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分粥理论”。学者们假设：在一个荒岛上，有7个人每天都需要共分一小锅粥，要命的是，粥又不够吃……在没有称量用具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推举一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脱离了低级、脱离了庸俗、品德高尚的君子”来负责分粥。这个方案最开始的时候分粥还比较公平，可是，就像阿克顿勋爵说的那样：“所有的权力都易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让掌勺人给自己多分一些，人人开始挖空心思讨好掌勺人，结果搞得乌烟瘴气，风气败坏。君子分粥方案就此停止。接着大家决定，采用抓阄的方式确定分粥人，每天轮一下。结果一周下来，每人只有一天吃饱——即自己负责分粥的那天。此方案亦不可取。后来又商议了一个高明之举：七人中三人组成分粥委员会，四人组成监督委员会，有权力有制约，制度无泄可击。然而实际上，却因两委经常攻击、扯皮，大家吃到嘴里的都是凉粥。此办法不久便自行废除。最后，某人提出一个新办法：粥仍可轮流分，但掌勺人要等到别人端完之后，才能去喝剩下的那碗。于是，为了不让自己拿到最少的那一碗，掌勺人每次都尽量分得平均，就算不够绝对平均，掌勺人也只能认了。从此以后，众人很少再为分粥不均而大伤脑筋，发生争执了，甚至连掌勺人职位的竞争者都少了。道理很简单，从现实利益上来衡量，挑粥是比分粥更大的一种权力，只有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N有新人才会来干这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费力不讨好的活儿。于是，和谐社会就此建成。在最终达成的分粥制度里面，除了僧多粥少这个假设前提以外，还隐含了一个重要的“理性人”假设前提，即假设经济活动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私利己的小人。这个假设多少有些让人不快，应当承认，现实社会中还是存在着许多非“理性人”的君子的。但是，就像一句俗话说的，订制度的时候还是“先小人，后君子”为好，合作的结果往往会比较愉快；而事先君子协定订得愈是冠冕堂皇，就愈是容易被“伪君子、真小人”钻了制度的空子。国父孙中山曾提出的“ZF要有能，百姓要有权”的口号，可以看作是分粥制度的政治版。但是这一西方制度并不适合有数千年悠久封建历史的礼仪之邦的中国国情。国人们想，如果能找到一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脱离了低级、脱离了庸俗、品德高尚的君子”，他们有能又有权，辅之以防腐保鲜教育，社会效率岂不是可以大大提高？于是无数革命先烈为这一更崇高的君子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后来，新中国就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