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存侥幸心理。很多人觉得1998年时国内银行系统中也曾出现过大量的不良资产，后来也都慢慢化解了。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在朱镕基总理的领导下，处理了三角债、成立了四大资管公司，把不良资产从银行里剥离出来。幸运的是2001年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此后出口高速增长，形成了大量的贸易顺差进入了国内的资产市场，房地产从2002年开始了一波近二十年的大涨势。同时出口又带动了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全面展开，让很多原来的不良资产很快都变成了优良资产。不良资产问题在几年时间里得到了圆满解决。

可是今天我们不再具备这些条件了，产能过剩，出口见顶，老龄化开始，现在的不良资产还能那么快地处理掉吗？虽然现在大银行的不良率相对可控，拨备也很充足，但是一大批中小银行本来实力就弱，叠加疫情影响，怎样应对新增的不良资产令人担忧。建议银行业要学习美国的经验，吸取日本的教训，处置不良资产宜早不宜迟。避免为追求一时账面数据好看，采用财务手段人为地压低不良率，最后让隐藏的大量不良资产成为一个长期包袱。银行应该充分披露和及早处置不良资产，避免风险积聚。把坏消息尽早出净，争取早日康复轻装上阵，为支持经济复苏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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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息差收窄的大趋势有什么影响？

我最近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的《下一个十年，中国银行业迎来寒冬期（上篇）》一文中提出，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一个存贷款息差不断收窄的过程，因为中国的婴儿潮人口（1962-1973是中国第一波婴儿潮）即将步入退休年龄，在职人口在进入退休前的工作阶段中储蓄率会越来越高。这样，中国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会出现资金供应过剩。而同时由于投资增速放慢又造成了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另外，现在存款利率已经几乎贴地，在通胀较高的情况下，很难再降低了。这样，两面的一夹，息差收窄是一个大趋势。从2019年和今年一季度的财报中看出，银行息差收窄的大趋势基本没变。银行的生存主要靠存贷利息差赚钱，如果这个息差长期不断收窄，银行业的前景自然不妙，甚至很危险了。

今年三月美联储在疫情中把基准利率一口气降到零。美联储前主席耶伦最近指出：我们在今后的很多很多年里，都会处在一个低利率和长期量宽的环境中。在西方银行业经历了息差连续收窄，银行的主要收入 – 净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也连年下降。银行会陷入“流动性陷阱”，减少了高收益贷款、增加了低收益现金，资产收益率不断下降。最近评级机构穆迪把全球银行业的评级从“稳定”降级为“负面”，穆迪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低利率环境可能会持续得更长，利率水平可能会更低。
这次疫情迫使西方各央行把利率降到了零。对此，金融市场也毫不客气地把西方银行业降级了。美国银行的平均市净率从去年底的1.4倍，降到了四月末0.9倍。在同期欧洲银行则从0.7倍被降到0.3倍，日本银行从0.4倍被降到0.3倍，可以说接近了穷途末路。主要是因为西方银行经营的宏观大环境越来越恶劣，它们的盈利能力呈长期趋势性地下降。

最近，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三位学者Alan Taylor、Oscar Jordan、Sanjay Singh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论文，他们追溯从14世纪以来共发生的12次重大传染病后对利率的影响，发现一个规律：除了两个例外，其他所有的瘟疫结束后的四十年里，有一个相同的后果就是压低了实际利率水平。三位作者认为利率的下降，第一，是由于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或疫情带来的贫困化后财富的重建而产生的储蓄意愿所造成的。第二，是由于历次传染病中大量劳动力死亡，造成了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稀缺，造成的资本过剩。当然这次疫情所造成的死亡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群，所以对劳动力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而且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此次疫情可能小于过去的传染病。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次疫情让人们的风险意识提高，会造成在实体经济中投资欲望减低，储蓄欲望增加，最后致使实际利率水平不断下降。

美国最新的数据与上述的论断是一致的。美国政府经济分析局报道说，今年美国的储蓄率从2月份的8％，一下子跳升至三月份的13.1％。这是自1981年11月以来的最高储蓄率。尽管美联储在三月已经将利率下调至零，美国银行储蓄、货币市场和国债收益率几乎都为零之时，消费者却在积极地将更多的钱存入银行。在西方最近的四次经济衰退之后，这个趋势也一样明显。在经济衰退之后，家庭将希望重建财富储备，增加预防性储蓄，包括现金、股票和债券等流动资产等。此外，企业也会尽力减少投资，增加现金储备，降低杠杆水平。

