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儒家在操作这方面当时还是不行，就是叔孙通虽然使儒家进入到操作，解决这些问题，但这种操作是非常浅的，浅层次的操作，这个深层次的操作还没有开始，而且即使是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儒家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其实这个浅层次的操作，这种礼仪，这种表面的规范，这种浅层次的操作，在很多方面还是失败的。我举个例子，比如秦始皇的时候，人们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不喜欢儒家，其实开始秦始皇也并不是排斥儒家，在秦始皇的朝廷里头，还是有儒家的学者在那儿当臣的，他也用了儒家的人，比如淳于越，史书里记载，他当时在秦始皇面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治理天下，他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也发了言，他也有发言的权利，尽管秦始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但是这反映出秦始皇的朝廷里头，也并不纯粹都是法家。

　　再有秦始皇去祭祀泰山，那么祭祀泰山的时候呢，他也征求了当地那些儒生的意见，让他们来讨论讨论，应该怎么样祭祀？什么样的礼仪？什么样的规范？什么样的规定？实际上他向一些儒家学者做了咨询，可是不太成功。为什么不太成功，就是这些学者讨论来讨论去，提出的建议都不太实用，比较怪异，他们内部也争来争去，弄了半天也拿不出一套成型的方案，所以秦始皇一看这些人争来争去，他们自己的意见也不一致，而且他们的一些说法都特别怪异，所以秦始皇干脆就不用这些人了，秦始皇自己就上了泰山。就是说我并不是说不用你儒家的，我想用，让你给我解决个实际问题，就像那个叔孙通一样，你给我解决一些表层次的一些礼仪规范，一些表层次的问题，你给我解决呀，他又解决不了，所以就这个表层问题的解决，我们说叔孙通成功了，并不是儒家都成功，有很多人成功不了。

　　汉武帝时期也发生这个事情，汉武帝要去祭泰山，那么祭泰山的时候，他也是找一些儒生，让他们给讨论讨论，看我应该怎么样祭祀？有哪些做法？有哪些行为，应该怎么做，结果这些儒生也是讨论了几天几夜，拿不不出一套方案来，最后汉武帝也是没办法，最后就不用他们了，汉武帝就自己制定方案，自己去了。

　　所以从这些事情来看，就是儒家虽然当时在操作有叔孙通成功的一方面，但总得来说，即使这些表层问题的解决，也还是不成功的，还是不行的。那么儒家我们说了，你要想得到统治者的重用，你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无法独尊儒术，统治者说我喜欢儒家，你操作不了，你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我也不可能用你。所以儒家用世的问题，实际操作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在汉武帝朝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汉武帝朝的时候，有一个大臣，张汤。这个张汤非常能干，能够给皇帝解决很多问题，做成很多事情，也就是在实际操作这方面，张汤是很有两下子，所以汉武帝是比较喜欢他的，但是张汤受到周围大臣的攻击，咱们有时候说不做工作，可能没人批评，做工作反而(被)批评，做工作越多，批评越多，做工作越多，失误也越多，这个张汤可能难免是有这样那样的失误，那么攻击他的人很多，那么其中有一个人对他的攻击是相当狠的，谁呢，就是汉武帝朝有一个大臣叫狄山，那么有一次冲突起来，当时讲到就是怎么样处理和匈奴的关系，张汤可能根据汉朝当时的实力，根据敌我双方的这种状况，根据当时的情况，汉朝发展的这么一种状况，张汤是主张军事上出击，打击匈奴。那么这个狄山呢，他是主张不要打击，他主张和亲，不要动兵。

