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这篇文章讨论了制度分析的三项主要特征: (1) 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 (2) 注重历史, (3)试图容纳观念与意识形态等心智结构方面的因素。由于这三项特征, 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困难是: 如何把基于理性选择模型的静态博弈嵌入到基于生物演化博弈的历史过程中去。

关键词　制度　有限理性　叙事　心智结构　演化博弈

首先, 制度经济学, “老”的、“新”的, “后”的, “后新”的(neo , 又新又后) , 至少有四种。在新制度经济学里, 又有三个学派, 罗纳德·科斯的, 是芝加哥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 威廉姆森的, 卡纳基—梅隆学派的新制度经济学, 和道格拉斯·诺思的, 从经济史学派发生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三个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各自有不同的思路, 而且思路很不一样, 导致很大的争论。从这些争论看, 它们根本不属于同一学派, 我们或许不应该把它们都叫做“新制度经济学”。我想, 在我们讨论所有这些混淆之前, 应当先从新古典的微观分析开始说起。
新古典经济学或者它的微观经济学, 已经被常规化了, 叫做“价格理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直截了当地把微观经济理论叫做价格理论, 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他们不承认有宏观经济理论, 经济学就只有一门理论, 叫做“微观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就应该又被定义为价格理论, 没有其他的,这是很有力量的一件学术武器, 等于是用一把钥匙去开所有的锁。它对一个人的头脑的深刻性的要求, 对运用这把钥匙去开所有的锁的人的要求非常高。所以芝加哥学派里边出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就非常多。比较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家, 你会发现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比其他地方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 略高一筹。他在运用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这方面, 显得非常地精到。像古希腊人研究数学,仅仅使用一把直尺, 一只三角板, 怎么画一个圆, 怎么把所有的几何图形推导出来, 甚至还有代数公式的几何表达, 用这些最简单的工具, 表现数学的美, 逻辑的美。用最简单的工具解释最普遍的事情, 芝加哥学派表现得非常充分。由此, 我们可以把新古典的微观分析叫做“价格理论”, 也可以表述为通常我们说的“局部均衡点之间的比较”, 所谓“比较静态分析”。
这是新古典的常规的经济分析。但是, 在中国或者是在市场还在发育的那些经济里, 或者, 即便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也会出现不成熟的市场, 例如劳动力市场, 在英国和欧洲, 以及美国的一些没有充分发育的劳动力市场———越是福利国家历史很长的地方, 劳动力市场就越缺乏竞争性, 这是一个大致的规则。当市场不成熟的时候, 比如说劳动力市场和新兴的资本市场, 例如香港的, 上海和深圳的, 韩国的, 日本的, 常规的经济分析在这些地方、在这些经济里不常适用。我们在这些经济里所看到的常规, 成熟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解释不了, 因为这不是他们见到的常规。这就是为什么(20 世纪) 90 年代初, 有不少中国经济学家和德国经济学家, 当然还有东欧的, 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新制度经济学,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所见到的常规现象, 用新古典理论总是解释不了, 与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常规很不一样。比如说需求曲线, 有哪些主要因素决定了需求曲线的位置? 供给曲线的后面, 也有这样的一些决定因素。对于要素的市场的描述, 决定供给曲线的有四个最重要的规则(参阅马歇尔的《经济分析原理》) , 所谓“Marshall law”, 一共四条规律。这些因素, 例如,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分析中, 因为没有制度变动, 就比较容易确定, 很容易用价格分析这把钥匙去解释所有这类现象。但是在发展中经济和在过渡时期的经济里, 就发生了问题。什么样的生成因素又决定了这四个因素呢?什么东西决定了收入呢? 制度因素, 而不仅仅是新古典分析所列举的那些因素。比如储蓄行为, 储蓄决定了一部分投资的供给, 但是对于过渡的经济社会和发展中经济, 这就不够, 当宏观储蓄率是6 % , 或者是12 % , 你就觉得经济“起飞”了, 这种分析对这些社会里的很多现象解释不了。你必须看这个储蓄是从谁那里发生的, 由谁来控制。什么人控制这个国家的储蓄, 这很重要。储蓄的手段是什么? 比如, 买房子是一种。有不同的情况, 如果这房子的产权可以自由转让, 储蓄的手段就变成投资手段了。还有更复杂的手段, 要看价格决定因素的后面是什么样的制度在运作。你投资, 花一万块钱在上交所的股票市场里, 买了一种股票, 除了升值, 吃利息之外, 不能转让。那么, 这一万块钱是属于投资还是属于储蓄? 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储蓄, 用平常的话说, 只不过利率有点不一样。投资, 有一个前提,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流动性, 没有liquidity , 算什么投资? 不能回收, 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在可以接受的资产价值损失之内, 卖出去, 转让出去, 这叫投资吗? 当然,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这些例子说明, 我们在不同制度下很难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的常规的因素。