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增收不仅是扩大内需、保证粮食安全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也是拉动经济增长、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层动力。然而，这些年来我国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在绝对量有所增长的同时，却在相对量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农民收入问题上也呈现出“塌陷”态势。地处山西南部的运城和临汾两市作为中部地区的典型城市，具有这一地区城市的一般特点，即一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农业、旅游和矿产资源，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社会多年来的滞后发展。以晋南两市为例研究农民增收问题，会对中部地区这一问题的解决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晋南两市农民收入增长现状
　　近年来，晋南两市农民收入增长的基本情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农民收入在波动中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进入新世纪以来，晋南两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各年度都有不同程度增长，只是增速呈现一定的波动。如2004年运城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74%，到2005和2006年则降为8.46%和8.67%，而近三年多来虽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在各种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又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2007和2008年分别达到11%和11.1%。相比之下，临汾市则因受煤炭政策和市场等因素影响而遭受到较大冲击，2008年农民纯收入增长率下降了五个百分点，只达到8.1%①。
　　二是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虽有所下降，但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农村居民纯收入来源可以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2008年运城和临汾两市农民纯收入中来源于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分别占52.83%和50.90%，工资性收入分别占38.70%和43.60%，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共分别占8.47%和5.50%。从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变化情况看，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稳步上升，而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明显下降。如2008年与2000年相比，运城市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上升了16.5个百分点，而同期家庭经营性收入所占比重下降了19.87个百分点。但即便如此，家庭经营性收入仍然是现阶段农民收入的主要部分。
　　三是农、林、牧、渔业收入，特别是种植业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农、林、牧、渔业收入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如2008年运城和临汾两市的农、林、牧、渔业收入分别占各自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78.98%和67.1%，说明这一收入是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全部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在农、林、牧、渔业收入中，种植业收入占主导地位。如2008年两市的种植业收入占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的比重均达到60%以上，说明种植业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重要途径。
　　四是与发达省市相比，这一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不仅明显，而且仍在继续扩大（见图1）。这些年来运城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本省平均水平的差距，由基本持平趋向于逐渐拉开，而临汾市与本省平均水平的差别则变化不大。值得高度关注的是，与发达省市相比，这两市不仅差距明显，而且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以浙江省为例，2002年运城市和浙江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 159元和4 940元，到2008年则分别增加到3 801元和9 258元，在绝对量上由相差2 781元扩大到5 457元，在相对量上则由只相当于后者的43.7%进一步缩小到41.06%。与此相似，临汾市在绝对量上由2 475.4元扩大为4 684元，在相对量上也下降了2个百分点，降到47.5%。
　　二、影响晋南两市农民增收的原因
　　（一）农业内的原因分析
　　一是农产品供求结构存在失衡。现阶段我国农产品市场已由过去的长期短缺，转变为总量均衡与结构失衡并存，主要表现为普通农产品多、名特农产品少，低端农产品多、高档农产品少，传统农产品多、新优农产品少。具体来说有：（1）粮食产品供求结构存在失衡。以运城为例，虽然该市2008年的粮食种植面积达822.3万亩，占其农作物总面积的78.75%，粮食总产量也达到20.9亿公斤，但这些粮食仍是以普通小麦和普通玉米为主，对生产市场需求日益旺盛的特种小麦和专用玉米等的种植，还相对较少。（2）林、牧、渔业产品供求结构存在失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晋南两市城乡居民对林、牧、渔业产品的需求量已越来越大。但发展这些产业的投资大、技术高、周期长，且易受流行性疾病的影响，对农民来说风险过大，因此当地对其进行大规模种植、养殖的农户和基地尚不是很多。（3）绿色、特色农产品供求结构存在失衡。近些年来，不少绿色无公害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受到人们的青睐。虽然这类农产品的需求大、价格高，但因其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也较高，当地农民对这类农产品也相对较少涉足。如临汾市各类水果的种植已有一定基础，但其绿色环保意识不强、重复雷同种植严重、发展程度普遍偏低，影响了当地农民增收。