而人行公布的我国今年一季度金融数据，也初步证实了这一推断，一季度银行系统中居民的存款增加了6.47万亿元。其中，3月份存款达2.35万亿元，每天新增的存款有758亿元，高于一季度的平均值。大疫之下，我们不要期望报复性的消费反弹，却要准备报复性的存款增长。同时，疫情中一些企业、商家的信用突然出了问题，商业银行对客户将来的偿债能力缺乏预判，只能谨慎放贷，或者将贷款尽量给国有企业。而国企出于谨慎考虑，又将资金存回到银行。一季度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了1.86万亿，比去年的3328亿暴增了5倍，表明央行开闸放出上万亿资金又流回了银行。所以估计在今后的二、三年中，尽管政府会扩大财政支出，但个人和民企都会在未来几年里积极增加储蓄，降低消费和对资金的需求。

疫情在中国爆发后，央行先后两次减息。比如为了缓解疫情的冲击，央行刚刚在三月份将1年期LPR下调26bp至4.05%。最近又将1年期LPR从4.05% 下调至3.85%，今年前后共下调46基点。因为考虑到通胀等因素，央行没有减存款利率。这样，由于时间滞后，银行的息差很可能会在明年收缩50-60基点，银行盈利空间进一步收缩。应对息差不断收窄将是银行业的一项长期考试。在这种大背景下，只有数字化程度高，营业成本不断降低，运营效率高，业务相对集中，自身优势突出的银行，才经得住息差收窄的大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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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银行的数字化智能化战略是否可兑现

美联储于3月底宣布了中小企业的援助计划后，由美国银行业承担了发放首批3500亿美元小企业贷款的任务。计划宣布好几天，因操作上的问题，中小企业投诉如潮，各家银行的网银系统的优劣立见高下。有的银行迟迟未能推出网上申请。富国银行最先推出了援救贷款的网上申请。但是刚一推出，自己分配到的援款总额一下子就用完了。另外有银行由于面临着巨大的援助贷款需求，会优先考虑自己中小企业客户的申请，而大量非客户的中小企业，就很难获得援助贷款，由此出现了对银行大量的投诉和指责。这其实是给金融科技公司提供了大量的市场空间。另外一项以前的研究表明，在美国自然灾害刚发生后，灾民要借钱，人们的首选是互联网信贷机构。因为美国互联网信贷机构只需4天就能决定批准与否。很明显，是科技公司最能在这些场景中发挥作用。

不过这也要看传统银行系统能否覆盖所有的企业。以瑞士为例，虽然它是一个总人口约857万的小国，瑞士政府于3月25日也公布了一个200亿瑞士法郎的紧急贷款计划，用于支持小型企业。计划实施的第一周，已经有76034家企业申请到了共150亿瑞郎的贷款。到了4月3日瑞士政府把这项贷款增加至400亿瑞郎。许多小企业周五填了一页纸的申请，到了下个周一钱就已经到账了。如此高效，取决于两点：第一，瑞士联邦政府与银行业有着无瑕的合作；第二，瑞士银行系统十分现代化，对中小企业有着全面有效的服务系统。在这种情况下，金融科技公司就比较难攻入传统银行的地盘。

