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品价值最小化意味着得到物品所需耗费代价的最小化，这是从价值的代价耗费属性所必然得出的推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不过在于此，即在于以最小的代价耗费而获得最大、最满足的效用。对于人类及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来说，价值等于或近似于零的几种物品的存在，从古至今以至将来，仍然是人类及地球上所有生命得以生存、发展的最大经济基础。这些物品中首先是自然空气，由于它包含有氧气，所以是人类及地球上绝大多数生命所分秒必需的最重要的物品，而这个自然空气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价值的，任何人、任何生命体对它的呼吸使用都不需要耗费任何代价。 当然，由于现在自然空气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污染，所以要重建一个清洁的自然空气，需要耗费巨大的金钱，巨大的物力，但这不过是以巨大的投资耗费来保证人类及一切需要空气的生命体能够自由无偿地呼吸到较为清新的自然空气的权利

所以，极少数基础物品的价值等于零，使人类及其它生命得以无偿利用，是他（它）们的生命存在的前提，也是人类经济得以发展进步的受惠无穷的基础。在这些基础物品中，除了自然空气以外，还有自然水、阳光、自然的空间与时间（失去自由的人身也就相当于失去自然的空间与时间）等等，它们的无偿利用是人类得以生存、经济得以成长发展的基础。人类经济，就是要努力创造更多让人得以无偿利用的没有价值的物品，使人生存更好，更发展。比如如果有朝一日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使海水通过核聚变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那么人类使用电力就可能象现在用水那样，以近乎免费无偿的代价而得到，这样，对人类经济就具有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据过去的一条消息：“有关科学已经证明，利用激光技术，通过核聚变的方式，一升海水（它里面含有氢元素的几种同位素）能够释放出相当于300升石油的能量”。 可见，人类还是有可能获得象水那样“无价”的能源的。

可能有人认为，由于目前地球可用资源日益减少，所以这些资源是有价值的，必须有偿使用它们。花更多的钱使用自然资源，就说明这些资源对我们更重要，也更短缺。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这并不意味着有偿使用这些资源对我们的生存来说是件好事，它只是表明我们为获得更好的生活而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就象环保产业的存在只是表明我们的社会对生态环境的危害已经相当严重，而不表明环保产业的存在一定是件好事情一样。如果我们不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就可过着更好的生活，岂不更好吗？因此，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只是一种手段，千万不要变成一种目的，而成为某些人、某些社会集团滥收社会资财的借口。我们的目标，永远是要寻找可以无偿无限利用的资源。

货币现象有时候与供求关系存在矛盾。按供求关系来说，商品价格下降会刺激需求；但对于货币来说却有可能存在相反情况，即商品价格下降反倒使人们产生惜购现象，---相反，价格上升则使人产生抢购现象。这就是所谓“买涨不买跌”。这是出于“保值”的心态所导致的结果，即人们总是要保值增殖自己手中的资产，如果货币升值，就会将资产转化为货币，如果物品升值，就会将资产转化为物品。在货币或物品贬值时情况也类似。
　这种与供求关系相背的情况，实际上仍然是与供求关系相一致的，不过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实际价格，而是预期价格。对于预期价格来说，当实际价格下跌时预期价格反而有可能显得上涨（或者仍处于高位），同样，当实际价格上涨时预期价格却显得下降（或者仍处于低位）。
　另外，当对某种商品的需求旺盛而使其价格上涨时，由于价格预期的心理作用，引来了众多投机分子竞相炒作这种商品，使其价格形成叠加上涨的局面。价格叠加上涨的结果，使更多的投机资金被卷入其中，直至发现实际需求早已退去而泡沫破灭。泡沫的破灭使大量投机资金灰飞烟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投机并不能自己形成，它总是附着在一定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实际需求较旺盛时形成。但投机一旦形成，自己就具有一定的独立运作性质，同时具有使价格叠加上涨的作用。