在任何一项简单的价格因素后面, 实际上潜藏着许多我们暂时不能确定是什么性质的制度变化。比如, 最简单的, 就中国这个具体经济而言, 什么是货币? 什么叫“currency”? 一张100 元的人民币, 跟100 美元或者是一张美钞有同样的含义还是有非常不同的含义? 至少对于宏观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他简单地把中国的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看成是美国的教科书上写的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 他就一定得犯错误, 他就一定搞不清楚中国宏观经济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关键在于谁使用这个货币, 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和投资家控制这个货币呢? 还是被动的计划者或者是选择范围极其有限的消费者首先得到这笔货币。不同的选择, 货币就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是货币的例子, 货币后面有制度因素。
“积极的货币”是追逐利润的货币,“消极的货币”是传统的计划体制下跟着物资流走的货币, 它不具有利润追逐的功能, 也就是说这个货币它不具有资源有效配置的功能。所以, 货币, 有很大的不同。在金融深化理论里, Shaw 和Mckinnon , 尤其是麦肯农, 已经很明确地使用了这两种不同的货币概念。前两年, 世界银行有一个报告, 很有意思, 它说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为什么呢? 它画了一条曲线, 根据“货币数量”公式。流转速度等于价格乘总产出, 世界银行的报告解释说, 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已经变得很缓慢了, 它趋于下跌, 说明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出来了。货币流
通的速度非常慢, 报告说这说明中国已经控制住了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率很高的话, 货币流通速度就必然要倾向于上升吗? 为什么流通速度下降就说明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控制了呢? 世界银行的报告是一种说法。
我们来听听相反的说法。发展中经济的金融深化是怎样发生的呢? 金融深化是说, 当一个经济的物质财富在没有市场化之前, 它以实物的形态存在, 它不进入流通的领域, 它缺乏liquidity , 物质财富缺乏流动性, 也就是说, 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没有货币化, 这意味着那里的金融市场不发达。当金融开始深化的时候, 物质财富的越来越大的部分, 开始货币化。物质财富, 比如, 用GDP 或GNP 来描述, 那么, 它的货币化过程可以用“金融深化指数”来描述, 就是沿时间轴不断上升的金融资产总值对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因为经济在发展着, 市场在这个社会里越来越向纵深发展, 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可以被抵押给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释放出现金贷款, 相当于增加了货币流通速度。物质财富是存量, 在金融深化过程中, 它以比经济发展速度更高的速度被货币化。例如住房, 如果是用按揭的方式购买的, 那么, 这房子的产权就变成双份的了, 你把房子抵押给银行, 每个月还的钱对银行来说是现金流, 基于这一稳定的现金流, 在美国这样的金融市场上, 按揭基金, 是非常可靠的一笔收入, 很多投资者都愿意买按揭基金, 这样, 这一个房子产生出来许多货币, 许多的不同的货币价值, 用这个社会里流通的货币总量去除实际上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 如这一比例沿时间轴不断上升, 就叫做“金融深化”过程。中国正处在这个金融深化过程里, 尤其是“邓南巡”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是“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了”呢? 还是“金融深化”? 主要看制度, 要作制度分析, 而不能简单地去看一个货币公式。后者是世界银行比较典型的作法。这几个例子, 说明制度分析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的重要意义。
接着新古典价格理论, 再往下讨论, 就涉及到新古典价格理论的意义了。你不能完全放弃新古典的价格分析而直接跨到制度分析里边去, 那样做没有好处, 因为你分析不了, 你没有基本功来分析制度问题。张五常曾经把新制度经济学叫做比微观经济学还微观的经济分析, 他有一篇文章, 分析电影院为什么把所有座位的票价定在同一个价格上。按理说, 前排座价格可能低一点儿, 正中间的位置应该价格最高, 尤其是歌剧院。但电影院所有的票都同一个价格, 为什么? 为什么歌剧院有不同的票价, 电影院就是同一个票价? 张五常坐在电影院里观察了几个星期, 才得到他的制度分析的结果。微观经济学家就不用到电影院里了, 因为他们都是依靠先验假设的, 他们说: 人是理性的, 从理性人假设出发, 边际效用递减, 然后, 收入约束下, 求均衡消费行为, 然后, 集结出一条市场需求曲线, 再研究供给曲线, 最后, 解释价格现象。当他们解释不通的时候, 就需要做深一步的研究工作, 那就是制度分析了。
所以我说制度分析, 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分析, 是接着新古典经济分析往下走的那一步。新制度经济学并不是往相反的方向, 并不是背离新古典经济学方向的那一步。
总之, 我们在局部均衡分析里遇到的那些价格因素, 对于制度经济学家来说, 就倾向于去做真诚的了解, 去观察特定社会、特定历史过程中的制度因素。
什么是制度? 定义非常困难。任何一个定义, 黑格尔说, 都是整个理论的一个浓缩, 所以, 他说,“概念的展开就是全部理论”。欧几里德《几何原本》, 最难定义的是什么? 就是它的出发点, 就是“点”这个概念。欧几里德怎么定义“点”?《几何原本》产生于几乎是公元3 世纪吧, 在亚里山大里亚的图书馆里。那时候, 大约1700 年前, 他能够这样来定义“点”。什么是平面上一个点呢? 欧几里德的定义是: 点, 就是不含任何局部的东西。耐人寻味, 对吗。
