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自：黄权国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ahuangquanguo

经济学科学主义之辨析

——兼评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

（黄权国，长沙理工大学经济学院，410076）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是个异类，它从基本假设开始建立起一个严谨的理论体系，且其中大量地运用数学工具。这一切均使得它至少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理论。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更接近，这大概是 “经济学科学主义”产生的缘起吧。张五常曾举过一个例子，他说百元大钞丢在大街上，旁边又没有警察，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捡走，经济学推测（或解释）这种现象与物理学推测自由落体现象一样准确。持此论者虽言之凿凿，但“经济学科学主义”究竟何义却未有公认的意见。本文无意赞成或批判此类观点，而是借此题目讨论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倘或有人将本文观点视为“经济学科学主义”，我将乐于接受。
一、科学的本质是分析
“科学”一词在日常中的使用是一回事，其学术上的严谨定义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科学”一词是用得太滥了，在很多情况下其使用其实是相当地不“科学”的。高中时代读一位同窗的作文，看到其中有一句说“语文是一门…的科学”，笔者大为惊讶，问我的语文老师（很不幸，我应该去问物理老师的） “语文是科学吗？”，老夫子当时一脸严肃地回答“是的”。“科学”一词在学术上的定义，讨论的文献应该也是汗牛充栋了。笔者孤陋寡闻，于此并无深入研究，但是既然要讨论“经济学科学主义”，只能先就此谈谈笔者的浅见。一言以概之，笔者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分析。
所谓分析是指控制（或假定）其他因素不变而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变化及影响。人类求知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各种因素混合在一起无从分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现象无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给定前提假定，任何一个结论，我们几乎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反例。因此，如果不分离并单独考察各种因素，我们将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
现代自然科学发源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的开拓性研究，在短短四百多年的时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所积累的知识超过以往数千年人类的知识积累。何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科学发展中一脉相承地使用了分析方法。现代科学先驱伽利略重视实验，这是分析方法的需要，因为利用巧妙设计的实验可以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从而可以单独考察某一因素的影响。因此伽利略也被称为实验科学的始祖。伽利略的工作之所以重要在于他是最早掌握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学者之一，这一方法的应用是现代科学的肇始。
分析方法对于现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至关重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分析方法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可能性，从而能得到可靠的结论。没有分析就不可能验证。如果不对各种因素进行区分，给定明确的前提条件，即假定其中某些因素保持不变，那么几乎任何观点都能找到反例，从而任何结论均无法验证。因此没有分析就无法验证，因而也就无法得出任何可靠的结论。经过验证的结论又进一步构成研究的基础，以这些公认的结论为起点加以推理与验证又能产生更多的结论，于是人类的知识生产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加速度进行。这里说的“可靠的结论”只是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内的“可靠”，而不是绝对的，因为事实或实验只能验证一个理论，却永远无法证实一个理论――这个很深奥的论题，本文不打算对此深入讨论。其次，分析方法提供了一种统一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有了共同的基础，便于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讨论，也提高了研究的持续性。一些研究可能因为研究者的死亡、兴趣改变等等原因而中断，但因为研究的前提条件都是相同或大致相同的，后来者只要确认或同意这些条件就可以很方便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分析方法的广泛应用大大方便了研究的分工，促进了学科分类的形成，使得学者们可以专注于一个领域，提高了研究的效率。
二、中国人的分析精神
