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回顾及通向诺贝尔奖之路

                                   2010.6.29 清华大学

     我想跟大家做的讲座，希望告诉大家我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交易成本的理论研究，相信对中国会有借鉴的意义和指导的意义。

     首先我给大家看几张照片，这一张照片是什么？就是去年10月9日的一张照片，当时我知道我获得诺贝尔奖，我的家人还有我所在的学校都非常高兴，为此我们举办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照片就是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照片，也可以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毕竟我获得了诺贝尔奖了，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

     在12月10日的时候，我正式在瑞典皇家科学院那里从瑞典国王手里接过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证书。当时国王对着我微笑，当时我的家人也都说看到这一幕真是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在宣布我获奖之后，两个月以后，我是正式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颁发。在那段时间里，可以说我也很忙，因为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有很多的一些场合要去出席，所以那是获奖之后几个月拍的一些照片。

     具体来说，当时知道我获得了奖的时候，我的妻子知道了，我的儿子也知道了，当时是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我却觉得这是普通的一天，不要太激动了，当时我儿子说跟家里人，跟朋友举行一次家庭的电视电话会议。

当时我的同事也打过电话来说，祝愿你和埃莉诺一起获得2009年的经济学奖。我们又接通了诺贝尔委员会负责经济学奖的小组主席，他也对我表示了祝贺。我们甚至又拨通了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的电话，他也对我表示祝贺，在大家都说完祝贺之后，他们一起以鼓掌的方式对我表示祝贺。这就结束了吗？没有，当时有人给我提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真的接受这一个奖项吗？我说什么，我当时很谦虚接受了这个奖项，难道我应该表现出任何犹豫吗？

不管怎么说，诺贝尔奖这个评奖的过程一直都是非常透明的，但是应该说刚开始有人告诉我说你得奖了，我还是觉得非常惊讶，而且是非常非常惊讶。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在斯德哥尔摩组织的会议，诺贝尔基金会主办的会议，讨论的主题是经济组织，这恰好是我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所以我的妻子她对我2009年能够获奖倒不觉得是非常惊讶，因为在2008年诺贝尔基金会组织了有关经济组织的会议，其实它举办会议也不是很常见，每年一次或者两三年才一次，它2008年举办的经济会议有关经济组织的话，有可能有一种信号的作用，2009年有可能会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研究经济领域的人。我的妻子倒不是觉得非常惊讶，因为本身也可以说诺贝尔奖的评奖过程非常公开和透明，我自己也不应该觉得非常惊讶，但是当时我还是觉得非常惊喜，有一个华尔街的记者他来进行采访，他就说，教授，我就想你去年被邀请参加斯德哥尔摩的经济研讨会，当时我就觉得你有可能在经济组织研究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然这也是非常庆幸，连这位记者都注意了这次会议，我说你也可以把消息和其他同事分享，他说不行，这是我独占的，因为我2008年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我当时猜测您很有可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我获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诚意，非常真诚，当时驻美国的瑞典大使馆特定为获得2009年诺贝尔奖的美国人举办了一次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我当然出席了，也回答了一些问题，我还接受我们美国总统的邀请，出席了奥巴马总统为我们举办的招待会，晚宴，我和我妻子是打的去的，我和我妻子穿得都非常正式。甚至连司机都说你们俩穿得这么光鲜亮丽，要参加什么活动吗，我的妻子插嘴说我的丈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今天要去见总统，参加晚宴，当时的司机好像吓坏了的样子，很谦虚地说教授我能更您握个手吗。

大家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充满了友好的善意，对此我也感到非常的高兴。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猜想，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奖项它的名称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它的这个奖项在英文中是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经济学用的是复数，这就体现了北欧的观念，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派和挪威的经济学派认为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东西，也涉及到其他的学科，政治、社会、心理学等等，诺贝尔经济学奖体现出了这样一个特点，它可以称之为诺贝尔经济科学奖，科学用的是复数，就体现了经济研究方面的多学科性。

