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知识分子与市场》（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Marketplace），[美]乔治·斯蒂格勒 著，何宝玉 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9

校园的一段小插曲*

乔治·斯蒂格勒

    我曾经提出一个自己特别喜爱的理论：我们的大学教育被完全颠倒了。一个人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却被要求学习许许多多的基础课程，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在家里还要反反复复地擦洗地板——结果，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研究工作。甚至他们的假期，也必须用来挣更多的钱。等他上了年纪以后，他的学习负担减少了一半，他的日常文书工作都交给助手去做——但他的薪金却增加了一倍。到那时候，他通常不再做任何具有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致力于提高自己的桥牌水平或园艺技术。受人尊敬的罗马语权威学者皮茨奥(Pinzio)先生赞同我的上述看法。他说，这些指控包含了不少真理的成分，但他认为，采取任何治疗措施，都要比疾病本身还要糟糕。为此，他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大约30年前，一个名叫塞吉拉(Seguira)的年轻人成为某个南美国家的一所大学的校长，不久之前，他的父亲在这个国家资助了一次革命，并且取得了成功。塞吉拉过去一直是一个到处寻欢作乐的纨绔子弟，但是，令人们颇为吃惊的是，他走马上任后，马上变成了一个认认真真的改革者——真像是一位拉丁美洲的哈钦斯（Hutchins）**。他很快就开始想方设法进行改革，据皮茨奥先生说，这所大学接到了许多改革措施的建议，最后决定采取量才择优录用（merit system）的办法。于是，他迅速发布了下面的管理办法。
    每年6月，学校全体教员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向他的直接上司提出挑战，举行一次竞争考试。考试由一群公正无私的美国教授组织并进行评分。(塞吉拉校长告诉皮茨奥先生，之所以选择美国教授。目的是让教员们行贿的代价变得更高。)挑战者只要在竞争考试中取胜，他就与直接上司交换工作岗位，并相应地调整薪金水平。因此，一位有才华的研究生在连续几年里，可能先后变成一位助教，一位讲师，一位副教授，直到一位教授。
    这个管理办法公布后，在校园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多少有些让人感到欢欣鼓舞。但是，一些年长的教员非常不满，他们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校长的职位不在竞争之列。不过，大部分年轻教员都对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皮茨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管理办法在9月份正式公布执行，实施的第一年就产生了非常理想的效果。物理学家安东尼奥（Antonio）先生特意购买了一副新眼镜，以便能够再次阅读字体较小的著作。经济学家卡丹(Cardan)先生过去一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经管一家面条厂，而不是教学和研究工作，现在他却请了一位讲师(这位讲师在两年内不能向卡丹先生提出挑战)，专门向他介绍过去15年里经济学领域的新发展。化学系的那位资深教授充分地理解了管理办法的规定之后，遂于12月宣布，出于健康原因，他将于明年6月退休。还有其他几位老教授也紧随其后，宣布自己即将退休。
    图书馆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拥挤。学术刊物—特别是美国的刊物—都从布满灰尘的书架上拿下来，有些人企图借走某个领域的所有现代论著，结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确实，这是改革造成的一个明显的缺陷：教员们开始囤积知识。很少有人愿意与他人讨论自己领域内的学问，除非对方是很有学识的人，而且，能够展开这些例外的讨论，常常归因于欺骗行为，如同归因于骄傲自大。研究生们则深受其苦：菲利波(Filipo)先生把这一年的高级函数理论课程，全部用来评论欧几里得(Euclid)；丹图(Danto)先生成功地让许多主攻经济学的学生阅读阿尔弗雷德，而不是亚当·斯密的著作；理查德(Ricard)先生在他的莎士比亚研究课程上，不辞辛劳地专心研究弗朗西斯·培根的理论。
