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问题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而是集权政治体制问题。

1984年机械工业部派人到西德考察，中国企业对某一公司生产的数控机床赞不绝口。西德的厂方代表表示愿意将该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企业。但是，中方代表表示没有500万美元的外汇。对方说，这没关系，我方给你们企业提供优惠贷款。事情汇报上去，回复却是：不行。因为就在于，我国仍然实行的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中国企业没有经营自主权。

   资本等于资本主义吗？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有姓资姓社之分吗？

   “招商引资”，说穿了就是引入资本及其相应的生产营销运行模式，而不是引入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引入资本现实形式下先进的生产要素，其中包括人力智力（科技专家）资源、先进的经营管理资源、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资金和科技。

     资本引进来了，没有与之相应的生产营销运行模式也不行。什么是“与之相应的生产营销运行模式”？说白了，就是“市场体制和机制”。比方说，资本是“鱼”，市场就是“水”。资本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称得上是“如鱼得水”。资本如果离开了市场，就如同鱼离开了水；市场如果没有资本，就如同一池子水里没有鱼，将死气沉沉。

    市场是交易场所。现代化市场，其核心价值体现在各个交易主体须恪守市场规则，敬重法治、道德、诚信和责任。目前，我们的市场体系还做不到这一点，还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支离破碎的市场，是一个初级的市场。根本原因就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为获取私利，或为了维护地方利益及小集团利益，藉以行政管制为由，肆意干预市场规则，滥用公共权力，透支·政·府·公信力。体制机制的问题，积重难返，纠正起来，相当困难。

社会主义是人为秩序,市场经济是自发秩序.它们本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也就是这个原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无论如何也看不懂的东西.

说实话：在中国现今条件下，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实事求是，实践经验真理”是极其艰难的一桩事。

  我曾讲：“  “招商引资”，说穿了就是引入资本及其相应的生产营销运行模式，而不是引入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引入资本现实形式下先进的生产要素，其中包括人力智力（科技专家）资源、先进的经营管理资源、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资金和科技。”

  一旦，涉及 “资本主义”，——中国人一概谈之色变，惟恐避而不及。

  所以，我也畏避其锋：故此也攀附了一句：“而不是引入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那么，对此马克思怎么看呢？

第一、马克思赞扬资本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所取得的一切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成果。认为这是为工人阶级革命的物质准备；1851年，马克思参观第一届世博会的科技成果后，欣喜万分。1862年 伦敦世博会，当马克思看到电动火车模型在铁轨上飞驰的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兴奋地跳起来。自此以后，马克思讲了一句名言“革命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火车头”。但是，这句话不能孤立地看，只有在科技发展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基础上，为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冲破旧制度的束缚，历史才将其使命交由革命去完成。所以，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成果，也是人类共同的发展成果。即便这些先进成果，物质内容并未改变，只不过被披上资本现实形式的外衣，要求引进和利用时，要向这些先进科技成果的所有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润。我们做到了。

   第二，“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能不能引进呢？

   因为，马克思没有讲过，所以我们就为难了，就踌躇不前了。民主政治制度、现代市场体制和机制、社会福利公共卫生医疗就业养老及失业救济等保障制度以及思想文化教育艺术发展机制等，对其中合理部分，我们能不能大胆地借鉴、引进、改造、消化和吸收呢？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直将“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看作是理论研究禁区。惧怕“资本主义”这一污浊，玷污自己那纯净灵魂。
   
    “一国两制”，是中国人的伟大创举。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港澳，实现资本主义制度。2007年，胡主席参加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活动时，曾明确地与香港特首曾荫权讲，你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搞得好呀，让香港人民当家做主，经济发展得很快。
     
     什么是人民？人民包括不包括资本家阶层？包括不包括工薪阶层？包括不包括知识分子阶层？人民当家做主，是不是就意味着资本家当家做主呢？

     如果，在一个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条件下，能够做到保证和保障全体人民真正做到了当家做主，那么叫它是“资本主义”，又有什么关系呢？反之，在一个政治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条件下，根本就无法保证和保障全体人民真正做到了当家做主，即便叫“社会主义”，又怎么样呢？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已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时，总是首先将经济特征摆在最前面，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其次是社会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从来就不提政治特征。

    马克思指出，社会性质首先是由政治（层面）法律的根本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基本的社会制度；最后才是经济生产制度。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性质及其本质特征，首先通过政治法律关系体现出来，其次通过基本社会关系体现出来，最后才是通过经济生产关系体现出来。唯有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提纲挈领，把握住实质。

   政治经济学，不研究政治，不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供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和方案，为下一步是经济体制改革开辟前进道路，而仅只满足于以现成的经济学理论去解释政策，这就不叫“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