　　二是农业生产效益低下。造成这一问题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个：（1）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费用相对较高。如2009年2月运城市的小麦、玉米价格分别是1.84元/公斤和1.22元/公斤，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10.18%和-9.63%；而同期该市的复合肥、尿素价格分别是3 500元/吨和2 400元/吨，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25%、20%。除此之外，机械作业费用也普遍攀升，秸秆还田、旋耕、播种一体化作业每亩平均费用为70—80元，汽柴油价格更是一路上扬。生产成本的过快增加，使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低迷不振。（2）农业科技水平落后。一方面是农业科技创新不够。如运城的永济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芦笋种植和出口基地，但当地始终缺乏优质的芦笋种子，只能想各种办法从其他地方购买。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一问题多年来都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是农业科技服务体系不健全。现阶段，晋南两市的农村不仅农技人员少，知识结构老化，而且整个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三是一些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的弊病突出。具体表现为：（1）土地矛盾和纠纷严重。随着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的推进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原有一家一户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土地制度已弊病丛生，对农民增收已构成严重羁绊。在切实可行的土地流转制度尚未探索成型之前，这一问题显然还会持续一段时间。（2）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滞后。如这两市水果的产量虽然较大，但其储藏、运输及营销体系的建设却相对落后，致使当地水果成熟后大多只能低价出售。（3）农业生产链条短，附加值小。众所周知，处在产业链条不同位置的产品有着不同的价值。因此，现在各行各业都千方百计地延长产业链条，以增加其附加价值。如销售苹果类产品，经过包装乃至加工成果汁、果脯、罐头等后的售价，会比销售原果高出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虽然这两市的不少农产品产量大、质量好、价格低，但却多以初级产品的形式或初加工制成品的形式销售，经过深加工的尚不多见。如万荣和吉县是生产苹果的大县，但这些苹果多数都以原果形式销往周边地区和外省，制约了当地农民的有效增收。
　　（二）农业外的原因分析
　　一是没有形成大规模劳务输出的风尚。实践证明，劳务输出不仅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然而这些年来，晋南两市有不少乡村存在“零劳务输出”或较少劳务输出的现象。这其中除个别是因为当地拥有已发展成一定规模且收入不错的特色产业，因而不外出务工尚在情理之中外，多数乡村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其实都还较为拮据。
　　二是农业投入不足。这方面的主要表现有：（1）金融惜贷。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各种金融机构大多不愿贷款给农民。这些年晋南两市所属各县市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服务种类普遍较少，贷款额度也较低，且过程和手续繁杂。融资难已成为制约两市农民增收的一大瓶颈。（2）财政支农力度不够，渠道不畅。虽然这些年来，中央、山西省和晋南两市都加大了对“三农”问题的财政支出，但其力度还远不够。此外，上级政府下拨的支农款项，经常被以各种名义挪用、克扣，最后到达农民手中的已所剩不多。同时，在农资补贴、家电下乡等支农惠农活动中，由于体制不畅，监督不力，不少名额被关系多、背景深、根子硬的人占有。这不仅造成政策扭曲，资源浪费，延缓了农民的增收进程，而且极易造成腐败。
　　三是非农产业发展滞后。同我国中部其他地区一样，晋南两市农村经济与发达省市的差距，主要是在非农产业上的差距。发达省市农村产业结构的主体已是非农产业,农民收入也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而这两市的非农产业对农村经济总量和农民收入的贡献还不是很大。如运城市2008年农林牧渔业收入仍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30.8%，工业建筑业占52.4%，运输、商饮、服务业及其他收入占16.9%，与此相适应，农民纯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也仅占38.7%。
　　四是资源优势陷阱效应部分显现。这一效应简单说就是指丰富的资源禀赋对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产业结构失衡和生态环境破坏等方面。这一问题已日渐成为影响晋南两市部分地区农民增收的因素，主要体现为：（1）嵌入式的工业发展方式，使当地农民的收入呈现出只具有阶段性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特点。（2）生态环境被破坏，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关于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破坏后的种种表现，这里不再详述。