所以任何体系, 一个理论体系, 它一开头的概念最困难。制度分析基础, 什么是“制度”? 要到课讲完的时候, 才能搞清楚什么是制度。我可以先指出, 有一本著作, 我认为从那里最有希望发展出制度概念, 它的定义是: 制度是博弈均衡的结果, outcomes (格局) , 是博弈均衡的一个格局, 一个格局就是一套制度。所以现在怎么定义制度? 博弈均衡概念可以用来定义制度, 我有几篇相关文章,后面会介绍。先不定义制度, 我们只说制度经济学接着新古典经济学往下走。正是一些违背了新古典常规的行为, 引出了我们对制度的研究。
不管是哪一派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分析第一个特征是非常注重制度差异。制度经济学家, 比价格分析的经济学家要往前走一步, 他要用制度差异来解释经济行为。芝加哥的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 都仅仅是试图用价格差异来解释经济行为。所谓价格差异, 就是“机会成本”的价格差异。电影院老板, 他不把所有的座位定在同一个价格上, 那样定价的交易费用太高, 他做不到, 于是他把所有的票价都定为5 元一张, 可是, 他不允许你从电影院外面带食品和饮料进来, 这样, 电影院里的小卖部就可以卖高价, 把座位价格里的损失补足了。这在新古典经济分析里非常合情合理。为什么呢? 定价的成本太高嘛。定价的成本高, 他就不这么定价。为什么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而不选择资本主义? 没选择, 是被迫进入社会主义。为什么现在选择走市场道路呢? 这很简单, 成本太高, 根本不用来我们中国考察, 坐在屋子里就能知道。西蒙教授把这类经济学家叫做“坐在轮椅里的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基本方法, 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从康德那儿来的, 先验主义的而非经验主义的。这一点, 我发现, 很多经济学家都不知道。康德是先验的。人, 有理性, 理性法则是先于任何经验而存在的, 否则就不能证明科学了, 否则就不是科学了。一旦有了概念的后验性, 一旦非要注重事实或者经验, 康德就回答不了所谓“休谟问题”。康德为了挽救科学, 提出先验原理, 像时间, 空间, 像逻辑的基本概念“不是A 就是A”, 都是先验的。理性, 可以用形式逻辑来表述, 比如, “现在外边不是下雨就是不下雨”, 这句话永远不会错。因为不可能是“既下雨又不下雨”, 这是人类遵循的基本逻辑, 它是先验正确的, 用不着先看看外边是否下雨。先验正确, 我们去看看外边, 只不过是为了像柏拉图说的,用你的心灵去了解这些先验的真理。康德有了这套理论, 就暂时回避了休谟的批判。但是经济学家,接着康德的这一思路走下去了, 从“边际革命”开始, 从奥地利学派的所谓“边际革命”开始, 康德的思路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奥地利学派的Carl Menger (老门格尔) , 那是第一
代, 然后是米塞斯, 哈耶克的老师, 这两个人非常杰出。门格尔为了批判当时统治德国的历史主义学派, 提出了基于康德先验论的经济理论。米塞斯承接了门格尔的思路, 写了一本书, 英译本, 叫做“经济理论的认识论问题”。看上去挺简单, 这书没多少人看懂。米塞斯的巨著《人类行为》, 应当有中译本吧, 800 页, 我很多年以前介绍过。这本巨著的“导论”, 几乎全都是康德思路的, 也就是说,全都是门格尔的。他指出, 经济学应当变成一门纯粹科学, 而不要诉诸任何经验。后来哈耶克和波普的哲学, 就反对米塞斯的这一看法了。现在主流经济学家, 就像西蒙教授说的“坐在轮椅里, 全知天下事”, 用不着去电影院, 因为那套东西全是先验的。制度经济学家不满足于用成本差异或者用价格差异来解释经济行为, 因为价格本身需要解释, 货币本身需要重新定义。是金融深化过程还是古典的货币公式, 哪一个更符合中国的情况? 我们应当用制度差异解释经济行为。
制度经济学家不仅仅用价格差异来解释经济行为, 用价格差异能够解释的那部分经济行为, 制度经济学家也承认, 也用价格差异来解释; 只不过在价格差异解释不了的那个领域, 那个残余的部分,比如有20 %的差异, 用价格差异解释不了, 我们就用制度差异试图来解释。这是这两门学问之间的基本关系。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家往往就是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里出来的, 前者承接着后者。
这样, 我们说, 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 是制度分析的第一个特点。
这一特点有很多implications , 很多的寓意。比如说, 制度经济学家怎样对待统计数据呢? 普查,生育率普查, 全国人口普查, 或者工业普查数据, 在制度经济学家眼睛里, 这些数据, 它们有什么样的含义? 我个人的看法, 由于制度分析的第一个特点是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 那么, 在统计数据里能看到这种制度差异吗? 在统计数据里,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家, 我们关心的是平均意义上的显著的特征, 也就是这些数据所反映出来的共同特征, 那是我们最关心的。真出现了所谓“野点”, 就是说,对于回归一条直线, 有些点, 有些数据样本, 不在直线上, 它跑得非常“野” ———“wild point”, 像日本, 日本在各种国际统计数据里, 通常表现为“野点”, 它与其他国家很不一样。对于这些“野点”, 好的经济学家非常注意。密西根大学的一位出色的老经济学家对我说过, 好的经济学家必须注意研究“野点”, 因为从那里能产生新的思想和原创性论文。
在制度学家看来,“野点”恰好意味着制度差异, 他研究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统计数据得重新整理, 不能简单地用统计数据来做制度分析。更好的数据来自个案分析或者抽样调查, 而不是全国性的普查。全国性普查往往已经抹杀了制度差异。这是我的看法。
第二个寓意, 就是制度分析很难进行定量的、数理化的、形式化的处理, 因为它太强调差异。经济学为什么发展成一门数学化的分析科学呢? 数学, 它的第一个特点, 就是数, 它不看重质, 它抹杀
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任何制度差异, 所以才有了“数量”分析, 才有计量模型。