　　“边际效用”是物品主观效用的边际性，是物品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所感受到的（最后）一个单位物品的效用程度。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构思出另外一个概念与之对应，这个概念称为“效用率”，即一个单位的物品量在消费它的某个人那里所产生的实际效用程度，也就是单位物品量在某个人那里所产生的理化性质与功能对人的实际客观满足程度。虽然同是“一个单位物品量”，“边际效用”是主观性的东西，“效用率”则是客观性的东西。比如，在各种相同条件下，一个人的身体（细胞组织）需要300毫升水就可以解渴，另外一个人的身体（细胞组织）则需要400毫升水才解渴。这说明水在前者那里比在后者那里具有更大的效用率，只需较少量就可以产生较大实际效用程度，从而满足相应需要。边际效用与效用率之间具有特别有意思的关系：如果一个物品在某个人那里的效用率高，则由于物品容易使人满足，所以其边际效用反而低；相反，如果效用率低，则其边际效用则高。比如，如果某种药品对患者病情敏感，则只使用一点药品就可以满足需要，此时，少量药品就可以使其在患者那里的边际效用较低；相反，如果药品的效用率低，需要使用较大剂量才起作用，于是药品的边际效用较高。因此，同等量的物品，如果效用率高其边际效用则低，相反，如果效用率低则其边际效用就高。通俗地说就是：越“无用”之物所感到需要的程度就越大，越“有用”之物所感到需要的程度反而越小。这实际上是对“边际效用”太过强调主观性的一种反论。

对于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来说，价值意义的侧重点是它的“代价耗费”属性，即最小化的“代价付出”，由于这种代价耗费必然趋向最小化，所以代价耗费最终归结为必要的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这是劳动价值论得以成立的基本论证。这个论证之特别之处是采用了一种压缩过滤法，即首先承认代价耗费（即生产费用，或者成本）包括了劳动耗费以外的众多因素，比如象要素价值论主张中的资本、土地、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代价耗费，---尽管这些形式的耗费完全可以归结为人类劳动的代价耗费。然后引入“市场竞争”而将这些因素压缩过滤掉，最后只剩下“必要的人类劳动”才有资格构成相应产品的价值。

价值作为代价耗费，它在市场中表现为“成本”或生产费用，以成本的形态对一切经济行为施加其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谈到价值规律的作用时恩格斯曾这样说：“…每个人必须大体收回成本这一点又总是会帮助找出正确的方向”。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将“成本规律”---即“必须收回成本”---看作是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对现实经济产生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在经济现实中肯定了成本规律，就是肯定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的存在与意义。

价值规律与边际效用递减是密切相关的，其中一个是有关效用的生产及其程度，另一个则是有关效用的发挥与满足需求的程度；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并没有谁取代谁，非此即彼的两难要人选择。关于两者的这种密切关系，效用经济学的始创者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曾这样说：“以尽可能最小量的劳动，得到欲望的满足”。 这简洁的话道出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同效用价值论的关系。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认为，劳动作为代价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同时指出，劳动作为代价耗费趋向最小化，这样可减小这种补偿的压力（“补偿的压力”即指：一件商品必须卖出很高的价格，才能补偿它所包含的过高成本）。劳动耗费的最小化，体现在“得到欲望的最大满足”上，因为劳动耗费最小，意味着最容易得到物品，获得物品对人的效用的最大满足。

在市场供不应求时物品价格与价值为什么上升呢？那是因为，对于上涨了的需求来说，原先的生产能力还较低，所以要生产出适应忽然间出现的旺盛需求的产量，就需要费更大的“劲”，投入更大的资本与劳动，耗费更大的代价，以扩张“生产可能性边界”。投资所耗代价就会转嫁成相应产品的价值，而使产品价值上升，价格上涨。因此供不应求到一定程度总会导致价格上涨。
相反，如果这个生产者平常已经保持足够的生产能力，在市场需求加大的时候不费太大的力量就能够保障供给，那么，商品的价值和价格是不会上涨的，至少不会“刚性上涨”。这种情况我们也经常见到，比如在节假日市场需求比平常旺盛得多，但供给方面也常常贮藏着相应程度的供给能力，因此，节日旺销的商品并没有出现很大的涨价现象，有时反而降价，那是因为原先贮藏的供给能力借这个机会释放太多，从而在需求趋旺的时候出现降价现象。
因此，市场需求增加导致的价格上涨也是因为供给增加引起成本耗费增大的结果，它表现为物品较为短缺，“难得性”增大。