和我一起获奖的奥斯特罗姆他就有他就有跨学科的兴趣，希望将来会有更多的跨学科的特点。我觉得我们可以预期这种趋势在以后更多的跨学科研究会应运而生。

接下来也大家看看有关经济研究的历史严格，我不是一个历史专家，但是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惊异，探讨经济学或者是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历史发展的情况，我就会发现一些让我惊奇的东西。在三十年代的情况，以及后来各种各样的情况，关于竞争的新的理论，垄断竞争，还有后来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还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派等等。

接下来又产生了数理化的经济学，经济计量学，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交易成本的理论和其他这些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竞争关系。像最开始高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时候，当时好像大家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看好，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在这方面本人也看了他的著作和文章，但是却反响平平，并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理论有多么大的潜力，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一个理论在今后会产生多大的意义和反响。

即使是反响平平，还是有学者在研究这个理论，比如说研究组织理论和契约法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了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些重要核心内容。我们待会会详细探讨这方面的情况。

总之，克斯提出是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了这个市场和企业的活动应该从这个交易成本的角度去探讨。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在这个理论提出来之后，其他也有不少学者为这个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包括讲组织理论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一些书，就可以发现第一次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晦涩，很难懂，一旦深入读下去，体会了它的意思，就会非常赞赏和钦佩他所提出来的组织理论，并且把组织理论和经济学联合研究。

契约法，1931年时候提出来，当时在三十年代提出了这个想法，实际上到现在，契约法仍然是被看成是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有了争端，有了冲突，就去法院进行诉讼，法院有充分的知识对这个交易的方方面面都有完全的了解和掌握，知道应该适用于什么样的法律，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

我想指出两点，实际上一旦出现诉讼的情况，也就意味着契约双方的关系被破坏了或者是中断了。这个交易或者契约的双方，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用这样一个框架来进行解释，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1960年，有这样一种情况，对交易成本基本上没有人关注，更谈不上有所谓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了。有的时候偶尔有人会提交易成本，在解释一个具体现象的时候，会偶尔提及交易成本，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基本上这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

费希尔在当时指出交易成本是非常奇怪的说法，这个名称本身就有很多的谬误。因此交易成本经济学，还有法律现实主义，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这段时间之内，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发展，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境地。

在六十年代后期，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传统的标准的理论，也就是交易成本为零这种假设逐渐开始破产，所谓的零交易成本这种逻辑推理，已经是走到了穷途末路。当时有些学派对这样一种传统的标准理论提出了挑战，像高斯就表达了一种观点，指出了外部性的问题。

还有阿罗1969年提出了纵向一体化或者是整合的说法，这些都大大推进了交易成本为零这种假设的标准看法的破产过程。他们挑战了所谓的零交易成本的这种传统的观点，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大家都意识到这种新的解释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溢出的效应，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那个时候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并不是尽善尽美，但是也让人们多少意识到了这个交易成本并非为零的这种现象。

我们看到的确大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希望能够逐渐接受交易成本是正的，而非零或者是负的这种说法，而当时对我来说，我也有很多的机会，当时我在学习的阶段，我也做了很多相关著作的阅读，可以说是一个学徒。

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来，有关交易成本的理论逐渐浮上了水面，产生了很多新的想法，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交易成本变成了可操作，可运作的框架，不像以往非正式的理论。当然这里还是有很多的挑战，比如说是不是真的能够让交易成本理论成为比较正式的学术理论。

应该说这方面的挑战也是很大的，为什么呢，我之后会跟大家稍微详细一点解释。

这里我想说一说我个人的参与，我对交易成本理论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参与和贡献。我觉得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如果一帆风顺，那当然就很好了。一个人一开始想当医生，最后他真的成为一名大夫，一开始想做生意，真的成为了大商人，这样的话就很好。

但是我个人的职业生涯是比较多的波折的，而且我现在做的事情未必是我小的时候就想做的事情，我自己职业生涯不断在调整，从事过多种工作。当然这也有好的一方面，就是比如说你如果听我的意见的话，我就觉得尽管我是换过不同的工作，转换过不同研究的领域，但是好像始终有一个无形的手指引着我走到今天的位置。

