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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19


人首先是环境的产物,人类的产生及其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一方面是生物进化的自然过程,一方面是人之为人的社会化过程。人类的发展,总是建立在自身的自然属性的基础之上。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一个物种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必然要随之发生适应性改变,否则就难以生存下去。比如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从祖先为有胎盘类哺乳动物食虫类演化而来的各枝哺乳动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改变了食性,由吃动物改变为吃植物,以适应新生代繁茂的被子植物特别是第四纪的广袤草原这样的自然环境。然而,动物从食虫类进化到食草类,用了数千万乃至一亿余年的时间,人类由早期猿人到今天,也有数百万年的历史。这也就是说,一个新物种的产生或者说其自然属性的形成,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期间任何外部条件的变化,对于这种自然属性的影响至少在短期内都是微不足道的。
所有的哺乳动物(包括鸟类)都对其周围的环境充满好奇心,其相应的情感或行为特征为其大脑中的某种回路所控制,动物学家把其称为“搜寻回路”,因为人和动物都有一种强烈的原始冲动,正是有了这种冲动,人和动物们才会努力寻找必需品并生存下来。他们指出,对环境的兴趣和好奇心不但能够帮助人和动物找到好的东西,如食物、藏身之处和配偶,而且还能帮助其远离不好的东西,如掠食者。当搜寻回路受到刺激时,动物会在行为上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兴奋。葛兰汀指出:“当一个动物看到迹象表明食物可能就在附近时,这部分大脑就开始活跃起来,但一看到食物,这种活跃状态就会停止。搜寻回路的活跃是发生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而不是在最后找到或吃到食物的那一刻,可见真正让它感到愉快的是寻找食物的过程,而不是找到食物的结果。”95对此,我们人类作为哺乳动物也毫不例外:那些亿万富豪们的生活资料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但他们几乎从不停止对财富的追求;钓鱼运动爱好者很多时候钓的鱼一家人一周也吃不完,但他们如果条件允许则几乎愿意天天执杆陶醉在水边;许多有条件的女孩子常常逛商场购物,并乐此不疲,买回来的服装有的几乎从未穿过。对于他们而言,其快乐主要是在于追求、垂钓或淘寻的过程,而未必一定是其结果本身。(这种心理特点从而行为动机,在那些偷窃惯犯身上也表现得极为明显,犯罪心理学把其称为“犯罪动机的自动化”。偷窃惯犯偷某件东西并不是一定真的需要它,而是偷的行为本身就能满足其需要,给其心理上带来愉快,他们如果不偷窃就会感到倍受煎熬。我认为这一方面是基于人体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是在于其后天实践中因其屡屡得手而获得的行为强化。因此对于青少年的这类犯罪行为如果不能及早发现并予以恰当的教育及惩罚的话,其犯罪活动几乎会终其一生。)
动物和人类一样都“喜新厌旧”,许多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动物喜欢不断地探索新奇的事物,就如小孩子喜欢更多更新的玩具,成年人喜欢更多新服装和新汽车一样,这是因为许多新奇的事物本身就是令人感到快乐的。动物学家认为人类和动物都需要新事物对大脑进行刺激,否则他(它)们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人们在对鹦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如果往笼子里放入的新奇物品愈多,它就愈不会撕咬自己的羽毛,而这种撕咬羽毛的行为和焦虑有关。事实上使一个人与外界隔绝起来,也同样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把罪犯投进监狱乃至独自监禁,是所有惩罚中最难以忍受的一种。这一方面是人类需要朋友和伙伴,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探索新的事物(当然还有其它生理和心理上的原因);当人类的这种自然本能受到抑制时,必然会对其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
美国神经学家保罗·麦克时恩提出的大脑的三位一体理论,对于我们这里的讨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认为人脑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而这三个部分形成于人类进化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部分即最古老的部分,位于头颅内部的最低层,叫做爬行动物大脑;第二部分位于头颅的中间位置,叫做旧哺乳动物大脑;第三部分位于头颅的最高层,叫做新哺乳动物大脑。