李嘉图也批判过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观点，他说：“最后支配商品价格的是生产成本，而不象人们常常说的那样是供给与需求的比例”， “商品价格完全取决于供给对需求或需求对供给的比例的看法，几乎成了经济学上的公理，并且在这门科学中也成了许多谬误见解的根源”， “受竞争影响而数量又能适当增加的商品的价格，最后都不取决于供求情况而取决于生产成本的增减”。 这说明，在一般人只能看到现象的地方，杰出的思想家总能看到潜藏于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

“从个别商品的角度看，甚至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某一件商品虽然没有价值（因为其中没有体现任何人类劳动因素），但却会成为商品，具有价格。例如，某人由于运气好而从荒野中捡到的一块黄金；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等等。”（贾华强：《劳动价值与市场价格论》，第20页。）单纯看某一“个别商品”，确实存在着这种价值与价格的差异。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商品中价值、价格差呢？正是因为所有其它个别商品的价值存在，才引起这一个别商品在没有价值的情况下的价格存在。比如，某人白拣得的一块黄金之所以没有价值而有价格，那是由于其他人获得黄金需要耗费一定的人类劳动；如果每个人获得黄金都不需要耗费劳动，那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手中的黄金具有价格，

价值悖论源于亚当·斯密，他说：“应当注意，价值一词有二个不同的意义。它有时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时又表示由于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对他种货物的购买力。前者可叫做使用价值，后者可叫做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交换价值，甚或没有；反之，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往往具有极小的使用价值，甚或没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们不能以水购买任何物品，也不会拿任何物品与水交换。反之，金钢钻[石]虽几乎无使用价值可言，但须有大量其他货物才能与之交换”。 李嘉图随着这个思想而作出了他的引伸，他说：“所以，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萨缪尔森对价值就具有“悖论”性的理解，这在本书前面曾经提到。他说：“这样一种悖论：许多生活必需品（如小麦）的‘市场价值’很低，而许多奢侈品（如钻石）‘使用价值很小’，但市场价格很高”。 于是，许多人（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者）也都跟着萨缪尔森认为价值悖论的存在。比如在中国替《萨缪尔森辞典》翻译与注释的陈迅、白远良两位先生就这样注释萨缪尔森的“价值悖论”“原典”：“经济生活中一些具有很高使用价值的商品价格很低，而有些使用价值很低的商品价格反而很高，这一反常现象被称为价值悖论”。 对于这个被他们认为是“反常现象”的这种正常的价值关系，他们接着论说：“价值悖论在200多年前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水更有用，然而水很少能交换到什么东西，相反，钻石几乎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却经常可以用它交换到大量的其他物品，显然，这里存在着这样的一对矛盾：使用价值大的物品市场价格低，而使用价值低的物品市场价格反而高…这一悖论困扰着亚当·斯密和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直至边际效用理论提出后才给予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前面我们说到资本经营者也是劳动者，因为他在劳心担当这样的切身责任、承担这样的风险：如何使自己的资本保值增殖---既要保住本钱，还要赚取利润。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人类劳动作新的划分。原先人们认为人类劳动有两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但这是不完全的，因为除此而外还应该有另外一种劳动，我们可称其为：心力劳动。心力劳动就是“费尽心机承担某种责任”的劳动，煞费苦心、千方百计地去求取或避免某种事情。心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是否一样呢？显然，心力劳动也要利用人的头脑的活动，但心力劳动有一种担心的紧张感，单纯的脑力劳动则没有这种感觉。一个科学家无论研究活动如何，（在没有任何名利欲或者其它外在目的的干扰下）都没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压迫感，一种精神上的压力。资本经营者，由于需要对他自己手中的资本保值增殖，所以常常存在心理压力。当他将一笔钱投进去后，他就开始担心是否能够产生预期效果，希望“上帝保佑”。正是通过资本经营当事人的这种心力劳动、心力承担，才能产生适销对路的投资，这个社会才能够产生出丰富多样的有效财富，广大民众作为消费者才能领受到大量价廉物美的物品。所以我们有必要划分出一种新的劳动形态：心力劳动。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这种经营上的心力劳动反倒已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劳动，它主导着体力劳动与知识性的脑力劳动，根据它对经营策略的定位而优化与调配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认可经营资本家的权益，那么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进步，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进，更不能解决对外开放中外资的引进问题。因此从理论上建立经营资本家的“心力劳动”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马克思本人也曾有过类似的思想，他是在谈到经营资本家与食利者的区别时指出经营资本家的劳动属性的。他说：“产业利润，与利息相对立，代表着过程中的资本而与过程外的资本相对立，代表着作为过程的资本而与作为所有权的资本相对立，---因而代表着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劳动资本的代表者的资本家而与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家相对立。这样，它就作为劳动资本家而与作为资本家的自身相对立；进而作为劳动者而与只是作为所有者的自己相对立。…产业利润被归结为劳动，但不是归结为别人的无酬劳动，而是归结为雇佣劳动，即归结为付给资本家的工资，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同雇佣工人落入一个范畴，就不过是一种报酬较高的雇佣工人。” 在此，马克思将产业资本家（经营资本家）认为是“劳动资本家”，一种“报酬较高的雇佣工人”，而产业利润只是“付给资本家的工资”。这个观点富有创造性，对今天的现实仍然具有巨大意义。