　　本来这个问题是你主张打击，我主张和亲，咱们可以就这个问题来商量，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狄山由此来开始攻击张汤的人品，狄山说什么，张汤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并不忠于皇帝，你看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他攻击张汤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批评他解匈奴这个具体的问题了，开始攻击张汤人品的问题了，实际上要把张汤做的所有的工作都彻底否定。那么汉武帝当时就问狄山，你说，张汤是什么人？狄山说，张汤是诈忠，诡诈的诈，欺诈的诈，忠实是忠的，他不是真正的忠于朝廷，他是诡诈，伪装的，汉武帝呢，听了以后，很不高兴。那么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儒家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非常致命的缺点，就是你操作不行，操作不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你老批评人这个，批评人那个，你操作不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能够成为官方思想，官方怎么接受你，因为统治者接受这个东西，是要解决问题，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你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儒家在这方面其实也在做一些探讨，它也并不是说光停留在理论，儒家在这方面，他们也不是没有探讨。早在孔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包括孔子的学生，在这方面也都在做一些工作，孔子的很多学生在一些诸侯国怎么样，都做了官，他们在做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怎么样，把从孔子那儿学的一些思想，儒家的思想运用到实际中去，不过它是怎么运用的，因为史书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弄得不是很清楚，它怎么样运用，具体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不好说，那么在汉代，儒家它要取代法家，它要成为官方思想，它想在思想界，占有最高的地位，那它必须什么呀，必须得解决操作问题。

　　在这方面，汉武帝之前和汉武帝时期，应该说有很多人在这方面做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且可以说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一点成果没有，并不是说没有成果，还是有一定的成果的。张汤这个人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虽然人们说他诡诈，很多人骂他，觉得他道德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他是假的，说张汤这个人专门阿顺君主的意图，拍马屁，顺着君主的意图说他很奸诈，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儒家用世这方面，我们承认他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人物。这个张汤人们说他是酷吏，说他应该属于法家的东西，酷吏嘛！用严酷的手段来镇压那些异己的力量，但是他跟其他的酷吏不太一样，他在做事情的时候，其他的酷吏就是杀，对那些异己的力量，对那些不利于朝廷的力量，对那些触犯法纪的人，就是杀，就是刑罚，就是关，非常严酷。

　　张汤不那么简单，一方面他也镇压这些人，另一方面张汤他经常怎么样，跟一些儒生交接，这些儒生懂得很多儒家的经验，他跟这些儒生交往，然后把自己从事的一些工作，把自己的一些举措，把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和他从儒生那儿所得到的一些儒家经典的内容相互附会，然后向别人说明，说我这种做法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这种做法是符合儒家这个理论，符合儒家那个理论，和儒家是一致的，他有点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说的包装，就是说我这么做了，做了之后呢，我再用儒家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做了一些包装，所以有的人对于张汤这种做法，大家非议，假的，诡诈。

　　张汤个人的品格我们不管，他是不是诡诈，实际上很多人都诡诈，你也不能说儒家的这些人就不诡诈，其实诡诈是另一回事，很多人都诡诈，那么张汤的这种做法，我不说他的动机，我不说他的人品，那么这种做法我个人认为，对儒家由理论走向实际，对儒家进入操作应该说是有好处的。那么张汤他的很多做法可能是附会，不管他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不管他是什么意思，他也是一种附会，所以刚开始这个理论运用到实际，需要一个附会的阶段，然后在附会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地，一步步地深入，一步步地具体化，看看怎么样把理论运用到实际，所以我们说在儒家的理论进入到实际中去，进入到操作层次这一方面，应该说张汤是个重要的人物，需要一批人去附会，附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那么此外，还有一些人，需要我们重视，他们在儒家由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应该说也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比如《汉书》里记载一个地方官叫儿宽，儿宽他一是个基层干部，在地方当干部，那么《汉书》里记载，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因为儿宽他也是儒家的学者，他学过尚书，然后他在做基层工作的时候呢，有意识地、自觉地把儒家的思想，运用到他的实际工作中去具体地操作。这个过去的儒家学者都是高高在上，更多的是高高在上，空谈理论，所以有时候他结合实际呢，结合得也比较空，是一些大政方针，那么过去很少有儒家的学者能够做具体的工作，具体的操作，在具体的工作中运用儒家的思想，那么儿宽在这方面，应该说做的比较出色，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他在地方到底怎么样具体的操作？怎么样把儒家的理论和老百姓具体的生活结合起来呢？这个史书的记载非常少，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个儿宽的工作经验非常重要，如果当时能够详细地把他当时具体怎么做的工作用文字保留下来，那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理论如何运用到实际，与实际工作相结合这方面，肯定儿宽有贡献，遗憾的是他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少。