爬行动物大脑控制着人的一些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如饮食、呼吸和心跳;旧哺乳动物大脑负责人的情感,如性行为、哺育、搏斗和逃避等;新哺乳动物大脑则主导人的理智和语言,如逻辑推理和情形概括等抽象思维。大脑的这三部分之间由神经纤维连接,但每部分都有各自的主体性和控制系统——即人类大脑的这三部分是相互独立的。这是因为在进化的过程中较低级的那部分大脑并没有被抛弃——至少没有被完全抛弃,它依旧在人体中发挥作用,新进化来的那部分大脑只不过是附加到了原来的大脑之上。(参见:葛兰汀  约翰逊:《我们为什么不说话》。
既然人的头颅内部有着两个相互独立的动物的大脑,那么人类依旧保留着某些动物的本性就毫不奇怪了。很明显,每一部分大脑,皆对应主导着一定的人类需要,并且愈向高层发展,则需要愈高级——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而人类的种种需要愈是基本的,则与动物的需要愈是共同的。由此佐证,人类的需要,有着十分鲜明的自然基础。
社会生物学认为,至少在地球生命产生的较早阶段,生命的个体就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是集群生活在一起的,从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如果不是在进化过程中由于食物相对匮乏的原因,很难说这些个体会选择相对独立的生活——毫无疑问,在某种适当的条件下,多数个体的共同生活,既有利于物种的保存,也有利于物种的繁衍(参见:威尔逊《论人的天性》;达尔文《物种起源》)。对于那些处于野生状态下的具有极强领地意识的猛兽而言,食物愈匮乏,其领地就会愈大;但在动物园中,由于食物丰富,他们却往往会相安无事。而对于以水果和其它某些植物为食物来源的原始人类来说,由于食物的相对丰富性和集中性必然决定其至少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群居性。显而易见,这种群居性进一步地发展和强化了其社会性,而没有人类的社会性,所谓高级需要根本就无从谈起。换言之,没有建立在人类的自然本能基础之上的社会性(确切地说这种社会性本身就是一种自然本能或者说是发展了的自然本能),也就无所谓人类的交往关系乃至社会分工,从而也就无所谓社会风尚的存在,更无所谓对荣誉、社会地位和自我实现的追求,进而也就无所谓实现这种追求的手段。这意味着,即使是从属于人的社会性的所谓高级需要,也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本能;只是对于满足需要的手段或需要的具体对象,则要依赖于具体的生存环境或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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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9 06:49:07
而对于某些精神需要,虽然同样是基于人的社会性的自然本能,但却应当——或至少部分应当——归类于基本需要,比如爱、忠诚、道德和审美的需要。基本需要使人类得以存在,高级需要使人类得以发展。必须指出的是:道德和审美的需要并不仅仅为人类所独有,在一些社会性动物身上,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两种需要。对于低等动物,也许有人会认为把道德情感称作同情心似乎更为恰当,但我认为至少对于某些动物行为而言,用道德这一词汇来形容未必是过分的(可参见达尔文《人类的由来》,156)。并且毫无疑问,爱与忠诚这两种情感从而需要也并不为人类所独有——我们常常会在某些动物身上看到这两种情感的行为表现。这些人类与某些动物共有的情感从而行为方式,无一例外地是源于对物种的保存以及繁衍的需要,而这些需要从而需要的满足同时又促进了相应情感的发展。
反过来,动物界那些自相残杀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也并不鲜见。在此,这种自相残杀并不是指同类之间的战争,而是指一个物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对同类弱者所进行的杀戮(事实上,战争的内在逻辑及根源与此相似)。当野牛把受伤的同伴驱逐出群体或干脆杀死它的时候,一些未开化的人类种族同样也在把其残疾的伙伴遗弃在荒野,甚至有的种族把自己年老病弱的父母活活埋掉。
两种看似相互矛盾的行为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同时存在着,这一切的根源如上所述,皆是为了物种的保存与发展——确切地说,皆来自物种基因的绝对自私性(参见: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所谓利他主义行为,事实上基于动物学家称之为广义适合度的原理。所谓广义适合度是指个体不以自身的存活和繁殖为尺度,而是以其在后代中传递自身基因或与自身基因相同的复制基因为尺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把自身基因传递给后代的个体(这种传递形式不一定是通过自身繁殖的方式进行的),则具有最大的广义适合度。这种理论,可以从动物界的许多共同抚育以及共同分享食物等利他主义行为中得到印证(参见尚玉昌:《动物行为学》,第三章。