心力劳动是“统帅”，脑力劳动是“军师”，体力劳动是“战士”。

无论是什么劳动，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还是心力劳动，都必然遵循“以最小耗费获取最大收益”的基本价值原则。而其“价值创造”的法则仍然是：低效劳动为高效劳动创造价值；即：是别人效率较低的劳动在为那些效率较高的劳动“创造价值”。

每一个劳动，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或心力劳动，都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没有一种劳动是具体劳动而另外一种劳动是抽象劳动的事情。没有任何独立出来的所谓抽象劳动，它严格“寄生”在具体劳动中。马克思之所以从形形色色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一个普遍性的“抽象劳动”，是为了使这些形形色色的具体劳动之间能够获得一种相同基础的比较。除此而外它还可以分析出两个关键的意义：具体劳动是有用劳动，抽象劳动是耗费劳动；其中，有用劳动越大越好，而耗费劳动则越小越好。因此，同一个劳动，它既是有用劳动，也是耗费劳动；其中，有用劳动创造物品的使用价值，而耗费劳动则形成[马克思所说的]价值。

对于使用价值，在需要具体劳动的同时也就具有了抽象劳动；而对于价值，在具有抽象劳动的时候也就必然需要具体劳动，就象需要一个人的灵魂时就必须要一个活的人体一样。
因此，有些人说“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相结合”是相当荒谬的，这就好象是：把两个东西分裂开来后再将其“结合”到一起。我们无需这样的“结合”，因为当我们说具体劳动、说某种有用劳动时就已经说出它的劳动的抽象性，就象一个人在是一个具体的人的同时，也无可否认地是一个“人”一样。

设定所谓“心力劳动”，使一部分资本家---经营资本家---从通常被认为具有剥削性质的“资本家”属类中分离出来，是很富有争议性的。从“心力劳动”这个概念来看，有一部分资本家可以归结为劳动者。这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在马克思看来，所有资本家都是通过雇佣工人的劳动剩余---从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到剩余价值---而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的。但是，时代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与时俱进，就象马克思在肯定简单性的体力劳动作为抽象劳动的基础后，他仍然不断地将“劳动”这个概念扩展开来，从简单体力劳动、复杂体力劳动、科技研究性质的脑力劳动到经营管理性质的劳动；现在应该到认可“承担资本保值增殖切身责任”的心力劳动是正常的人类劳动中重要一类的时代。这一系列劳动概念的扩展应该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时代展现给我们的一个显著事实；我们难以再将那些冒着巨大经营风险进行投资，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为民众的就业与民生作出重要贡献的经营资本家说成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资本家所以愿意投资，那是因为他寻找到尽可能优越的投资对路的地方与投资方法。什么才算是“投资对路”呢？就是资本家能够看准市场中由于相应的社会生产率较低，从而价格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上的商品；通过自身努力，资本家能够找到某种方法，通过投资而使自己的商品生产率高于社会平均生产率。这样，他就会投资于此种商品，从而获得心力劳动的收益。可见，这种心力劳动的内容就是寻找投资对路的投资点，而它的实质就是对投资承担着保值增殖的切身责任。如果他没有找到这个投资对路的投资点，或者懒得去找这样的机会，那么他就会退回来与他所雇佣的工人们互相争利，在不断缩小了的利润空间里互相争夺。相反，如果投资对路而获利丰厚，那么不仅资本家可以获利很大，而且雇佣工人也会因此而获得程度不同的更大收益。可见，心力劳动也是一种必须要通过资本家自己不断努力、不断地打破现状而开拓新领域的耗费心力的人类劳动。人类到新大陆探险，看看新大陆有什么发展机会，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一种劳动，它比在某个机械旁不断操作---这样的狭义性“劳动”所具有的意义更加宽广与深远。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投资会给每个产品分摊更大的成本，而投资所获得的生产率提高又使每个产品所含成本更低。投资之是否值得，全在于对这个“投资矛盾”的权衡与倾向；如果这个投资矛盾倾向于增大每个产品的成本，那么投资就不值得，如果投资矛盾倾向于减小每个产品的成本，那么这样的投资就值得。作为投资承担者的经营资本家---心力劳动者，他必须把握好这个矛盾，让它尽可能向后者---好的方面倾斜。而他之劳动收益，就在于这种把握上面；因此，我们可以把资本家的心力劳动称为“资本驾驭”，就象汽车司机对汽车的驾驶、飞行员对飞机的驾驶一样。