    到第二年6月，大家普遍承认，竞争的结果是有益的。几位教员迅速地—如果说不是太快的话—走向退休。同时有谣言说，那位在考试中失败的、不称职的讲师乔丹先生正打算离婚，他的妻子是系主任的女儿。此时，皮茨奥先生已经当上了副教授。
    对这些结果，塞吉拉校长感到非常满意。但是，教师们倾向于把他们的研究生课程转向空洞的、缺乏时代感的主题，塞吉拉先生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子是，他决定修改管理办法，增加规定:凡是一位学生在每年的竞争考试中取胜，就给他的教师增加5分的奖励(总计为100分)。引入这一项新规则之后，就要求教师们进行仔细的计算和比较：得5分的奖励有利，还是让学生在考试中取胜更重要？经过仔细考虑，一般认为，教授们占了便宜，讲师们吃了亏。在随后的一年，这个办法立即带来了一些自相矛盾的结果：杜尔尼(Dourni)先生同时遭到7个学生的挑战，并且7位学生参加竞争考试的得分都高于杜尔尼先生，但是，杜尔尼先生因此得到了35分的奖励，结果，他反而因为自己考试失败保住了职位。
    到下一年秋天，改革带来的另一个预料之外的后果，也变得更突出了。研究生的注册人数猛然下降。学校很快发现，凡是家里能够负担得起的学生，都跑到美国读研究生去了。教授们对这种花招感到非常愤慨，塞吉拉校长也颇有同感，并且发誓，一定要在次年春天修改规则。但同时，一片沉重的疑云在教员中间扩散开来:到外国学习的那些研究生.会不会专门学习将来要考试的问题？
    事实很快证明，这些疑问果真很有道理。在美国学习的61位学生中，有46位在次年春天的竞争考试中取得了胜利。事情至此，改革的结果也不像前一年那样受到普遍赞扬了。确实有几块化石正稳步地走向博物馆(有几位老教授逐渐退休)，有几个年轻有为的人走上了更高的岗位(皮茨奥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但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天文学家斯托诺(Storeo)先生，在竞争考试中竟然败给了他的一个平庸的研究生，这位研究生—和主考官一起—把一年的时间全部用于观察几颗朦朦胧胧的变星。还有一位很能干的年轻人伯尼(Birnii)先生也在竞争考试中失败了，原因只是，他熟练掌握的政治理论，没有深人扩展到新英格兰乡镇的详细情况。
    现在，塞吉拉校长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不允许学生们出国学习吧，就等于主动让他人批评自己主张地方主义和人才近亲繁殖;允许学生们像这样大量地到美国学习，就等于彻底摧毁了学校的研究生教育。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妥协办法：从美国、英国、法国、瑞典和德国随机挑选出一群教授，来组织学校的竞争考试。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研究生如果打算到外国学习，那么，在5次出国学习中，他会有4次猜错了国家。这次修改果然制止了大规模出国学习的现象，但它本身也遇到了麻烦。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一位社会学家在连续两年的竞争考试中得到了相同的考题，两次考试他都提出了同样的答案。但结果却令人惊奇，第一年考试后，他从斯德哥尔摩得到了一个很不光彩的不及格;第二年考试后，他从美国得到了一份邀请书，聘请他担任哈佛大学的教授!
    随着改革计划进入到第三年，一个更深远的后果也变得不容忽视了，这就是，研究工作几乎完全停止了。当然，这种现象很容易解释:一位教师只要知道其他学者正在干什么，就很可能顺利通过竞争考试并获得高分，至于他自己进行了哪些研究工作，对于他通过考试没有多大帮助。因此，教员们变得特别注重博览群书，同时也特别缺乏进取精神。有几个突出的例外，表明了这些规则带来的间题。特里斯皮(Therespi)先生坚持不懈地、深入细致地研究果蝇，结果，他在两次竞争考试中都败下阵来。拉博诺(Laboro)先生终于完成了关于南美史的七卷本巨著，但是不巧，他在竞争考试中遇到了有关十字军的间题，结果也得了一个不及格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