必然要建立在其他人效率低下的落后状态上，别人越衰落，自己也就越见好，相反，别人越兴旺，自己就越见衰落。别人衰落意味着相同产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变大，而自己衰落也在给别人的相同产品创造更大的交换价值空间与基础。因此便得出这样的论点：低效劳动为高效劳动创造价值； 意思是说，同一生产行业内低效率的生产者不是为他自己创造交换价值，而是为其它效率更高的生产者创造交换价值，反过来说，这更高效率的生产者所获得的交换价值也不是他自己的生产系统所创造的，而是其它效率更低的生产者系统为他“创造”，为他提供一个基础的。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同一个生产系统内的劳动---雇佣劳动所形成出来的，与其它生产系统无关。但他又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介定价值量，这实际上已经把价值的决定与价值量的衡量问题社会化、市场化了，而不单只在一个生产系统内部。如果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价值量，那必定得出前面“低效劳动为高效劳动创造价值”的奇怪但真实的论点。实际上，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价值导向交换价值的必要桥梁，因此相当有意义；但它也将价值与交换价值微妙地混淆起来了，使我们根本无法知道，一个物品的价值到底是由直接生产它的劳动形成的呢？还是其它生产要素间接形成的？当然人们会说：一个生产系统内只要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物品，则物品就具有相应的交换价值。但问题是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不是一个确定值，因为，我与我周围的生产者相对照时得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当我再与其它市场中的生产者对照时又会得出另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我再与国外相同产品的生产者对照（因为我的产品是出口的，无法不作这样的对照），又会得出另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是多少？无法确定，无法根据它来作出相应的确定价值量，尽管马克思本人说：“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一定社会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 也无济于事。因为实际上，马克思所说“一定社会的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情况，只能在我把产品推向一定的市场后才能够在市场中部分地得到确定，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事先得到确定；并且，随着我所推向的市场之不同，这个条件和所确定的值也会非常不同，因此要想以它来确定生产过程中的产品价值量，是相当模糊的。

在不同行业，关系则完全相反：一个行业的竞争兴盛是另一个行业得以成长发展的前提条件。比如，最典型的基础行业如钢铁行业，如果它能提高生产率，使它能够提供大量价廉物美的钢材产品，那么必然极大刺激以钢铁为原料的各行各业如制造业、建筑、运输业等的成长与发展。相反，像今天的美国钢铁业，因长期不注重成本节约与效率提高，最终需要美国政府以抬高钢铁产品进口关税来加以保护，损害美国其它使用钢铁产品的产业部门的利益，最终会使美国自身得不偿失。所以，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的关系，同一行业内部，则存在着互相对抗互相竞争的关系。十分显然，一个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是其它行业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

对人类福利最为需要的物品，如果其交换能力强，则对人类的福利反倒是有害的，相反，如果其交换能力弱，对人类福利则有利。水的交换能力很弱，但水却是增进人类福利中最必不可少的物品之一。如果它的交换能力很强，则需要它的人就不得不花费很大价钱才能得到，拥有它的人也会过分珍惜它，舍不得使用，这样就谈不上增进人类福利了。

四 “剩余产品”应该与“剩余价值”相分离
众所周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剩余价值（准确地说应该是“剩余交换价值”）出于剩余产品，因为有剩余产品，才有相应的剩余价值。因此无形中，剩余产品等同于剩余价值了，似乎劳动者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产品，也就等于为资本家创造相应的剩余交换价值。是这样吗？实际上，按照以上“个别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即按“个别价值由生产者自己（的劳动及其它耗费）形成，交换价值由其它低效生产者为之‘创造’”的观点，某个生产者的剩余产品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实际上是由效率更低的其它生产者为之“创造”的。比如，生产者（资本家）A通过自己的雇佣劳动为自己创造了一笔剩余产品，但这并不等于生产者A也为自己创造了一笔剩余价值；根据以上论述，这笔剩余价值是由生产者A以外的效率更低的B、C、D等其他生产者为之“创造”的。如果生产者A的效率比这些生产者的效率更低，那么尽管生产者A自己也创造了一笔剩余产品，但它并不具有交换价值，没有剩余价值。
因此，剩余产品作为一种交换价值，并非是这个生产剩余产品的生产者（及其雇佣劳动者）自己创造的，他只创造了剩余产品的物质方面。