每一个供给者在市场上, 相对于给定的市场价格, 他决定提供特定的数量。比如说, 在一个市场价格上, 供给曲线对应着一万台电视。制度学家认为, 这一万台电视, 严格地来说每台和每台都不一样, 这里面可能有重要的制度差异。例如, 国有企业生产出来的电视, 未必与私营企业生产的具有同样的质; 但是在主流经济学家来看, 这一万台电视, 每一个都一样, 否则就没法分析了。基本的分析模型, 一定是忽略了所有商品的质的差异。当然, 这也是数学方法的最大的局限性。我已经写过不少文章, 批评我们的经济学家太重视数理形式的倾向。Peter Diamond , 他是MIT 的一个天才, 他曾经说过: “Mathematics is a good servant but a bad master” ———直译: 数学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如果你脑子不好, 还不如不用数学。对于数学, 我们一定要保持非常清醒的态度。这是从制度分析的第一个特点引出的第二个结论。就是说, 制度经济学, 第一是不主张“统计”的, 它对统计有某种反感, 对个案研究有某种好感, 这是它的一个性格; 它的第二个性格, 是它对于数学有某种反感, 它对于描述性的东西很有好感。
虽然我们没办法给出制度的定义, 不过, 凭着直觉, 我们可以知道“制度”。比如“国家”, “家庭”, 或者“大学”, 从宏观上来说, 这些都是制度。但是实际上, 当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 我们已经犯了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忽略了制度差异。当我们说“国家”的时候, 已经把所有的国家都纳进来了, 这已经犯了错误。语言有犯这样的错误的倾向。
“家庭”是一种制度, 什么是家庭?“家庭”, 它忽略了一个制度差异, 就是人类的家庭和非人类的家庭之间有什么差别。所以, 还要讨论“人类家庭”。这里有许多与人类本性有关的或从人类本性
推演出来的人类家庭的特征。哈佛大学的一个哲学家, 去年在纽约市立大学主办了一个跨学科研讨会。纽约是一个大杂烩, 纽约的家庭很乱, 是世界上研究家庭制度最好的地方。在会上, 有这样一篇论文, 题目是“Home as a place” ———直译: 作为空间的家。空间里一个位置, 叫做“家”。论文的作者把家描述得非常现代化, 让人觉得这肯定是人的家, 不是动物的。为什么呢? 它有“一日三餐”的描述。家是什么呢? 家要在时空里表现出来, 它占有时间和空间, 在时间上有它的模式, 有它的运行
模式, 它才能反映自己是“家”。
首先是“一日三餐”, 每一餐, 大家都默契地坐在一起, 孩子们如果在外边玩儿, 好像, 其他的人就有义务把他们叫回来。每餐都要坐在一块儿来吃,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呢? 美国有很多家庭不是这样吃饭的, 他们各吃各的, 谁想起来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只要冰箱里有吃的就行。描写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作者就归纳得更细致了, 典型的制度观察。如果今天, 比如说长子或一个幼子,他今天吃得太少, 什么叫“多”, 什么叫“少”, 我们不知道, 只有家庭成员才知道。他吃得太少, 别人会有反应, 会观察他, 询问他,“为什么?”“出了什么事?”这是家的一部分。如果他吃太多, 又有问题了。一定要吃得不多不少, 家庭成员就觉得“正常”了。这就是家, 它是描述性的, 在描述中,家对家庭成员表现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规范。
“睡觉”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你上床太早, 刚吃过晚饭, 一过六点你就上床, 这就肯定有问题,不是在学校里出了事, 就是在社会上有别的问题。或者一晚上没有回家, 这也是纽约市里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就变成一个在街上流浪的人了。像这种对于“家”的描述就非常制度化。“家”的空间特征,
室内装修的特点、每一个人的房子的特点⋯⋯都很细致; 家在时间上的模式, 反映在刚才说的那些特征里。制度分析是“超微观”的分析。家庭是这样维系的, 通过这种琐碎的, 每时每地对家庭成员行为的约束, 包括吃多少饭, 都要有约束。
通过这些“norms” ———规范, 行为规范, 难以翻译, 实际上, 它的本意是“正常”。维持在“正常的水平”上, 那么, 不正常, 就意味着问题。维持行为正常的, 是制度, 由这些规范, 这个家庭的成员就被维系在同一个家庭里。假如换一个家庭, 假如你寄宿在别人家, 或突然有一天, 你到别人家里住一晚上, 马上, 所有的家庭成员能看得出来, 你不属于他们, 因为你的行为显得奇怪, 你的“norm”不一样, 这就是家的含义。
另外一位作者, 他是心理学家, 哈佛大学的哲学家, 他从另一个角度描述“家”。他说: “家”,是我们意识中的家。其实,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家, 人类没有家, 人类只不过渴望着回家。为什么人类没有家呢? 因为没有一个人理解另外一个人, 典型的存在主义看法。“家”这个词的含义是“in to relation”, 非常私己的关系, 才能称得上是家。在宇宙里, 每一个人, 上帝死了以后, 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家。作为我们意识中的家, 而不是作为时空中的家, 有不同的特点, 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它的含
义, 用语言来说, 就是一种反疏离的、反异化的倾向。我们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太疏离, 太冷漠,所以需要有一种家的感觉。这是我的转述。但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家, 我们只不过是渴望回家。这是对“家”的另一种理解。
在实践的方向走一步, 有政治形式的家, 社会形式的家, 还有经济的, 经济学的家。贝克尔的《家庭论》, 刚译成中文, 讨论经济学的家。政治学家讨论“家”的方式, 是讨论权力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的特点, 如果这个特点满足某些定义, 那么它就是“家庭”。权力在家庭成员之间的配置, 这是政治学的“家”; 权利, 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 这就是贝克尔研究的经济学意义的“家”。制度性的家, 就更复杂了, 可以从各个角度来分析。