　　比如说儿宽在当地从事基层工作的时候，他追求的是什么？要得人心，他不像其他的一些酷吏，其他的酷吏就知道镇压，就知道粗暴地对待底下的人，儿宽不是，他想办法得人心，老百姓兴修水利，帮着老百姓发展生产，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所以在当地处理各种问题的时候，处处体现出仁义、仁爱、和缓，让老百姓之间的关系都能非常和谐，老百姓和官府的关系和谐，所以儿宽在当地的威信非常高。由于他爱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关系处得非常好，处处体现出仁爱，深得人心，所以他的影响很大。

　　据说是这样，他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对老百姓非常好，由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的税收工作没有完成，上级官府呢，它是有税收有指标的，那么儿宽由于注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减轻民众的负担，所以他的税收工作没完成，没完成怎么样？没完成那就要惩罚，而且要把你调离这个地方，因为你工作没做好。据说当地的老百姓，一听说儿宽因为没有完成税收指标，要受到惩罚，听说儿宽要被调走，当地老百姓全都不干了，老百姓全都着急，结果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粮食，把自己家里的钱拿来缴税，都是自觉的，没有任何人强迫，大家希望要留下儿宽这样的好官，结果儿宽的税收由原来没有完成到第一，税收完成第一。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其它残酷暴力的手段，强迫的手段，没有，一切都是人们自觉完成的，都是老百姓自愿，老百姓情愿这个地方气氛非常和谐，非常好。所以这件事引起了朝廷的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别的地方老百姓，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让他缴税，拿鞭子抽他，去强迫，弄得这个关系非常紧张，而儿宽老百姓情愿，自觉自愿，而且这个关系处得非常好，基层工作做得非常好。所以儿宽很快就被提拔上来了，所以儿宽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就是儒家在理论进入实际这方面，在具体的运用这方面是有进展的，儿宽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的董仲舒，董仲舒也是我们非常值得重视的，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儒家独尊，为统治者接受儒家提出了很多理论。那么在儒家由理论进入操作这方面，由理论进入到实际工作这方面，董仲舒也做了很多工作。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空谈家，并不是一个纯粹光讲理论的，董仲舒看样子也是一个实干家，他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汉书》里我们可以看到，董仲舒关注的很多问题，你别看他一方面谈一些理论，谈一些儒家的理论，谈一些神的理论，谈一些抽象的理论；另一方面他非常关注老百姓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当时董仲舒给皇帝上书一封，讲到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时，他说：“《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意思是说，《春秋》这部书中，除了麦禾之外，别的谷物不收录书中，连麦禾欠收都要写的书中，可见圣人最看重五谷中的麦与禾 。

　　比如在《汉书》里头记载，董仲舒给皇帝写信，讲到什么问题，讲到种麦子问题，当初关中地区老百姓都好种麦子，所以董仲舒专门讲了种麦子的重要，而且把他提出的那些抽象的理论和种麦子结合起来，你看这种麦子是老百姓太现实的问题了，太实际的问题了，所以董仲舒关注老百姓种麦子的问题，把他的那些阴阳五行和种麦子的问题相结合，董仲舒还讲到什么问题？讲到下孢子的问题，下孢子也是老百姓很关注的问题，一场孢子下来，老百姓算一场大的灾害，所以董仲舒还专门讲了孢子的问题，所以董仲舒不都是空谈理论，他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董仲舒不光是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且董仲舒还进行实际的操作，他也有实际操作。

　　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大概是这样，甲和乙发生冲突了，两个人打架，这个乙呢，拿着刀子冲甲就刺过来了，结果这个甲的儿子看到了，拿着棍子就冲乙抡过来了，结果怎么样？没抡好，因为混乱嘛，混战中没抡好，一下抡上自己的父亲了，这个甲的儿子就算犯罪了，这个案子怎么判？那么按照当地的这些官员，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简单，那就是说你这个甲的儿子，你等于打了父亲了，这还得了，按照法律条文应该怎么判？判甲的儿子死刑，因为一棍子打了父亲，判死刑，这个死刑，当时叫枭首。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搁在笼子里头，挂在一个高的地方，让大家来看，你这是犯罪了。那么这个地方当时法官判这个案子呢，他完全是按照表面上，按照字面来判刑，因为表面说儿子打死了父亲，应该判什么罪，他这种判案的做法其实就是例行公事。其实这种做法就是法家的做法，我就看字面，字面上你只要违反了规定，我就来判你。