46第五章第二节。85)。而尽管人类道德的进化似乎已经摒弃了早期的某些在今天看来的恶劣行为;但是,今天人类中的强者们却也不曾无条件地给予那些弱者们与自己相同的经济待遇。动物学家明确指出:“利他行为只能表现在个体层次上而绝不会表现在基因层次上。”(参见尚玉昌:《动物行为学》46)如果我们把这种观点扩展到动物分类学上,进而扩展至人类的国家、种族和利益群体,那么在一定的外在条件的限制下,人类作为杂食性动物对其它动物的杀戮,以及不同国家或种族乃至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战争或争斗就毫不奇怪了。这一切至少说明整个人类基于种种条件所限的社会化进程还很漫长,人类的道德进化尚远远不够。因此,无论如何,人类的行为或者说人类的社会行为总是建立于自身的自然本能的基础之上的。而人类的生产,无疑也是就是顺应这种人们基于自然本能并在此基础之上发展并确立起来的社会动机从而社会目的进而表现为各种需求的生产。于是,人类既生产治病的良药,也制造杀人的武器;既有形形色色的动物保护组织,也有大大小小的屠宰场。
因此,表面上看,没有生产就没有需求;但是,没有需求,根本就无所谓生产。从一开始,作为自主的、有意识的人,首先就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就如动物面对大自然的丰富资源只选择自己之所需一样,当交换产生之后,则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生产。至于所谓的生产创造需要,只不过是创造和丰富了满足需要的手段,而不是创造出需要本身。比如对于人类尊严的需要,不是因为人类首先生产出了遮羞布,然后才懂得什么叫做羞耻;而是人类首先知道了什么叫做羞耻,然后需要并生产出了遮羞布。满足某种需要是人类的目的,而生产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这种目的的具体手段或许对人类而言是不明晰的,从而要依赖于生产所可能取得的现实成果;但是,这种需要的方向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纸的生产,当然没有对纸本身的需要,但人类却需要某种具有便宜、方便和便于保存等特点的信息载体;肉类的生产,不能引发素食主义者相应的需要;长矛的生产,不能促成现代军队相应的需要;而人类如果不是有着许多动物所没有的色彩视觉进而审美的需要,那么各种款式和各种色彩的服装以及艺术品等的生产就是毫无意义的。
消费者行为学认为,不同的文化对于消费行为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消费者行为学根据研究的目的,将文化定义为:“指引一个特定社会成员中的消费者行为而习得的信念、价值观和习俗的总和”消费者行为学,368)。文化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秩序、方向感和指导。例如,文化提出了如下标准或准则:何时用餐,何处用餐,各餐应当吃什么,不同形式或内容的聚会如何招待客人;同样,文化也为不同场合的着装提出了要求,比如在家庭中穿什么,上学、工作穿什么,到教堂甚至去快餐店或影剧院穿什么。
与人的自然属性不同,文化是人的一种社会属性。一种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同样是在某种特定环境中经过长期演变而形成的,因而也是不能轻易消失的。只要一种文化能够继续带给人们某种满足,人们就会遵守;而当某一特定的文化标准不能满足社会成员的需求时,这个标准便会被逐渐地修正或抛弃(参见希夫曼:《消费者行为学》第十二章)。比如在我国文革时期,穿军装,扎武装带和戴军帽成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直到文革结束后约八十年代末期才逐渐消失(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抢军装、军帽的案件频发,有的年轻人为了防止被抢,出门竟然要随身携带自制的各种刀具甚至枪械。而那个时候倒卖真假军装、军帽的黑市也兴盛一时,一顶棉边防帽的黑市价格约三十余元,当时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月工资也不过如此。由此可见由这种文化所导致的需求之强劲。)
在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之下,还有亚文化(亚文化:“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中存在的可辨别的、具有文化差异性的群体。”消费者行为学396)。这些亚文化的划分是建立在大量社会文化和人口统计变量基础之上的,如国籍、宗教、地理位置、民族、年龄和性别。在遵从主流的文化信念、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前提下(参见消费者行为学第十三章),某一特定的亚文化群的成员持有与社会其它成员不同的信念、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例如,不同国籍的消费者对不同品牌服饰的偏好一般会有所不同,并且也有某些不同的饮食习惯。印度人不喜欢白色,禁食牛肉;古巴人忌讳戴帽子,喜欢色彩红丽浓艳的菜肴;法国人则不喜欢吃无鳞鱼,也不爱吃辣味过重的菜肴。不同的宗教信仰,其情况也是如此。