如果按照制度分析的第一个特征, 就是“对制度差异的敏感性”, 我们来讨论家庭的时候, 首先,一个既成事实是: 每一个家庭都和其他家庭不一样。这时候, 我们怎么分析“家”呢? 我们现在没法定义“家”, 任何定义要用概念和语言, 于是都要抹杀家与家之间的制度差异。这就产生了第二个问题: 如何把制度分析变成一门科学? 经济分析是一门社会科学, 它有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康德挽救了科学, 在这个意义上, 从先验的假设出发, 推出人类行为, 人类行为的经济方面, 就变成了人类的经济学, 它就是科学了, 因为它是先验的, 先验正确的, 我们只不过用数据来证明它为真。制度分析承认家与家或者任何现象之间的共性, 否则它就不是科学, 它就完全是经验描述了。但制度分析更重视差异, 这样, 他必须采取类似学术思想史的语言, 描述制度现象。恰如
诺思所做的那样, 制度分析总是倾向于变成历史学。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历史学是纯粹的事件描述,没有任何理论。可是,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此, 我们引出制度分析的第二个特征: 注重历史。这一点很深刻, 有正面的意义。哈佛大学的杰夫里·萨克斯, 主张“休克疗法”, 他为什么被很多人批评? 因为他忽略了苏联的历史和东欧国家的历史, 忽略了它们曾经有的特定历史, 把他那套先验的经济学原理, 关于人类行为的先验原理, 直接用于苏联, 那就很容易失败———我不认为已经失败了, 我个人认为苏联人为改革而付出的代价, 中国人也很难不付。也许我们将来会付, 这是免不了的, 本质的问题谁也绕不过去, 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有点小农思想, 拖延着不愿意付改革的代价。我想说的是, 新古典经济学家有一个毛病, 就是忽略历史, 而制度分析的特征之一是注重历史。如上述, 这当然也是制度分析的一个问题, 它于是很难成为科学。
从这个特征, 导出来这样一些含义。第一, 制度学家认为, 制度和制度之间有差异。比如, 家和家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历史”不一样。个人史, 个人的家庭史, 跟其他家庭、其他的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特点, 而不是跟其他人毫无差别。描述这个人的特点, 最完备的办法就是历史地把这个人说出来。这个人当时怎么出生的, 怎么取的名字, 上的什么中学、小学想再复制一个他, 不容易。克隆技术是不可能复制人的, 因为它不可能复制这个人的个人史和心灵史, 它只能复制这个人的外貌, 而那并不是他。这是关于注重历史的第一个含义, 就是演化的过程决定了制度现在的形态。反过来说也成立: 制度在历史过程中演变。或者, 演化过程决定了制度形态。
“注重历史”, 这一特征在方法论方面, 使得制度分析很难变成科学的。为什么呢? 就经济分析而言, 它和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一个基本的原理, 就是“理性选择”的原理, 发生了潜在冲突。理性选择不光是经济学的, 政治学家的, 社会学家的, 法学家的, 很多学科都在使用“rational choice model”。
(理性选择模型) 的分析方法来解释它们要解释的现象。可以说, 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 是经济学研究范式里的一个“core”(核心) , 一个“hard core” (硬核) 。理性选择是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一个硬核, 它轻易改变不了, 轻易没办法发生一场范式革命, 抛弃它自己。
但是, 这就与制度学的分析方法发生了冲突。因为, “理性选择”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演化过程是无足轻重的。自从上帝的理性设计被达尔文的演化过程取代以来, 学者们普遍意识到, 理性设计可以实现“最优”, 等价地, 竞争演化也可以实现“最优”, 至少是“局部最优”。
最早提出演化过程可以等价于理性设计的看法的, 是UCLA 的老教授, 艾智仁。他讲了一个故事, 是一群赛车手, 从洛杉矶开往芝加哥, 出发的时候, 没有人预先知道哪条路上有加油站, 但大家都知道路途遥远, 如果路上没有加油站, 就肯定无法抵达终点。然后, 艾智仁说: 比赛结束时, 我们在芝加哥观察到的赛车手, 必定是无意中选择了有加油站的路线, 好像他们事前就作了周密的理性选择一样。艾智仁这篇文章非常重要, 它影响了稍后提出类似观点的贝克尔和弗里德曼。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为理性选择模型提出的强有力的辩护, 被称为“好像有理性” (as if) 辩护。换句话说, 经济学家不必须忠实于历史, 因为只要物种之间的竞争或个体之间的竞争足够激烈, 结果是一样的, 生物
的行为“好像”具有理性。这样, 理性选择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分析视角, 隐含着对历史演化视角的替代。
但是, 当我们把社会当作整体来对待时, 我们看到, 一个社会的“选择”往往不服从理性选择模型。例如, 我的一位经济学家朋友曾撰文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选择了我们都不喜欢的制度?”其实, 社会制度不是任何一个个体或利益群体能够选择的, 它是社会博弈的结果之一。
这是一个被布坎南叫做“公共选择”的过程。它是社会博弈参与者们可能实现的许多均衡格局当中的偶然实现了的一个均衡格局。一般而言, 由于博弈的本性, 这个实现了的均衡不会让任何人满意。
也就是说, 社会博弈, 它不是一个服从理性选择和实现最优状态的过程。许多年前, 赫伯特·西蒙教授在批评芝加哥学派的理性选择模型时指出, 理性选择不同于演化, 前者实现的是全局最优, 后者实现的是局部最优。由于这一批评, 今天, 我们不再把理性选择和自然演化看作是等价的。例如,自然演化无法避免“锁入”效应———即长期停滞在某一局部最优状态, 丧失了继续优化的机会, 从而被其他物种淘汰。在经济史研究中, 诺思注意到, 由于收益递增现象的存在, 例如“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政治制度”等等, 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 几乎总是“路径依赖”的———即这个社会当前可