　　那么这个案子送到董仲舒那儿去了，董仲舒可能要复审一下。那么董仲舒在判这个案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他要按照儒家的思想，儒家的想法来判，所以董仲舒就重新判，他按照那部儒家经典来看。儒家有部经典是《春秋》，董仲舒是专门研究《春秋》的，那么他就按照《春秋》里头的一些记载，《春秋》里头的一些要求来判这个案子。那么《春秋》里头有这种记载，说儿子给父亲吃药，结果怎么样，父亲吃死了，那么父亲吃死，是不是儿子谋害父亲？是不是儿子应当惩罚父亲？不，儿子是为了给父亲治病，他并不是为了害死父亲。那么按照《春秋》的这种记载，这个儿子拿起棍子来打乙方，他是打着父亲了，不过他当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救父亲，所以按照《春秋》儒家的这种说法叫“君子原于心，赦而不诛”。什么意思呢？君子原其心，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人的举措，要看他的动机，原其心，深入地探求他原来的动机，他的动机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给父亲吃药，他的动机是为了给父亲治病。那么这个人抡起棍子打乙方，他原本的动机是为了救父亲，他是出自好意，是出自孝顺，所以动机是好的，原本内心是好的，这样的人不能够杀他，不能够惩罚他，所以大概把这个儿子给放了，那么这种判案子，显然深得民心，你要是把这个儿子给杀了，不光这个甲，这个父亲他们家里的人肯定不愿意，他们肯定对官府不满，你官府这种做法太不合情理了。因为当时中国的基层，家族社会，大家特别讲人情、情理，所以董仲舒这种判罚是符合情理的，而这种判罚，董仲舒又依据儒家的经典，所以他这种做法就能使深入老百姓之心，深入民心，对儒家的普及，对儒家被社会所接受作用是非常大的。

　　董仲舒还判过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这样，说有一位父女，她的丈夫坐船出门，船上父女在，坐船怎么样？风高浪大，船翻了，丈夫没有了，失踪了，尸体也没看到，可能是死了，那很长时间了，后来这位妇女就回娘家了。回娘家长期找不到丈夫的尸首，所以这个妇女她的娘家的人就把这位妇女另外让她出嫁了，嫁给其他人了。那么这件事官府就要说话了，按照当时基层法官的说法，这个妇女，你的丈夫死没死还不知道，尸体也没找到，你竟敢另嫁他人，属于淫荡，你属于有淫心，要判罪，判什么罪？把她抓起来叫死罪，把你杀死，然后把你的尸首抬到集市上展览，让大家看.

　　那么这么一个案子又到董仲舒那儿去了，那么董仲舒对这个案子另有一种判法,又是按儒家的思想来判。那么怎么按儒家思想来判呢？第一按照《春秋》的记载，这个妇女，她没有儿子，如果她有儿子的话，她就不能再另嫁他人了，不能再跟别人结婚了，她没有儿子了，丈夫失踪了，你是可以再嫁给其他人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妇女并不是她自己要嫁给他人，而是受父母之命，是父母让她嫁给别人的，她等于嫁给别人是服从了父母的命令，所以她这不是淫，而且是孝，因为她服从父母的命令，她是孝。所以妇女无罪释放。所以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和合乎情理，应该说广大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从情理上，从内心人们是可以怎么样，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这些案子的审理怎么样？非常有助于儒家进入基层社会，儒家被老百姓所接受，这些案子的审理，也是儒家与老百姓具体生活的一种结合。那我这里讲到张汤，讲到儿宽，讲到董仲舒，我想汉代类似这样运用儒家，具体的从实际工作中，运用儒家恐怕不只这三个，当时恐怕已经有很多人了，可能基层干部当中有很多，基层中层当中是有很多这样人，他们都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我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儒家在具体运用这方面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相结合这方面，虽然不能说完全彻底地解决了，但是在汉代，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恐怕在这方面的解决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最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官方思想，接受儒家，也和儒家能够进入到实际操作，进入到实际运用，进入到人民的实际生活中去，解决了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理论和实际的结合问题，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进展。所以统治者能接受儒家，和这一点也是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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