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X）2月的一个早晨，在中国南方广东省制造业重镇东莞一个供临时居住兼作培训之用的“基地”，1000多名年轻的求职者正接受挑选。其中多数是十八、九岁的女孩。
“向左转，向左转，向右转，向右转！”深圳市全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Shenzhen Quanshu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原称全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名训练人员喊着口令。在他的指挥下，求职者完成了一系列转体动作。然后，他们采取了一种“放松”的姿势——蹲在地上——被念到名字的人将被派到厦门的一家工厂。厦门是东莞以北的一个港口城市，属于相邻的福建省。深圳全顺公司已安排大巴把工人们送到那里。
“还有人要去吗？”招聘人员问道。深圳全顺公司这次要招收300名工人。

“我想留在东莞。”在人群后面与朋友闲聊的刘方丽（音译）说道。
“我不知道——我也许会去，”宋倩（音译）说道，“我有两个老乡要去。其中一个人去年在那里打过工。那边的工厂一个月工资大约1000元（合146美元）。”
刘方丽和宋倩均来自中部的河南省，今年第一次离开家里的农田，随以前曾经出门打工的朋友们一道南下。她们的迁移是反映全世界适应力最强的劳动大军应变能力和韧性的一个例子。
然而，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一年，可能是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确立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中国政府估计，去年底失业或辞掉工作返乡的农民工有2000万人，占全国1.3亿农民工的15%。
使前景进一步黯淡的是，海外订单开始出现放缓。今年1月份，中国出口额同比减少17.5%，其中广东省减少23.6%。不过，农历新年假期的多变性常常扭曲1月份和2月份的数据。
刘方丽和宋倩还将发现，在她们打工的工厂，权力平衡已开始重新向资方倾斜。此前数年则是对工人们有利。
这些年的改善包括当地最低工资率屡次出现双位数的上调，去年更是出台了《劳动合同法》，从而增加了工厂辞退工人的难度和成本。
如今，由于当地政府试图将本地的失业率降至最低，钟摆开始回摆。
“以前，我们处于不利地位，工人们会去找劳动委员会，提出控诉，有时这些控诉是不实的，但他们很容易偏袒工人。”一位不愿具名的工厂老板表示：“现在，他们会与公司联系，切实了解问题。他们会进行调解，而不是诉诸法律。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过去，你（被认定）是有罪的，就必须掏钱。”
最近，根据一项允许追讨两年未支付加班费的法规，一群工人成功起诉了这位老板的工厂。“两年加起来就是很多钱，”该老板说道，“举证的责任落在公司，而不是工人身上。公司必须证明工人们没有加班，工人们却不用证明他们加班了。这是一项十分含糊的法规。很多事实被歪曲了。”
不过，之后法院监督劳资双方进行了颇费时日的和解谈判，最终做出厂方能够接受的判决。
一个劳工维权团体的负责人黄庆南表示：“过去，工人们常常很容易就能追回两年的加班工资。但现在法院却规劝工人们，胜诉后少接受一点赔款。如果政府希望支持工厂，他们应该减少税收和行政费用，而不是损害工人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