能实现什么样的均衡格局严重地依赖于它以前曾经实现过什么样的均衡格局。
以上的论证, 是为了说明制度分析的第二特征———注重历史, 并由此而发生了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选择视角的潜在冲突。因为理性选择模型潜在地否定了一个社会的历史。我顺便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 就是Ken Binmore 最近发表的三卷本著作《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第一卷是1994 年出版的, 第二卷是去年出版的, 第三卷今天还没有写完。在宾默尔主编的文集《理性互动》里, 他自己写了一篇综述文章, 介绍了他这三卷著作的主要观点。他写这篇文章, 目的是要解决理性选择和自然演化这两种不同思路之间的冲突。他想提出一解决方案。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当然, 你们还可以参阅我的一篇文章, 题目是“制度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另外, 我还写过一篇比较难懂的文章,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 1996 年的冬季卷, 比较难懂, 但我觉得最值得读, 题目是“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含义”, 是讨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的, 其中论及理性选择思路与演化思路之间的冲突与一致性。
注重历史, 最后会涉及到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或者定义。制度分析必须注重历史, 甚至在某些时期成为历史的纯粹描述。但是, 什么是“历史”? 如果你去问历史学家, 你会发现他反而要思考很长时间, 还未必能够回答你。如果你去问数学家“什么是点”, 他也未必马上就回答你, 因为“点”是几何学的出发点。太基础的概念, 反而很难定义。如果你问我们经济学家什么是“经济”, 我们也
50 社会科学战线·2004 年第6 期·新政治经济学会觉得难以回答的。凡是对一个学科而言最原初的概念, 那一学科的专家通常不愿意马马虎虎地定义它。如果你问一个外行, 他当然能很快回答你。
历史, 有这样几项含义。首先是记事, 结绳纪事; 其次, 记事可以推演成“叙述”, 英文是“discourse” ———反复述说、从不同角度解释, 又译为“叙事”。
叙事, 实际上不是单纯的记录。史官并不单纯记录历史事件, 而是在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的反省框架内对当时了解的历史加以“叙事”。所以, 叙事本身包含着阐释和再阐释。那么阐释, 是基于什么的阐释呢? 基于阐释者的理解, 对历史的理解, 所以有阐释。记事、叙述、阐释、理解, 然后再阐释, 这是一个过程。所以, 历史总是要反复重写, 这是一个过程。历史是实践中的历史, 实践了, 才有新的体会, 才有新的理解, 然后才觉得有必要重写历史, 这是实践过程。
制度分析的第三个方法论特征, 是注重意识形态以及观念史对制度演化的影响。这是诺思代表的那一派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立场, 用他们的语言说, 就是ideology matters ———姑且直译为: 意识形态至关重要。
意识形态只是观念史的一部分, 但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例如, 国有企业的一位工人, 他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就业的权力, 有受雇佣的权力, 也就是宪法里写的“劳动的权力”, 如果他从小到大受着这样的观念的熏陶, 现在突然被“炒鱿鱼”了, 那么, 他很可能会采取政治手段, 要诉诸宪法, 维护他的宪法权利。可是在一位香港人看来, “炒鱿鱼”是常见的事情。在他看来, 他炒老板的鱿鱼和老板炒他的鱿鱼, 几乎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是谁先行动而已。在香港人看来, 从来就没有对于“就业”的宪法保护。香港人脑子里完全是另外一套观念———意识形态至关重要。香港人的意识形
态是: 我挣了这笔钱, 这笔钱就应当归我, 不应当归别人。这是有宪法保护的, 这就是“公平”。所以, 每一个香港公民, 依宪法他有挣钱的权力, 他有从个人资产获得收益的权力。这就与我们国有企业职工多年以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 尽管我们未必同意香港人的意识形态。
所以, 一个人受什么样观念的教育和熏染, 对他的行为当然有影响, 而制度只不过是与人的行为模式相辅配的一套规范。有什么样的人, 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波普曾经说过: 制度设计得再好, 也不过是一座无人把守的城堡。制度就像城堡, 设计得再好, 如果没有懂得守护它的士兵, 没有人去保卫它, 没用。“制度”一定是与“人”在同一层次上的, 它们相辅相成。由于有了人的因素, 人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就参与着制度演化, 对制度发生影响。这是制度分析第三大特征。
从这个特征, 可以推出来一个含义, 就是人类社会的演化与生物界的演化有很大不同。尽管现在有所谓“演化经济学”学会, 有“社会生物学”学会, 有许多生物学家用数理统计和生物学研究的其他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的演化, 但是人类社会的演化毕竟有不同于生物演化的地方, 而且是非常要紧的地方。那就是, 我们人类的行为具有internationality ———意向性。注意, 意向性不同于欲望。人是
有意向的动物, 不是没头苍蝇。在物竞天择的自然演化过程中, 没有脑袋的苍蝇和没有驾驶员的赛车一样, 都通过“好像是理性”的演化过程, 幸存下来的那些个体, 看起来好像是理性的。
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 每一个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性, 几乎每一种人类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行为, 是有意向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尽管制度分析倾向于用演化的观点看待经济行为, 但它同时也批判那种把人类行为简约为单纯动物行为的倾向。纯粹的生物演化观点, 所谓演化博弈论, 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演化博弈论是从生物学里发展出来的, 有它先天的问题。它不能容纳人类行为的意向性。意向性, 就不仅仅是生物学习过程。任何一种生物都有学习的能力, 比如一条狗, 甚至一台计算机, 都可以学习。但是它们没有意向性。注意, 意向性有时候可以是反理性的。
