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大新闻，一个是富士康的新闻，一个是悟本堂，说明中国落后是惊人的，我们的现代化没法说”。
这话出自一位105岁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他主持编制的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方案”泽被亿万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在银行供职二十多年，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在上海主办刊物《经济周报》，还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这让他逃脱了两年后的一场劫难。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上海经济学界几乎全军覆没，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周有光的一个学生王世璋也自杀了。
虽然离开经济学界半个多世纪，但周有光老人对现实问题依然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在他看来，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财经》：近年来，您提出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文化，从神学到玄学再到科学。在您看来，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处于什么阶段呢？
周有光：在经济方面，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同时进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国的工业化是廉价劳动和外包经济，这是低水平的工业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工人一个月正常工作只能拿到几百块钱，生活都不够，工会不能保护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国工业发展史，富士康这样的企业跟英国最落后时代的血汗工厂差不多。
至于信息化，我们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罗斯福讲四大自由，现在我们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网络自由。
网络自由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中国还没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来“四大自由”都没有，第五大更谈不上。全球化时代是透明化的，反对透明化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苏联经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们难道害怕透明吗？
《财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这两年不断有人鼓吹“中国模式”，认为中国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您怎么评价所谓的“中国模式”呢？
周有光：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中国原来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后来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于是经济就发展了。还有人想模仿我们，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国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国的模式起来了，大国崛起嘛。这种说法鼓吹说，将来世界中国模式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
中国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外国人研究中国的社会，认为中国已经发展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时代，简单来讲，就是“半封建半资本”，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发展经济。
《财经》：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之下也能够发展经济？
周有光：可以发展经济。归纳起来，有几种社会转型的现象是相似的。第一种是日本的明治维新，四大财阀垄断了日本的资源。第二种是苏联瓦解以后的俄罗斯，今天俄罗斯的大资本家都是苏联原来的官员。第三种是中国，叫做“翻牌公司”，“公营”一翻牌就变成“私营”了。第四种是印尼，苏哈托上台以后经济发展了，搞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国外研究认为，这四种转型是同一个模型，都是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很难逃过。
《财经》：当前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矛盾尖锐，贫富分化严重，有人说中国有堕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周有光：国内外部分研究者认为，中国不是有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而是已经进入权贵资本主义时代。权贵资本主义跟印尼的裙带资本主义、日本明治维新四大财阀是同一个类型，跟苏联官僚摇身变为大资本家是一个模式。俄罗斯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可惜我们很少能够看到。
《财经》：那么，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怎么解决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决的。专制，有野蛮专制，也有开明专制，走开明专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但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本来苏联是一个集权模式，中国是学苏联的，许多国家学苏联的。学苏联最厉害的一个高潮，一共有40个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还有几个呀？说明苏联这个模式失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国的社会结构水平还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发表了一篇很长的谈话，他说，中国是在起来，是在发展，也发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国，至少要30年，而且这30年美国不是站着不动的。中国是在发展，但是太乐观不行。我觉得李光耀讲得对。
《财经》：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曲折，教训多多。您认为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现代化中国是什么样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个教训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吗？
我理想的中国的未来是什么呢？我想，很简单，我们必须走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走这条道路，中国会发展；离开这条道路，中国受灾难。没有第二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可走。
《财经》：这些年出现的新情况，有些人觉得中国能够走出一条新路来，好像我们发展经济的方式还挺管用，我们不是创造“中国奇迹”了吗？
周有光：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国朋友开玩笑说，你们不是参加WTO了，有几个WTO？改革开放以后，新加坡大学邀请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新加坡大学规模不大，各方面非常好。空闲下来，我和一位英国教授到公园散步聊天，我问他，许多人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你是什么看法？英国教授告诉我，世界上没有奇迹，只有常规。什么叫常规呢？按照国际先进的先例来做，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国家要是民主的，要是开放的，有这个条件就可以得到国际帮助。新加坡本来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后来被赶了出来，李光耀大哭，我们又小又穷，又没有人才，又没有资源，怎么建立国家呢？后来召集国际会议，说建设一个新国家很简单，没有就请求帮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开放，很短时间就“起飞”了，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说“大国崛起”，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小国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从经济学上讲，不存在“中国奇迹”。没有奇迹，只有常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