所以剩余产品与剩余价值实际上不是同一回事，一个人生产出剩余产品并不一定意味着他生产了剩余价值。特别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仅剩余价值，甚至连剩余产品也不是生产产品的当事生产劳动者自己生产的，而是效率更低的其他生产劳动者为之生产的（这一点刚才已经说过）。指出这种情况有何意义？这个意义就是：通过自己生产率的提高、成本的减小而使别人无意中为自己“创造”交换价值，因为自己更先进，更有效率，所以自己从别人的相对落后中获得了超额的好处。

那么这种因生产率提高而获得的更大价值，获得的这笔“超额利润”，是什么性质的价值呢？马克思说它是“社会价值”。他说：“但是物品的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 但实际上它却是一种因自然垄断的形成 而产生的“虚价值”，或者说是一种“假价值”。因为通过这个“社会价值”，它所获得的是一种不正常的“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迟早要消除，价值迟早要回归于个别价值，否则就算在马克思本人看来也不符合价值规律，因为他曾这样说：“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述规律就得到了证实，按照这个规律，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 从马克思前后这两段引文来看，他有时把价值认为是“社会价值”，有时又把价值认为是“个别价值”（---在他看来，在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情况下，产品的社会价值降低到其个别价值才是符合价值规律的，因为社会价值降低到其个别价值的水平，就把一切虚高的价值挤掉），是否体现出他关于价值概念的某种矛盾性？确实，这体现了马克思对价值概念的矛盾。当然，如果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那就没有矛盾了。问题是，当个别价值不等于社会价值时，到底哪一个才算是真正的价值，才真正表征价值的意义呢？

实际上，按马克思一贯反对“机器创造价值”（即要素价值论）的思想，他的价值理念应该是个别价值，而不是社会价值。因为正是机器的作用使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而获得一个超额利润，但马克思并不认为这笔超额利润是正常价值所包含的，它只不过是暂时存在的一种现象。在他看来，这笔超额利润随着市场竞争而消失，使社会价值回归个别价值，才是符合价值理念的。当然，在马克思看来，最好是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就没有“到底选择个别价值还是选择社会价值”的理论上的为难。所以，马克思的价值论，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均衡论”，即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的均衡论。一旦个别价值不再等于社会价值，这一价值论就陷于矛盾，也就陷于价值与交换价值的混淆，陷于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的两难选择。

李嘉图说：“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立法家的学问。”所以，仅仅以某某价值理论来解释交换没舍大的意义，影响交换价格的因素不下千百种，非要说价值决定价格不过是玩理论的人自己意淫罢了。
   如果从公理和立法的角度看，以代价补偿作为立法理论从而作为交换的依据，那么，在法理上亏损、浪费、无效劳动等概念将会消失，不管我怎么无效生产，浪费资源，都最终进入“代价”成本，从而成为向交换方索取回报的依据，而且这是天下公理，法律认可和努力维护的。如果还造成亏损，原因只能是非等价交换，这也是要受到“代价”公法的追究的。

著名的萨缪尔森用以下事例对所谓“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成正比”提出了他无可置疑的质疑：
“⑴ 如果某一农场主获得丰收，他的收入会增加；但如果所有农场主的收成都打破记录的话，他们的农场收入却会下降。⑵ 如果一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他的境况会变好；但如果每个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货币，那么整个社会反而可能变糟。⑶ 如果对某一特殊行业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该行业的生产者可能会因此发财；但如果对所有的行业都征收高额关税，则绝大多数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会变坏。⑷如果某一个学生考得很好，他的得分等级会提高；但如果所有的学生都考得不错的话，则平均的得分等级却不会发生变化”。

实际上，这种“丰收悖论”早在马克思以前就已经为经济学家们所认识到。比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就曾有这样的观点。他这样说：“因此我们看到，地主的利益与迅速而普遍地引进农业改进是对立的...地主受到亏损不是由于他的领地改进，而是由于其它领地的改进，尽管与这些改进的同时，他的领地也改进了。谁也不会怀疑，如果他能只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坚持改进，并把其土地产品增加的盈利与原来的高价结合起来，那末他便由于改进而有很多盈利。但是，如果同时在所有土地上进行改进，则价格不会保持原来的高度，所以断言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利而失利，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第1版，第282—283页）对比起来，真使人觉得蔡继明等人的思想是多么肤浅与平庸。