例如,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 给我印象非常深。那个主人公, 他就要反理性, 他不满足于永远选择最优的, 对他自己最有利的生活方向, 他偏偏要往死胡同里走, 他觉得能从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中获得满足。这就是一种意向性, 如另一位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说, 他为自己找到的使命就是让世界变得更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主流意识形态追求让世界变得更易于生活, 可是, 易于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生活的世界难道更有意义吗? 这样的询问, 就导致了一种存在主义立场。根据这样的立场, 自杀是为着以取消自我来昭显自我的意义。
所以, 观念与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的制度至关重要。人类行动的意向性, 完全可以是反理性的。这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出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也可以说是反常因素。为了容纳这样的非理性因素, 诺思在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里引入了“心智结构” (mental const ruct) 的概念。心智结构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体的观念史、意识形态、个人生活史。心智结构不仅影响一个人的日常决策, 而且影响一个群体的制度选择。诺思认为, 例如北欧海盗的演化史, 给定一个群体的心智结构, 生存环境所提供的有限信息或完备信息, 就构成事物演化的内因和外因, 这两方面结合, 导致了决策和制度演化。如果你倾向于相信工人有就业的权力, 基于你的关于正义的意识形态, 同时, 你从市场环境里提取到了价格和工资等方面的信息, 于是, 你意识到作为国有企业的工人, 仅仅因为企业经营不善就解雇你, 极大地违反了社会正义原则。这样, 你倾向于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段, 保护你的权益。如果许多工人都和你一样采取政治斗争手段, 那么, 你们就很可能对中国正在形成的新的就业制度发生重要影响。这样, 许多年以后, 历史学家们会说, 当时人们的心智结构导致了他们所选择的制度具有类似西方“福利国家”的一些特征。
关于心智结构, 我推荐一篇文章, 发表在1983 年的A 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美国经济评论》) , 作者是Ronald Heiner (海纳) , 标题是“可预期行为的起源”。海纳的模型, 假设了一个有限理性的决策者, 当他面临着充分不确定的生存环境时, 根据海纳的有限理性选择模型, 最优的决策应当是遵循既有的规则, 哪怕这些规则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里, 具有有限理性的生物的理性选择, 就是恪守那些已经让它生存到今天的规则。按照演化论者的看法, 这样的规则通常都很简单, 叫做“拇指规则” ( rule of thumb) , 简单到不能被视为是基于理性的规则。可是, 恰恰是这样一些拇指规则, 让今天大多数物种生存下来了。这就是局部理性远比全局理性优越之处, 从海纳的模型, 我们看得很明显: 局部理性只选择那些能够实现局部最优状态的策略, 它不去考虑这些策略是否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局部状态中也是最优的。全局理性要求所选择的策略不仅在目前的局部是最优的, 而且在全部可能出现的将来的局部也是最优
的。可是, 如果将来的生存环境充满着不确定性, 那么, 任何微小的决策错误都可能对将来的物种利益造成致命损害, 故而, 只服从局部最优的策略, 看起来似乎是盲目的, 在足够不确定的环境里, 却优于所谓“全局最优策略” ———这些策略包含着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致命损害。事实上, 海纳模型的“有限理性”假设, 已经排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全局”最优策略。比较典型的符合海纳模型假设的例子, 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股票市场里的“散户”。如果你是一个散户, 那么, 当股票市场的波动方向极端地不确定时, 你应当采取的最优策略, 通常就是恪守那些曾经给你带来过好处的原则。此时, 最忌讳的, 就是随意改变策略———即采取“机会主义”策略。典型的机会主义策略是看见别人买股票甲获利了, 你就跟进, 也买股票甲, 还没有来得及获利, 看见别
人买股票乙获利了, 你又卖出股票甲, 买进股票乙⋯⋯结果是, 你的大部分利润都浪费在交易费用里, 通常还导致资本金的严重亏损。
华尔街的股票奇才, 彼得·林奇, 写过几本小册子介绍他管理麦哲伦基金的经验。他说, 如果你打算买一只股票, 那么, 首先把你要买它的理由写下来, 然后, 如果你将来采取机会主义策略, 跟着股票市场发疯, 打算卖这只股票, 一定先把你写的理由找出来看看, 如果当初你买这只股票的那些理由依然成立, 那么, 你不应当卖, 不应当跟潮流走。这一规则看起来不理性, 因为大家都抛出这只股票, 如果你不跟潮流, 你就承担损失。但是在极端不确定的市场里, 恪守这一规则, 是让林奇取得麦哲伦基金增长奇迹的策略之一。
在股票市场里, 有许多基本规则看上去是不理性的。比如IBM 股票的价格, 不断上升。如果我买了这只股票, 而且已经升值20 % , 我应当卖出吗? 正确的答案是: 我应当回想当初买这只股票的
