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世方能济民——你我都是同一个笼子里的蚂蚱
从字面意义上理解,经济就是“经世济民”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建立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以利于提高全体人民的福利,增加社会财富。
因此,
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值的科学。
由于财富通过交易可以使效用最大化,所以,
经济学也是研究如何提高交易效益和效率的科学。
同样是由碳原子组成,金刚石和石墨的性质迥异,原因就出在晶体结构上。而整个国家是一盘散沙还是上下齐心、如臂使指,社会成员能否方便快捷地开展交易,最大限度的挖掘自身潜力去创造财富,差别还是出在社会组织结构上。
组织机构的存在为了提高交易的有效性,即相对于个人,健全的组织更有利于人的优势互补,分工协作,资源共享,提高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
经济学和管理学分别偏重阐述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经济学偏重于探讨在做大做好蛋糕过程中如何最大化蛋糕的效用,管理学偏重于探讨在做大做好蛋糕过程中如何减少蛋糕的成本,至于如何切分蛋糕那是政治学关心的内容——不是说,经济学不关心如何切分蛋糕,但参与社会的分工协作是学习经济学人的基本要求,要是自身也闹“大而全”、“小而全”的毛病,那累死了也没人叫好,倒会落了个惹人耻笑的下场。
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巨型系统。社会之所以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是社会组织把每个单独的个人联结为一个整体。社会组织结构——在现代管理学还没发展的时期,人们常用生产关系之类的词来表达类似的含义——的进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创造财富的方式,提高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无论是流水线生产的推广还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完善,无论是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是市场经济体系替代了自然经济体系,都引起社会财富的核聚变,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纵观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一不是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入手。
社会组织结构的进化表现在这两方面:个人价值的提升和社会交易渠道的健全。关于人的价值提升问题的阐述详见《四、寻找终极保值品》;关于社会交易渠道健全问题的阐述详见《六、政府凭啥收俺税?》
……
对社会来说也是如此,社会组织结构的发展要求体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就要做到:
1、以人为本。要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提升人的价值——也就是说要让人有能力去创造财富,有东西可以参与交易。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普及教育,增加人的健康,才智和能力。中学阶段要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帮助大多数人能利用互联网等手段终身学习,持续发展。这体现了机会的公平。
2、能者能上。为能者提供上升通道,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要让交易更能体现效益和效率。如公务员的公开竞考,组建园区、引入风险投资,降低创业门槛等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能者多劳,多劳多得”,体现过程的公平。
社会组织结构要能尽量体现机会的公平和过程的公平,我想,这大概就是民主的真谛吧。
总结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根本点也就在上面两点吧?我们就要在这两点的基础上,继续通过社会化大分工的生产格局,使社会联结成为一个各个分系统、子系统……基层组织和每一个人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有机体,让每一人都成为社会的细胞。细胞,这个最基本的生命组织结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能量中心——线粒体。我们的社会发展,就要求每一个人都能为社会的进步贡献自己的能量。
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了的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同一个笼子里的蚂蚱,谁也离不开谁,大家都成了利益攸关者,休戚与共。
有一部分经济学家过分地关注社会的收入差距,强调橄榄型的社会收入结构就是优于金字塔型。其实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收入的分布曲线,发现只要根据需要设置中间值和数值区间,同一条收入分布曲线可以分别绘制成橄榄型或金字塔型两种图表形式。可见印度号称拥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就是对收入分布曲线的合理处理得出的结果,这可不能说人家造假呀,尽管印度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还达不到美国人的贫困线标准。
现代的金融不再依赖于黄金等实物货币,因此,就算是巴菲特和比尔盖茨,他们也只是在数字上、在名义上拥有财富。过分地关注财富的集中毫无意义,我们关注的焦点应该是这些巨富如何支配使用他们的财富。要是他们利用他们的智慧合理的运用他们的财富,为社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何尝不是双赢的格局?何况这些巨富的存在也激励着无数人设立自己的努力目标,通过创新和学习提升自己的价值,进而增加社会的总财富。但是要是他们为了一己之利,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最后的报应也要他们承担一部分。至于要求他们为社会的损失承担多大的责任,需要我们用相应的法律去制约。
毫无疑问,在每一个社会,占人口大多数的是收入较低的阶层,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数学推理就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在收入平均线以上的一个人的收入要相当于一个以上在平均线以下的人员收入的总和。
天助自助者。我们的社会激励机制就应体现这一点。
因此,要增加内需,增加社会的总的财富,关键是要帮助低收入阶层人员提高本身的价值,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在交易中的有效性,而不是单纯地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去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社会公平。也就是说,要着眼于推动收入曲线的整体右移而不是单纯的劫富济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