我的本科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读的，当时是学商业方面和化学工程方面的课程，可能会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可能由于学化学工程却让我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我觉得化学它本身是比较复杂的一门课程，但是在商业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却似乎人们倾向于把任何的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比如说编制出一些听起来过于简单的理论，假定，或者是假想。而且经常好像忽略了摩擦的存在，但我们化学工程显然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又去了斯坦福大学读我的MBA。

在斯坦福大学学习也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刚开始学的商科，斯坦福学经济学了，（卡内基博隆）大学我是经济学位。

有三位老师都给我提供了很多的帮助，他们告诉我说善于问问题，如果要研究经济学不能仅仅是研究经济本身。

我的导师为人很大方，推动了我本人对经济学的热情。还有一位年轻一点的教授，他对我也有非常大的影响，他当时来到卡内基梅隆大学教学，他同样激发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因为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对卡内基梅隆大学不是非常了解，通过他的介绍，我对这个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项目有了非常多的了解，后来我真正考入了这个大学。

而且你说我一直读到博士，很高兴我是获得了福特基金会的一些资助，而且在我的求学期间我结婚了，而且跟我的妻子还有了几个孩子。我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是1960-1963年，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讲呢，因为我在这个大学真正学会了跨学科，多学科领域角度去研究经济学。

而且我所碰到的老师，我的同学，他们都非常优秀，尽管很多人都非常年轻，但是都是处于年富力强，学术上也是最旺盛的阶段，我们一起碰撞出了很多的火花。在这个大学，我们大学的原则就是保持非常活跃的头脑，同时要有一定的节律性，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规，而且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是遵循着这一条校规。

可以说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我们的经济学博士教学特点，就是鼓励人们跨学科，多学科角度去研究经济学家，也是这个大学的一个传统。它还始终鼓励自己的学生保持活跃的头脑，如果你的头脑不活跃，不善于分析，解开谜团，怎么能够发现背后真正的真理呢。

卡内基梅隆大学一直鼓励学生去问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鼓励学生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发现了问题还要有热情去解决，去寻找解决的方案。

当时在这个大学读书的时候，跟我有接触的老师大概是15位左右，这些人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成长起来的，而且他们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当时教我的那些老师25%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真是非常了不起。

不仅是老师，还有学生也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这么一个优秀的团体当中求学我本人是受益匪浅的。（待续）

接下来我毕业了开始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加州伯克利分校，我当然就要教书了，我教什么课程呢，其中教一门工业组织，另一门是应用福利经济学。我从校园出来走到另一个校园去成为一个老师，这里面我充分体会到了教学相长其中的重要性。

因为我当时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固定的，很成型的个人的理论，也可以说我是一张白纸，在那个阶段也许我是不到，但是我现在认识到，一边是教书，一边是自己继续学习，而且是把自己当成像一张白纸一样在教学当中去学习，这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既然你是一张白纸，你自己做学习研究的时候不带偏见，愿意对以往的理论提出自己的质疑，同样你也会把这一种思想感染给你的学生。

我当时教学还有研究的主要这两个领域，一个是工业组织，因为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工业界也是发展非常快，风起云涌，所以我当时觉得研究这些工业组织会非常有意思。我同事教授应福利经济学作为我的教学补充课程。

我在1965-1983年期间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教学，这个大学有非常强的创业的精神，我参与了一些活动的组织，让人觉得很兴奋，这是一个非常有进取的学术氛围，我也组织了一系列的学术会议，探讨经济组织。

     1966年，作为美国的反托拉斯主管的助理，这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我作为一个美国的司法部，华盛顿反托拉斯总经济人的助理，那段时间学习了很多的东西，和非常有名，有才华的人一起工作，他们似乎深受传统价格理论的影响，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子，在给他们做助理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们很聪明，很有才华，都是才华横溢的律师。

如果大家关注美国的最高法院的发展，就会意识到这里有一个人，Berkeley非常有才华，做到了美国的大法官。还有Penn，他们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在我看来让我深感不安。在纽约的律师协会做演讲的时候，他指出我看到一个非传统的东西，契约型的组织有非传统的安排的话，我就有非常强烈的疑心，这是民法和普通法体系的特点，他们对任何脱离常规的东西，自动会生成这种假设，认为那个是错的，是坏的。