中国传统哲学中，由易经发展出的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思维方式几千年。杨振宁称，易经的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此论不无道理。易经的思想当然有其特殊的价值，但它在客观上阻碍了中国人的分析精神的产生――这也是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这里所谓的“分析精神”是指将不同因素分开考虑的思维方式。随着现代科学引入中国，分析精神也逐步地传播开来，我们说一个人是不是理性实际上是指他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种分析精神。但中国人受现代科学熏陶的时间也短，加之传统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大多数人仍然缺乏分析精神。前几天偶然路过刘晓庆的博客，里面一篇文章说由于职业性质的原因，演员的寿命一般较短，而文学大师则往往长寿。这个观点应该说是可信的，其严谨的表达方式应当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从事于演艺这一职业的人（即演员）较作家的寿命更短。”这篇博客文章后面的回复却很有意思，例如某网友回复说：那可不一定,不当明星也不一定能长寿。这位网友显然不具备分析精神，他不懂得把“演员”这个职业因素与其他因素分开考虑－－一个整天抽烟打牌熬夜的作家完全有可能比一个注重保健的演员更短命。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们政府所宣传的榜样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这与中国传统的戏剧一样，其中好人与坏人是截然划分，好人十全十美，坏人则坏得彻底。这些都是缺乏分析精神的表现。
不仅仅是普通民间人士缺乏分析精神，一些社会上层精英同样如此，这是很多制度安排不合理的根源。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专业技术奖项的评选却要考虑参评者的年龄、职称、甚至还有所谓的人品。另一例子，笔者所在的高校对于发表论文有直接的奖励――以折算工作量与奖金的形式给予；同时在年度考核并设定岗位津贴的档次时，发表论文数量是一个主要参考依据；此外，在评职称时论文数量更是主要因素。因此，发表论文实际上给予了三重奖励――都是不懂分析方法惹的祸。可见得具备分析精神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三、关于可证伪性的讨论
正如前文所述，分析方法之所以重要，主要就是因为它为理论的验证提供了可能性。理论的可验证性（可证伪）至关重要。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一个研究者或者任何一个理论均不可能穷尽哪怕很小的一个研究领域内的所有知识，每个研究者只是为人类知识的积累添砖加瓦。而唯有可验证的理论才能增加人类知识，即使某个理论被证实是错误的，它同样也为人类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论的可验证性比理论的对与错更重要。张五常甚至将可证伪性作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科学的基本准则，在其《科学说需求》中指出：“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
使用分析方法是可验证的前提条件之一，但并不是所有使用了分析方法的理论都是可证伪的。这方面，在张五常的《科学说需求》中有较为全面的论述，当然，张先生没指出这些要求与分析方法的关系。在《科学说需求》中张五常指出了理论有四种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情况，分别是：概念模糊、逻辑相互矛盾、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被推断会发生的现象没有限制。本文在此仅对其中的第一和第三种情况作进一步的讨论。
任何理论学说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它都是写给别人看的，是要用来与别人交流的，否则它就没有写出来的必要。这就要求理论中所涉及的概念、用以验证的事实均要有统一的认知，这是与别人交流讨论的基础。因此，首先，概念必须明确，且在理论中一贯坚持，不可中途偷换。其次，用以验证的现象必须是人们对其具有共同的认知的现象或事实，否则该理论就不可以验证，即张五常所说“用以验证的现象并非事实”。
经济学中对于偏好（张五常所谓“品味”）的处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偏好当然是一种事实，然而却不是人们具有共同认知的事实或现象。因此，偏好在经济学中不能作为变量处理，必须假定其不变，否则无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含意”——即无法验证。张五常以信息量的变化代替偏好的转变，而信息量的变化是具有共同认知的现象，这是高明的处理方法。
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效用分析。人与人之间的效用不能比较，因为缺乏统一的认知。但是同一个人的效用的边际转变却是可以通过其行为显示出来，是可以观察的，因而也是具有共同的认知的。效用作为一个变量，它是可以“推导出可以验证的含义的”——即是可以验证的。笔者认为，张五常反对使用效用概念有失偏颇。张先生的这一观点大概是受费雪的影响吧。费雪是不用效用概念的，在其《利息理论》中他实际上是使用了享用收入（Enjoyment income）来代替“效用”，这种表述显然不如直接使用效用概念来得清晰和简洁。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大概是所有经济学家均承认的一个规律，如果不用效用概念，这一定律简直无法表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