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对公卫应急体系投入不足
NBD：此次疫情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哪些问题与不足？
朱同玉：现有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尚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公共卫生风险的挑战，尤其是在患者容纳量、人员储备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难以充分应对突发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
着眼全国，各地公卫系统水平能力参差不齐。救治的体系、战略储备物质是不足的。同时，应急的救治床位也不足。
我国传染病医院在事业单位改革中，大多依赖财政拨款和事业单位编制，但这种拨款和人员编制并不充分。财政对公卫应急体系的投入不足，传染病医院的发展也受到一定制约。资金的压力，让传染病医院相应的人才待遇、职业发展前景也受到限制，存在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
NBD：公共卫生应急需要下，北京小汤山医院再次启用。上海公卫中心也被称为上海版的小汤山医院，但由于一直在运营，似乎与北京小汤山医院有一些区别，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不同？
朱同玉：两者都在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公卫中心的建设应该说是比较超前，且有长远打算，是永久性的，与北京小汤山医院发生了疫情才启动有所不同。此外，此次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方舱医院，在修建过程中也和上海公卫中心有视频和交流，详细到解决水电供暖、卫生等方面的隐患。
上海公卫中心面对疫情是有充分准备的。例如中心有300多张负压床位一直准备着，并且吸取此前抗击SARS的经验，日常就有1万套防护服的储备，应对疫情的时候才显得从容不迫。
建议建立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
NBD：您近期指出，一个强健的公卫体系，应该是一座永久的安全堡垒，而不是因为某种疾病出现临时建设的“板房”。在您看来，在尚未有疾病时巩固这座安全堡垒有何重要作用？
朱同玉：是的，必须破除“财神”跟着“瘟神”走这种固有的观念，而应该是“财神”跟着预防走。另一方面，其实公卫防疫体系的投入也是有产出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
例如，2003年，上海开始建造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实际上这为上海培养了科学研究、临床救治的一大批专业人才，也创造了很多临床科研成果，在此次疫情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公卫体系的投入并不是单纯的财政负担。公卫中心实际上是科学中心、创新中心、人才培养中心，从而起到公共卫生安全堡垒的作用。
NBD：具体该如何筑牢这永久的安全堡垒？
朱同玉：近些年来，全球频拉疫情警报，每3~5年全球范围内就有疫情发生，提醒中国应该未雨绸缪。
在我看来，我国应该在大、中城市布局10个左右国家应急医学和战略储备中心，每家机构可设置5000张床位，平时可以有1500张床位日常运行，保持医院的正常运转和医疗队伍的稳定。而另外3500张床位可作为战略储备，比如说地下空间平时作为车位，在疫情来临时随时可以变成床位。在布局好管道、各种气体、必要设备的基础上，实现平战结合。
这就可以避免仓促建设中存在的隐患。如果上海公卫中心能够有5000张床位，那将为上海赢得至少两周的时间，从而从容不迫的应对疫情。
这样大体量的公共卫生应急中心，平时可以是一个综合医院，也是人才储备中心、科学研究中心、创新中心，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底线。当然，疫情的控制依赖于全民防控、联防联控等机制，但同时也要有一个医疗救治的底线力量作为保障。
在巩固公卫系统安全堡垒上，我认为，首先要有超强的机动能力，能够迅速腾空床位。譬如上海公卫中心就布局了临床研究床位，发生情况时可以迅速腾空床位。
二是要有超强的综合能力。此次突袭的新冠肺炎疫情，需要使用ECMO、透析，甚至要用人工肝、呼吸机等，而这些技术上海公卫中心全都具备，大规模的疫情暴发是需要全市力量的支撑，但在一定规模范围内，在第一波疫情来袭时，我们就应具备应急和解决疑难杂症的基本能力。
三是需要有超强的科研能力，要能够迅速破解病原体，提高病原体研究能力。同时还拥有技术储备能力，能够转化成为生产力。
呼吁提升公卫系统科研投入
NBD：您刚才谈到，可以将公共卫生应急中心平时定位成综合医院。那么没有疫情时，如此大体量的公卫中心该如何盘活使用？
朱同玉：以上海为例，上海公卫中心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团队，在今年的1~4月份已经实现技术转化合同金额3亿多元，到位经费超过了7000万元，所以它是一个科学中心，培养了一大批的科研人才。并且，还是一个临床研究中心，上海公卫中心的一期临床试验研究数量在去年、前年都是全国排名第一。
上海公卫中心是一个综合性医疗机构，有40多个临床学科，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传染病合作中心，为全球进行人才培养。所以并不是像一些临时建立的防疫医院，疫情来了发挥重要作用，没有疫情了就面临拆除，既往投入无法发挥作用。
上海公卫中心集科研、人才、医疗资源投资于一身，能够起到长远效果。此次疫情中，全市96%的新冠肺炎病人都在上海公卫中心收治，有少数儿童病人在儿科医院。这种情况下，能给其他三甲医院充分的空间继续日常医疗救治，减少对患者的影响。
NBD：如您上述所言，在公卫体系的建设上，“钱”是一大难题。在您看来，今后这一现象是否能够得到改观？又该如何把钱用到“刀刃”上？
朱同玉：我相信疫情后，资金投入会逐步向“‘财神’跟着预防走”转变，公共卫生体系在财政投入上应该会获得更大的支撑。
另一方面，对于包括上海公卫中心这样的医院而言，过去传染病医院的考核机制采用的是跟综合性医院相同的机制，若单纯靠治疗传染病，不足以支撑一个医院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建议传染病医院在建院方向上，有更加清晰的定位与职能。
传染病医院的发展有两条路，要么综合化成为综合医院，要么成为综合医院的一部分。上海公卫中心走的是综合医院的道路。上海公卫中心有40个临床学科，所以我一直说它是综合性医院中的专科医院，优势专科医院中的综合性医院。当有了清晰定位后，医院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就能获得解决。
近些年，上海市不断加大对上海公卫中心的投入，资金困难的情况也有了明显缓解，人才留住力度也明显提升。当然，还需要进一步加大人才薪酬待遇的投入，建议建立与综合医院薪酬联动机制。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床位建设支持力度。上海公卫中心目前有600多张编制床位，希望编制床位能够增加到1500张，在学科更加齐全的情况下，医院的生存压力会明显降低。
此外，还应加大设备投入，公共卫生应急中心需要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来迅速破解病原体，迅速进行技术的储备。相对而言，国家对公卫医院的科研投入是比较低的，建议建立一个专门的科研投入通道。上海公卫中心得益于建院时就有6000多万的科研设备投入，为医院发展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