当时所经历的一些组织上的变革和创新，在他们看来都不是好的东西，但实际上那些变革对于组织而言，提高了效率，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应该是得到重视和鼓励的，但是在反托拉斯部门，他们这种成见还是比较深。当时有一个案子，我作为一个助理想说服他们，但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效果，我想利用这个工业组织的一些理论和证据来说服他们改变他们的看法，我极力想这么做，但是我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助理而已，没有什么效果。

这是我在六、七十年代的一些经历，这些经历在结合当时学术界的发展，交易理论的发展，自然而然让我就意识到传统的交易成本为零的假设已经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组织形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对组织的形式进行分析，在组织理论方面得出富有见地的结论，需要我们采用建设性的方法。

这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好处，我在教学的时候也在学习，这对我来说有非常大的效果，我也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当时其实是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系统性来研究相关的理论和观点，而且通过这样做，我们还开发出了一定的模型。但是当时还没有接触到组织理论的问题，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们自己既然没有深入研究组织理论，我们如果能够开一些研讨会，把那些对组织理论有深入研究的人请到我们的研讨会上进行交流，就可以在经济学和组织学之间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合点。

所以就是怀着这两个目的，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会。

还有另外一个探索，当时我还是比较矛盾的心态，因为很具有挑战性，后来是接受了。那个时候也出现了新的经济学和政策学的结合，在这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就是把经济学和组织学，还有公共政策加以结合。

当时也开了一门课，开始上课的学生很少，就是一个小班的教学，我们在课堂上讨论各种各样的组织现象，看学生对这样的组织现象有什么见解，他们会指出这些组织现象不同于寻常的地方。通过这种思想的碰撞，其实我也获得了很多的启迪，比如说我的第一本书基本上就是关于市场结构的，那本书我提出了一个组织框架，这方面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得自于我当时在教学的时候，在课堂上听学生，还有通过研讨会听各方面的学者对组织现象非常规方面的评价，因此而获得了很多的启迪。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发展大家逐渐摆脱了传统的选择经济学理论，而逐渐过渡到契约经济学理论。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三、四十年了，我们看到在以前，在对契约进行分析的时候，都是认为契约的双方，他们是达成了一致，他们走到了相同的一个地带。

我当时看到这种传统的契约学实际上和组织学，有新的现象，实际上契约的实施更多的是在事后，之前通过契约的安排往往在契约达成之后，往往是不奏效的。契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依赖于事前的事无巨细的规定，而是更多取决于事后契约双方的理性选择或者是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还有各方面的考虑。

也就是说实际上所谓的理性是有限度的，大家都希望理性，但是我们的理性受到我们的知识信息等等的约束，是有限的理性。

另外一个应该继续修正的，就是有关人们对于自私自利行为的分析，其实这就会使人们有战略的行为，当时人们似乎不太关注。你会发现口是心非，为什么呢，甚至有的人对合同最后产生的争端，甚至是违约，不去遵守合同，这是有可能的。合同签订了，很可能最后有一些不可想象的后果。

比如说双方对契约产生了争议，甚至事后双方不欢而散，根本不遵守合同。有人曾经阐述过这个问题，我想一下当时是怎么说的，他说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作为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多个领域都做出贡献，但是在他目前看来，所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作为一种个体，他的行为，他的表现，以及你如何对人的行为去做研究，要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他说其实在任何事情当中，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为的因素会对交易，对成本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还有有关治理的想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传统的治理是什么样的治理，人们会认为人去管另外一群人，但是后来人们认识到，其实市场和等级制度它本身也是治理的替代的模式，市场是一种治理模式，等级制度或者是层级制度也是一种治理模式，跟以往我们所知道的统治是不一样的治理模式，但是很显然，市场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和等级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们是有着不同的导向，比如说你可能会认为是政府它是一种治理的模式，但是是不是说到治理或者说修正是市场的行为，都只能靠政府，显然不是。