对汽车与飞机等运动工具的驾驶也是一种劳动，并且是一种高级劳动，与此类似，对资本的驾驶又为什么不是一种劳动呢？

生产要素能够“创造新价值”，即意味着产品能够以较高价格（或者总产品的较大总价格）出售。假设劳动所形成的新价值使产品价格维持在10元，那么，如果资本能够创造新价值，则产品的价格应该可以维持在10元以上，比如15元，这说明15－10＝5元是资本所创造的新价值。同样，土地所创新价值也会使产品价格维持在15元以上，设为18元。还有其它因素能够形成新价值，使产品价格维持在18元以上。等等。这就是生产要素能够创造新价值的意思。这样的话，在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下，就不会出现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象，因为价格在这些要素的作用下，在它们创造的“新价值”下，维持着一个很高的价格。但是市场却不承认这种价格越来越高的现象，市场竞争会将一切虚假的价格水分挤压掉，从而使人看到生产要素的一个相反的作用：使价格相反地趋向下降，从而迫使资本利润率趋向下降。

低效者为高效者创造价值；即高效者产品具有的交换价值及所获得的利润，并不是他本身（在他本身的生产系统内）所创造的，而是其他效率更低的同类生产者为之“创造”的，因为，低效率者会把相应产品的整个市场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高效率者就能够从这一较高价格上获得更大利润。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社会平均生产方式水平”的背景情况，如果这个生产方式背景十分落后，那很好，任何人都能轻松容易地在这样的生产方式背景下赚取较高的利润，相反，如果这个背景十分先进，那不好，只有那些优秀的社会精英（经营者与劳动者）才有可能从中获得相应的利润。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系统里，一个行业的利润增大、利润率提高，就会引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这个行业。资本进入一个行业的冲动强度与这个行业所具有的利润率空间的大小成正比；利润率越高，资本的这种冲动也就越强。这是一个关键点。而更多社会资本的进入，最终使产量大到需求的扩大所无法抵消的程度，因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对于同一种物品的需求总会随着其数量的增加而减弱。如果需求仍然保持相应的增长，就会存在过大的利润空间，就会持续促进社会资本的进入。这样，社会资本进入该行业从事生产的力量，与市场需求的力量之间，最终只有需求力量减弱下来；而社会资本在行业利润空间仍然很大时它的进入力量就不会减弱下来。

理解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键在于这个“市场共同体”。假如，某地区的手工业和蒸汽生产方式都生产同类产品，但它们销售时并不处于相同市场中，它们之间并没有一个“市场共同体”，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不起作用了，而不管手工业者与蒸汽机使用者之间的人身和生产场所相处是远还是近，那怕只是邻居。

所以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必定要通过“市场共同体”才能起作用。当然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具有一种笼统模糊的意义，即只要在“社会”上建立起市场共同体，那么无论建立起多少个市场共同体，只要这些市场能够充分的互相开放， 都会受到同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制约。但另一方面，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要具有完全不确定性才存在这种笼统模糊的意义，如果它坚执于某个固定的“社会时间”，那么它必然会失去这个意义；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时间”，是完全不确定的。

十分显然，如果英国蒸汽工业产品与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不同，那么尽管这些产品完全相同，但蒸汽工业产品也没有对手工业产品的销售造成冲击。马克思显然没有对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不同市场的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