近年来国内每家银行都在大谈数字化智能化战略，犹如武林中的“降龙十八掌”，成了银行业的武功法宝。疫情期间，虽然各银行推出了多项网银服务，也将部分线下理财业务转到了线上，并通过与科技公司合作，力图导入线上客流量等等。从理论上说这些数字化战略应该为银行带来成本的下降、客户的增加和效益的提高。但是从各银行今年一季度经营利润率（Operating margin）对比去年一季度来看，大部分银行没有明显的改善，部分银行还有明显的下降。上证指数中银行板块的数据也显示，全行业一季度经营利润率从去年的40.3%， 下降了2个百分点，到今年的38.2%。当然，今年一季度各银行还参与了各种抗疫救灾的活动，第一季度的数据有其特殊性。但是从道理上说，一个银行的数字化智能化战略如果真的富有成效，在一定的时间后，这个银行的客户覆盖面应该可以突破地理、城乡、行业、人群等的限制，应该成为一家可以覆盖全社会的银行，最后银行的营运效率是应该提高的。可惜，这次银行业在疫情中还不能覆盖全部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小微企业的资金紧张，一旦停工，只能维持一两个月左右。随着复苏的推迟和延缓，小微企业破产概率会越来越大。一些城商行、农商行虽然能服务好本地的中小微企业，但是这类银行的资金规模有限。市场的调研发现，约四成小微经营者只能从互联网银行那里获得贷款，而且审核速度快，能够满足疫后小额、高频、快速的融资需要。因为这群用户没有抵押，收入不稳，贷款不良率明显高于大型企业。传统银行已有4000家之众，因为没有这些小微企业的完整历史数据，也不敢放开手脚服务它们。而阿里的网商银行，在疫情中发挥了无接触方式优势，充分利用了多年积累的企业资信数据，积极支持了2000万小微企业客户。另外，截至2019年末，腾讯的微商银行的“微粒贷” “供应链贷款”也已向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近600座城市超过2800万客户发放超过4.6亿笔贷款，累计放款额超过3.7万亿元。两家互联网银行在为服务小微企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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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抓住疫情带来业务机会的能力

新产业和商机的诞生：疫情扫荡了旧的产业和商业模式，也重新塑造和定义了社会和经济的一切，技术、组织、生产、运营、营销等等都发生了巨变。同时，随着数字化、智能化、云端化、物联化、远程化的加速，又催生许多在仓储、物流、零售、餐饮、媒体、教育、医疗、通讯、资讯等领域的新商机，就看银行有没有眼光和风控能力，来参与和支持这些新生商机。

投行顾问业务：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去杠杆等政策的实施，许多扩张激进的企业无法适应，原有经营模式难以为继，高负债运营导致债务危机。随着疫情的爆发，在经济周期下行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大批陷入财务困境、现金流枯竭的企业不得不裁员、停业或倒闭。新一轮全国范围的破产潮和倒闭潮，恐将爆发。由此也给银行新增了不少资产追讨、拍卖、重组、购并等相关的投行顾问业务。

股票经纪和保险、理财业务：一、二季度市场大幅震荡，投资人需要调整仓位，对冲风险，增加新的投资等。同时，大部分员工还无法复工，或者居家工作。这些也给银行带来了许多证券等经纪业务等，特别是网络交易的业务暴增。另外，这次疫情也会提升企业和个人的风险意识，银行能不能及时推出相关灾难保险、资产配置等低风险理财产品？
外币和黄金业务：随着疫情的全面爆发，各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支持，各大央行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大众会开始担心未来的货币贬值，一定会对贵金属和一些外币有投资需求。流入黄金指数基金和纸黄金的资金大量增加。而黄金零售商也报告称，投资者对金条和金币的需求激增。在这个方面，银行有没有相应的产品和服务呢？当然，中行“石油宝”事件也告诉我们，用杠杆或衍生工具来设计的高风险产品是不适合普通投资者的。

最后，国际关系战略家基辛格博士最近著文称，危机正在引发一场可能持续几代人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他写道，“当Covid-19大流行结束时，许多国家和机构将被视为失败。”这一判断是否客观公正另当别论。现实是疫情之后的世界，可能将永远不会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行长们，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有没有想过疫情过后，你的服务和产品有多少还有存在价值呢？你有没有捕捉到在疫情后新涌现的产业、业务板块和产品需求呢？经过了疫情，你看到了自己银行的竞争优势和业务定位到底在哪里呢？你的目标客户群到底是哪一类企业和人群呢？你的数字化智能化战略是否经得起这次疫情的考验，在疫情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呢？在科技公司的侵入下，今后你准备怎么来应战呢？你现有的数字化战略是否正确呢？在息差长期收窄的大环境下，你又如何来应对呢？

正如我在《下一个十年，中国银行业迎来寒冬期》（下篇）所讨论的，现在日本和欧洲的大银行市净率已经跌到了0.3倍。所以，你认为还有必要去孜孜以求发展原来的国际化战略吗？你的投行业务的优势和定位又在哪里呢？如此等等。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疫情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也能让我们思考，并赐予我们智慧和机会。最后，祝您的银行在这场考试中顺利过关，并获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