需要指出的是，这一问题直接导致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对当前和长远的农业生产都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相当于间接地降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事实上，这些问题如解决不力，将不仅不利于当地农民的增收，甚至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三、晋南两市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一是把农民增收作为地方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2010年中央第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问题，这是自2004年以来连续第七个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充分说明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和国内外市场尚不景气的情况下，必须把农民增收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让各级领导充分认识到只有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农村社会才会稳定，农业发展也才会有后劲，晋南两市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也才会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大力推进农产品的结构调整。（1）推进农产品的优质化、品牌化建设。当前应将农产品的优质化作为农产品结构调整的方向，推动农产品向优质化方向发展。此外，地方各级党政部门要积极引导农民树立品牌意识，发挥政府在农产品市场中“第三方中介”的作用，帮助农民建品牌、树品牌。（2）通过发展林、牧、渔业，实现农产品的多元化发展。林、牧、渔业的覆盖面广、产业链长、附加值大，是转移农村劳动力和增加其收入的有效途径。（3）发展绿色、特色农产品。从资源条件和市场需求看，晋南两市和中部地区都具有发展绿色和特色农产品的潜在优势，但这一潜力的有效发挥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引导和帮助。
　　三是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1）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素质。一方面继续加大教育投入，确保农村中小学义务教育的质量，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办学模式，鼓励和提倡各级各类民办教育，逐渐把农村的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为农民长期增收打好基础。（2）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切实提高农民技能。根据晋南两市和中部地区的一般特点，今后应着重对农民进行以下技术培训：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的的各种实用技术；提高以增值为目的的农产品深加工、保鲜和储运技术；提高以节本增效为目的的生产经营技术；提高以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进行劳务输出为目的的实用技能。
　　四是深化农村相关体制的改革。（1）推进土地流转，发展规模农业。要允许和鼓励农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在实践中探索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推进土地的产业化、规模化经营。（2）加强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发展产供销一体化的路子，加强流通体系各环节的建设，积极培育和扶持农产品流通的中介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增强农户的市场抗风险能力。同时，要加强农产品流通市场的管理，规范市场流通秩序。（3）加快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地方政府今后要切实转变职能，改变以往建设型政府下“行政命令”、“大包大揽”等替农民做主的做法，赋予农民真正的自主经营权和普通公民权等这些他们本该就应拥有的基本权利，切实履行服务型政府下的公共服务职能。
　　五是大力扶持龙头企业和农村小企业发展。地方政府要从当地实际条件出发，积极培育一批市场竞争强、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和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龙头企业。要以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促进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供产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的良性发展格局，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农民稳定增收。同时，也要重视扶持农村个体私营小企业的发展。要将发展这类企业与推动农业产业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立支柱、上规模、树品牌、争第一的发展战略，积极采用先进实用技术，增加中高档产品，不断开发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附加值含量高的新产品。
　　六是尽可能减少资源优势陷阱效应对农民增收的不利影响。（1）通过加强对环境指标的监测和对违法行为的惩治，遏止这一效应的蔓延和扩大。要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测预警，将环保指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衡量当地干部业绩的重要内容，强化对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有效保护当地农民应有的权益。（2）积极开展生态损失评估。通过评估，如实掌握当地生态环境的原有价值、开发程度、获利大小和破坏概况。这项工作应由作为资源开发的主要受益者——地方政府和当地的资源型企业来负责开展和开支。（3）在努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同时，尽可能对农民的损失进行补偿。这方面的费用除应由受益于资源开发的政府和企业担负其主要部分外，也应陆续将部分政府的支农资金向此倾斜。（4）移民迁村。对于部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并且短期内难以继续维持的地方，可以由政府组织移民迁村。当然，这需要统筹考虑和安排，以保证迁移后农民群众生产的顺利开展和生活的有效改善。
　　① 文中晋南两市相关数据，如无特殊说明，皆出自两市农业局和统计局各年度的统计公报与统计年鉴。
　　① 资料来源：山西省、浙江省与运城市、临汾市各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李高山 任志江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