如伊斯兰教禁止食用猪肉,也忌讳使用猪制品,饮酒一般也严格禁止;而印度耆那教则忌杀生,忌食肉类,忌穿皮革和丝绸;汉传佛教禁肉食,忌饮酒,但泰国的佛教却允许僧人吃肉。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从而物产的不同,使得一些国家的饮食习惯也有所不同。比如,巴西盛产咖啡,因而那里的人们喜爱喝咖啡,而中国则盛产茶叶,从而茶叶几乎是国人的必需品;不过,各国文化的交流,早已使很多国家的消费者喜欢上了中国茶,而饮用咖啡在中国的城市消费者中也几乎成为了一种时尚。不同民族的消费习惯的差别往往也是较为明显的,汉族人如果不考虑地域的差别,一般来说对食品百无禁忌(一些南方人吃田鼠,这对于很多北方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满族人禁食狗肉并禁用狗制品;而朝鲜族却喜食狗肉,并嗜辣椒和泡菜,几乎不分季节地喜食冷面。至于不同年龄和性别的消费习惯自不待言,故不再赘述。
那么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乃至生产方式的出现或形成,并不会马上改变人类的需要,而只能首先适应人们的需要以及需要的发展规律。而许多商品的生产与人类的历史相比都是极为短暂的,我们甚至看不出其对人类的自然属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社会属性所产生的实质性影响。不过,人类的某种生产方式如果能够长期持续下去的话,对人类自然属性从而社会属性的发展必将产生某种影响倒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任何一种生产对于人类的有用性,并不在于人们生产出了某种技术使用价值,而在于这种技术使用价值是不是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即使人们的收入是一定的,但其满足约束于这种收入的需求的手段即商品却未必是确定的;当不考虑这种收入对于人们需求的约束时,某种商品的生产显然也不是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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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9 07:12:28
是原创吗?
我近来也在研究有关人类行为学的问题。

文章中说:“那么这也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乃至生产方式的出现或形成,并不会马上改变人类的需要,而只能首先适应人们的需要以及需要的发展规律。”

更准确地说,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对需求的类型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概括起来就是吃、穿、住、行、文化、娱乐等几大方面,改变的无非是类型中的具体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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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9 08:01:22
大道至简,有些事情可能原本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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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19 14:11:04
哲学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哲学就是关于世界的最简单最一般最普遍的常识。经济哲学也一样,它就是从我们最简单的经济生活开始,从劳动与需要这个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对矛盾的基本关系开始,渐次展开对社会经济生活中那些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的研究。一个不懂得劳动与需要关系的人,要准确说出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那是不可能的。当你在懂得了劳动与需要的全部关系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些理论家们对供求关系的高论,你就会知道那是多么的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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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0 08:57:49
总是逃不开达尔文主义的调调,我真是奇怪,多看一些书,好像不费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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