中国经济史告诉我们，中国过去所实行的公有制（集体化）与计划经济体制，很大程度是出于ZF“要获得价值更加低廉的劳动力及其它资源”的设想，因为，通过集体化与ZF指令性计划，可以通过价格剪刀差或无偿调拨等手段将有限的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集中在ZF手里，使其得以最廉价的利用。可见，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对经济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的廉价要求都是一样的，只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不同而已。市场经济的手段要比计划经济更符合价值规律。而对于国家的发展战略来说，首先发展农业，然后再发展轻工业，最后再发展重工业。这才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路线。因为如果农产品价格昂贵，则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本都会抬高。而轻工业则是生产人们生活所用物品的工业，它就象农产品那样要纳入到劳动力的生活成本之中。对于重工业来说，如果它们的产品是涉及到轻工业和农业方面的生产的，也会对劳动力的成本产生影响。

马克思对劳动者实际工资（---与货币工资相对应）的定义是“已经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资本家花去的费用”。 同时他评论说：“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 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工资定义，因为它把工资花费看作是“完成一定量劳动而花去的费用”，这个费用通常与劳动者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水平具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表明：尽管资本家可能为劳动者支付更高的报酬，但劳动者所完成的劳动量却可能更大

发射卫星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是无穷的，但为什么人类能够发射上去呢？为什么可以根据牛顿的物理理论发射上去呢？
要想使你的耗费获得补偿，你的耗费就要尽可能最小化。因此，事情并不象你所说的那样，让所有耗费都“最终进入成本”，除非你有足够的权力将你的这些耗费转嫁给别人承担。

科技劳动是一种复杂劳动，但这种复杂劳动所创制出来的产品，往往能够使某种劳动更加简单更加节省。科技活动及其产品，是极端的复杂与极端的简单的完美结合，花费极大的复杂劳动而制作出来的产品，只需花费更为简单的劳动就可加以运用。另一方面，研制出来的这些科技产品也在为进一步的科技活动提供巨大的帮助，使原先复杂的劳动更加简单及精确，效率更高。所以，科技劳动，既很复杂，也很简单，它总是由复杂转向简单，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通过强调科技劳动的复杂性来表明它具有更大的有效价值（即交换价值），如果它因这种复杂性而不得不带有更大的价值，那也只表明科技劳动的代价耗费更大而已。

实际上，科技劳动并非天然等于复杂劳动。因为，真正的复杂劳动的意义应该是：众多简单劳动的复合叠加。比如对于某人来说，让他同时从事二个以上的简单劳动，就是在从事复杂劳动，如一个纺织工人同时操作多台纺织机，就是在从事复杂劳动，它由操作单台纺织机的简单劳动叠加而成。另外，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之间也存在互相转化的问题。比如，对于一个不熟练纺织工作的劳动者来说，那怕只操作一台纺织机，对他来说也是复杂的，因为纺织机的运行毕竟有相当复杂的环节。但对于那些熟练纺织工作的劳动者来说，操作一台纺织机是相当简单的事情，甚至同时操作几台纺织机也是简单的，因为这几台机械的运行已经非常有机地融会到他的熟练操作中，变成一种劳动过程的本能。如一个司机开车时会眼睛、手、脚同时并用，共同协调地对开车时的某一状况作出反应。按理来说，眼睛、手、脚同时并用应该是一种复杂的事情，这对于一个不熟练的司机来说肯定因事情复杂而手忙脚乱。但对于一个熟练的司机来说，他甚至在半睡状态下也可完成这些肢体的协调工作，顺畅驾驶汽车向前运行。对于他来说开车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劳动。
据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理论：复杂劳动有时会包装（打包）成一个简单劳动，建立一个简单的“工作包”，

如果说科技劳动是复杂劳动，那是因为这是一种“更有用”的复杂劳动，因为我们需要科技对我们更有用，而这种有用性又必然带有复杂性。我们追求的是科技劳动的有用性，而不是科技劳动的更大复杂性；我们为此耗费的代价，是不得不面临着它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