我们要谈一下分析的单位，交易成本理论来说，我们很显然把一笔一笔交易看成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为此你需要知道每一笔交易来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数，有一些什么样的重要的内容是你必须要逐一进行分析的。

然后还要去发现障碍，什么叫做发现障碍呢？我们传统的认识是认为既然是做契约或者是做合同双方的话，他们有一种相互的依赖性，正因为他们有相互的依赖性，所以他们尽管有可能会产生争端，但是很有可能他们也会去想办法发现障碍，克服困难。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交易成本最终还是会上升的。

我们还要分析一个时间的问题，因为我们以前所说的交易成本分析，交易指的是刚开始非常简单的交易，是现货市场上一笔一笔一次性交易，后来人们发生这个交易成本太高，他们愿意签定合同，从事长期性质的合作，现在的交易可以说是从短暂的一次性变成了长期多次反复性的一种交易。

很显然，对于交易来说大家有一种理想化的想法，但是比如说交易的双方都是有高度的，理性的，而且都能够得到彼此之间的协助。而且大家所交易的不管是产品还是资产也好，还是设计也好，都恰好是能够满足对方需要。这样的资产即使这一笔交易结束之后，以后还可以再利用。

现实当然有时候是是非理想化的，很有可能是特定的，为了完成这笔交易，双方投入特定的资产，这种资产只能对这一次交易有意义，但是在今后的交易当中，这个资产就变成没有意义了，为此双方在这里都下了很大的赌注。

同时大家要意识到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签署的是一种长期合同的话，也许能够确保这样的交易会重复发生。但是，也有可能最后是双方即使把这种长期的合同也都是进行了解除，因为有一方找到了解除合同之后自己的保全方法，比如说他把第一笔交易的资产变卖或者是作为交易用途，他铺好了路，就可以终止一份长期的合同，他最初的合作伙伴可能不知道，由于信息不对称，这种情况下，长期合同的中断对另一方造成的伤害非常大。

这种事情发生多了，双方都会变得更加的聪明，已经能够在合同当中一早就约定，如果有一方违约终止了，对我造成了损失，应该给我什么样的补偿。如果我们双方不能够达成一致，在合同当中不能写进去，就要在当中写明哪一个仲裁机构或者是法院为我们做出最终的裁决

这当然就意味着双方在签订合同之前就要开始去解决这一些障碍，否则这个合同定义不下来，你可以想象双方都要投入精力和人力，而且这个交易成本因此会变得非常复杂，这个成本变得非常高。S为此，如果是其中的一方对这种问题过于担忧的话，他也许就会倾向于我们不在市场上寻找交易伙伴，而是在自己内部消化，比如说在企业或者组织的内部找一个合作伙伴，从而能够很好降低这一种违约的可能性，从而也是降低交易成本。

所以这也就产生了市场和企业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是两个不同的组织。而且一个企业它要从市场上寻找伙伴，还是要从企业的内部去寻找合作伙伴，这就意味着它们有不一样的考虑。这一张图显示出简单化是市场交易的流程，下面是一个复杂的有等级制或者是分层级制的市场交易过程。

如果买家和供应方出现了矛盾，他们可以通过谈判，但是谈判有时候没有办法达成妥协，只能去法院，这是外部的。但是在一个组织内部是统一产权，就形成了新的行动者希望能够解决争端，考虑到整个组织的利益，而不是组织内部两个部门的矛盾任其发展，这就是一个组织的适应性的过程。

考虑到这个相关的投入，像这种中间的界面就是大量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它进行的，因此接下来由于时间过得非常快，我想会加快速度讲，这里有些注解我就不详细说了。

关于这个交易价格，还有契约的履行，我们可以看到像我刚才提到了一些问题，契约法的理论，它其实就指出了一个组织无论是层级的，还是混合的，实际上都是有内在的契约，在作为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

当然正式的形式，经济交易成本这个学科，成为正式的一门学科，还有像博弈理论等等，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有人就指出了，毫无疑问数学理论是经济学研究作为通行的语言，绝大部分经济学家，尤其是刚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这些经济学学生，都是在学习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时候，他们在学这个东西，但是我希望有这样一个情况不会出现，就是因为阅读交易成本经济学比较难，比读那些通行的，传统的有很多插图和注解。

