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有一股势力宣称：前30年肉类增长速度也大于后30年。

也许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谁吃肉？？谁吃的肉多？谁生产肉却吃不到肉！

2010年生猪价格大降，谁还吃不上肉？？？？？？

可悲的是还有多少民盲在为没肉吃唱赞歌！！！！

转载：前30年肉类增长速度也大于后30年


原题目：计划经济时期生活用品供应紧张和实行票证制度的原因分析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试行了票证制度，这是个事实。对于这一点，文人们在各种场合对此进行了充分的、持之以恒的“忆苦思甜”。不仅在论坛上会不断看到右派网友控诉票证制度，控诉那个时代，去年总结改革伟大成绩时这个问题也被大量引用，甚至春节晚会的小品也有控诉、讽刺用票证为主题的节目。经过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描绘，票证制度和使用票证的时期已经被涂得很黑。让很多年轻人以为30年前的中国人确实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那么简单，都有历史背景和前因后果。简单那改革后生活用品供应充足，没有了票证来控诉六七十年代生活物资供应相对紧张是很可笑的。如果把“今天……，30年前……”这个句式作为评判一个时代的唯一模型，那么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被任意描绘。　　

　 　

贫道下面试图从多个角度来看待六七十年代生活用品供应紧张以及使用票证制度的原因。　　

　 　

六七十年代，我国的票证制度试行很长时间。票证供应的物资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十几种，包括火柴、香烟、糖等都凭票供应。少的时候只有几种。到文革后期，多数地区只有粮食、食用油、布匹凭票供应。这些物资一般都是生活必须品。　　

　 　

物资供应紧张并不都是供给不足造成的，需求旺盛和供给不足都可能造成短缺。生活必须品的供给很少能突然大幅度增加，尤其像粮食、肉类、油料、棉花等农产品。如果六七十年代生活必需品的总产尤其人均产量低于50年代，甚至低于解放前，那么可以把问题归结在生产发展迟缓，生产力破坏上。如果这个时期各类物资无论总量还是人均量都大于50年代未试行票证时期和解放前自由市场经济时期，那么，简单说社会主义经济“破坏了生产力”就不符合事实。　　

　 　

贫道在前一个帖子中提供了关于粮食和肉类生产中，30年前与60年前，以及30年前与解放前最高产量的对比。其中生猪和羊用了年底数，因为解放前数字没有肉的产量。下面再引述一下：　　

　 　

年份/// 粮食 /// 生猪 //// 羊 //// 人口　　

1936 / 13868 /// 7853 /// 6252 / / 52000　　

1949 / 11318 /// 6775 /// 4235 /// 54167　　

1952 / 16392 /// 8977 /// 6178 /// 57482　　

1965 / 19453 // 16693 // 13903 /// 72538　　

1979 / 33212 // 31971 // 18314 /// 97542　　

1985 / 37911 // 33140 // 15588 // 105851　　

　 　

解放前中国没有精确人口普查。1909年清政府曾推算人口为3.7亿。1929年国民政府开始对13个省人口进行调查，1931年估算数字为47470万人。30年代中前期战乱比较少，经济发展也很快，因此有些专家人估计抗战前中国人口达到了6亿甚至7亿人。贫道按1929年到1937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2%计算（当时婴幼儿死亡率高，同时也有局部战乱）把抗战前人口计算52000万人。算多了，右派说贫道把基数做大了。这样计算：　　

　 　

解放前最高人均粮食为　267公斤　，生猪0.147头，羊0.117只。　　

1949年的低点，人均粮食为209公斤，生猪0.125头，羊0.078只。　　

1952年土改结束，人均粮食285公斤，生猪0.156头，羊0.107只　　

1965年文革前，人均粮食268公斤，生猪0.192只，羊0.192只　　

1979年改革前，人均粮食340公斤，生猪0.328只，羊0.188只　　

1985年取消肉票，人均粮食358公斤，生猪0.313头，羊0.147只。　　

　 　

这样看，无论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票证时期的人均粮食和人均生猪和羊年底数都不仅比60年前高，而且比国民党“黄金时期”高很多。60年代中期人均粮食虽然没有解放前最好年份高，但人均猪和羊都超出解放前最好年份50%左右。到70年代，人均粮食大幅度超过解放前，同时，人均肉类基本翻了一番还多。　　

　 　

虽然数字如此，但还是很多人感觉当时供应很紧张，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解放前生活比较富裕的群体觉得日不不好过。一般老百姓也觉得供应紧张。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这个时期生产发展得还太慢，于是造成供应紧张呢？　　

　 　

贫道觉得评价一个时期生产发展快还是慢，总要有个对比。增长速度或者解放前比，或者与改革后比，或者与其他同类国家比。改革前的30年，粮食、生猪、羊的年增长率分别达到3.65%、5.31%和5.0%，即使与解放前最好年份比，也分别年均增长2.95%、4.79%和3.65%，实际是很高的数字。解放前统计数字很难找到，那么我们与改革后的数字比。1979年到2006年，粮食、生猪、和羊的年均增长率，年均增长为1.57%（49748万吨），1.69%（49440.7万头）和2.7%（36896.6万只）。比30年前的增长率低出1倍到2倍。前30年增长速度是后27年的两倍到三倍，这样的事实情况下还能得出前30年经济破败，生产力破坏，经济崩溃的边缘的结论，那么怎么来评价后30年呢？　　

　 　

其实，不仅吃的如此，其他很多物资也是这种情况。　　

　 　

30年前，我国棉花总产220.7万吨，是1949年的44.4万吨的5倍，是解放前最高年份的1934年84.9万吨的260%。棉布产量121.5亿米，是1949年18.9亿米的643%，是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27.9亿米的435%。而羊毛、毛线、呢绒、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灯泡等新的生活必需品，都是数百倍甚至数千倍的增长。而这些东西都在六七十年代曾经用过票证。所有以上物资的增长率，也都是数倍于改革后30年的速度。　　

　 　

贫道列举以上数字，很多右派会认为这是简单的为前30年涂脂抹粉。其实贫道没这个意思，真实目的是引出以下疑问：如果前30年生产发展很快，人均供给量增加很快是事实，怎么还会发生供给不足并导致票证制度？　　

　 　

我们还可以横向比较一些供应不紧张，没有实行票证制度国家的供应情况。印度显然是一个与中国对比的好对象，因为都是人口大国，印度农业资源优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是中国的2倍），都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印度没有发生过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也没有试行票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