中庸的经济学忽略了很多微妙的地方，比如说有限度的理性，真正没有预见到的偶发情况，中庸的经济学理论忽视了社会的还有内部的这些微妙的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在我看来，我们应该逐渐可以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让它取得完全正式的地位。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是有一定的挑战，一个学科取得完全的正式地位，需要能够进行验证，进行扩展，并且要和现实现象保持密切的联系，而做到这一切有非常大的难度。

一些人都曾经指出过这个问题，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是实物型经济学家，在所谓的正式官方的方法学方面可能很欠缺，我们要开展务实方法的运用，这个务实的方法论或者方法学，在很多人都已经指出过了。务实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体系应该包括四个方面，要简单，要专注于研究的重点，要找出内在的逻辑，用文字，图表，数学，要能够是说得通的，要和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不是凭空想象无数的模型的构建。要能够进行预测，也就是说可以提供客观的，前沿的方法，帮助我们把事务进行区分和辨别。

在2006年的时候，费德曼再一次对他的研究生指出，他说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我觉得我们的那种纯粹的分析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更需要更多的实证的证据来研究，我觉得这种实证的研究在经济学研究中将会占据更为主要的地位。

     Friedman和其他很多经济学家在这方面进行了交锋，辩论凯恩斯的东西是不是适用的，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当时也是在Friedam的研究生班上上课，看到他和其他经济学家的辩论，他当然是一个非常雄辩的人，而且他不同于其他的对立的人的一点，他掌握了数据，而其他人没有。

     2006年的时候，Friedman他重复了1961年美国全球经济学家研究大会上的观点，他就指出，我认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之所以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或者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不是因为我做了纯粹的分析，而是因为我提供了实证的证据。

在我看来交易成本经济学在实证方面取得了成功，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获得了相关的数据，这些数据是一手的数据，而且是微观分析的数据，现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已经站在一个非常坚实的实证的研究基础之上，我想提醒大家基本上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

我的学生们也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坚实的实证基础，没有人可以反对这一点。2001年的时候，有人指出交易成本经济学之所以现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是因为它提出了大量的或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性的工作。

我们看到在这方面的发展的确是在经济组织方面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也提到其他的一些问题，也是相关的，其中之一是让我觉得比较吃惊，就是关于纵向的整合，纵向一体化。刚开始我做了一个项目研究，非常惊奇发现居然存在着纵向的整合，这是一个根本模式的变化，而且还有一系列相关的现象。

我们在进行思考的时候，进行契约比较研究的时候，我们应该会发现，就会看到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办法动摇的，从契约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是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说明的。

比如说组织科学，组织科学应该怎么去研究呢，一直以来我们适用非常学术，高深莫测的方法去研究组织科学，而不是用大家听得懂的大白话去描述商业契约这一种行为。其实风险是可以计算得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双方不信任，不能完全信任，存在的风险就是大家都可以计算出来的。

当然这里所谓的商业契约不仅仅是光指那一种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因为它还涉及到一些多年来人们所形成的商业惯性，商业的习惯，一些风俗。它其实应该也算是合同或者是契约的一部分，也是你研究组织科学的时候所应该要考虑的，比如说我相信在中国也是这个样子，有所谓的明显的规则，同时也会有潜性的潜规则，这都是做研究的时候不能遗漏的。

正式的规则是引用哪一部法律条文，而且要是引用，一旦有争端，应该进行裁决的机构，比如说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是谁，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这其实也是涉及到治理的一部分。

此外，我们说新制度经济学的话，这里当然我们除了讲这种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惯例，还有是企业自己的内部一些规则，企业自己所受到的限制，同时不要忘了大的政策，或者政府的那一种环境的影响。我们知道制度环境很显然对企业是有重大的影响的，这里制度的环境还不仅包括国家所能够创建的那一种环境，其实任何一种制度的环境，它都是分层次性的，国家创建的政策环境是最高层次上的一种。

最后跟大家指出了我现在自己也没有能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完全把交易成本正式化，以及相关的交易的集群化，还有如何解释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