理由, 如果当初的理由是短期获利而且目标是获利20 % , 那么, 现在我就应当卖出。如果当初的理由是长期投资IBM , 那么现在我不应当卖出。实际上, 在股票市场里, 最困难的不是何时进入, 最困难的是何时退出。林奇的劝告, 是遵守一些简单的规则。海纳的结论, 也是遵守一些既有规则。可是, 机会主义行为几乎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能。所以, 处变不惊, 才是值得赞美的一种品质。因为它是我们抑制了自己的机会主义冲动的结果。美国的许多散户, 现在也模仿机构投资者的办法, 购买一些通常由机构投资者研制的计算机软件, 然后严格遵循电脑程式给出的买卖指令, 不论这些指令在当时的市场情境里显得多么荒唐。这些软件的优秀的“获利统计”意味着, 只要股票市场的基本状态不变, 只要你遵循程式指令, 那么长期而言, 你的盈利将超过你的亏损若干倍。也就是说, 很可能,
在一些市场情境里, 指令显得荒唐, 但这些指令在足够长的演化时期内, 通常给你带来更大的收益。海纳还论证, 只有上帝, 具有完备的理性, 才可能遵循彻底机会主义的策略, 也就是随时根据环境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所以, 如果我们观察到某种生物, 它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里的行为, 几乎是不可预期的, 那么, 我们可以推断它具有几乎完备的理性能力。如果我们观察到某种生物, 它的行为, 在我们觉得很确定的环境里仍然遵循着简单的规则, 也就是说, 它的行为模式是充分可预期的,那么, 我们可以推断这一生物的理性能力, 与我们自己的相比, 非常低下。
我们看到, 演化模型假设了极端的不确定性。理性选择模型假设的, 是完全的确定性。这样, 基于理性选择的个人, 在演化过程中怎样实现这两种思路统一, 就是一个重要议题了。这就又把我们带到宾默尔的那篇文章上去了, 就是上面介绍过的那篇“博弈论与社会契约”。理性选择模型把“社会”看作是契约———社会契约就是一场社会博弈的结局。可是, 为什么恰好是这样一群人而不是那样一群人结成了社会契约呢? 例如, 为什么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结成关于中国社会的契约, 而通常不是中国人与美国人组成一个社会呢? 因为, 我们知道, 社会是一个博弈过程, 在静态博弈之前, 还有一段历
史, 往往很漫长的一段历史。
制度分析的特征之一是重视历史, 它要求我们把静态博弈嵌入到历史过程中去。但是, 如果我们。引进“历史”, 一群理性的人, 经过了这段共同历史, 走到现在, 他们社会博弈的结果是什么样呢?
宾默尔试图以这样一种思路来统一静态博弈和演化博弈这两种不相容的思路。此外, 诺思1996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Some Puzzles in Economy History” ———直译: 经济史上的一些难题。你们大多知道《复杂》这本书, 就是写桑塔菲研究院的那群学者的。诺思也是那个研究院的教授, 他每年去一次, 在那儿, 他去年递交了上述的那篇论文。诺思从经济史的材料中找到了一些“不可解释”的现象, 提出来让桑塔菲的经济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 总之, 那里聚集了一群跨学科学者, 诺思请他们讨论这些难题。这个文章很重要, 基本上概括了他1990 年的著作“制度, 制度演化与经济绩效”的主要内容。以上所讲, 主要是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制度学家非常注意方法的讨论。张五常在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教课, 学生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我说, 张五常每一学期授课时间的大约40 % , 都用于讨论方法论。学生们, 尤其是美国的学生, 都觉得枯燥, 于是听课的人数就减少了。在制度分析中, 经济学的许多假设都需要加以反省, 稍有不慎, 就会掉到陷阱里。刚才, 我讲了那么多, 都是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分析技术的问题。方法论是一种修养, 它在制度分析里的作用就是防止我们一不留神掉进陷阱里。今天, 我谈的都是方法。此外, 中国经济出版社还在出版一套“社会科学与方法”丛书, 是我主编的, 一共五种。
关于制度分析的核心概念, 我觉得还需要推荐给你们三篇我自己写的文章, 都是在《经济研究》发表的, 1995 、1996 、1997 , 每年一篇。那三篇文章是同一条思路, 我介绍一下: 1995 年, “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 。所以, 我们这门课需要讲一些博弈论知识, 尽管有些学生可能是从非经济专业或者是非数理专业转过来的。一些基本的博弈论知识, 对于你们读懂这本教科书, 还是必要的。这本书有三个主要部分, 一是产权理论, 第二部分是行为科学, 第三部分是合同论。合同论, 契约理论,制度分析的特征及方法论基础也是博弈论的应用。这三个部分构成一本教科书, 我觉得在现在出版的教科书里, 这是最完备的关于制度经济学的教科书了。教科书之外, 我继续介绍我那三篇文章, 我觉得与教科书的阅读能够互相补充, 因为它们毕竟是用中文写的。“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 试图说明: 交易费用是只适合于局部均衡分析的一个概念, 把它运用到大范围制度变迁过程中, 难免流于“滥用”。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论述, 交易费用太高, 所以中国人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这是比较典型的滥用“交易费用”概念
的例子, 它什么都没有解释, 而且, 我们可以反过来说, 当初, 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是因为资本主义交易费用太高了。事实上, 科斯本人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 他从来不这样解释问题。他要解释的是微观行为, 例如, 一家厂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劳动合同, 比如说, 计件工资或计时工资。他的解释是“交易费用”在这样的劳动合同中比较低, 而在那样的劳动合同中比较高。仅此而已, 科斯没有滥用交易费用概念。但是当我们讨论大范围制度变迁的时候, 这样的制度, 它本身不是任何个人或厂商的理性选择的结果, 它是社会博弈均衡的结果。一群人, 每一个人都试图实现他自己的最优方案。但
是, 决定历史的是“合力” ———是以每一个人的努力作为“分力”在整个群体内“合成”的力。一个社会的历史, 包括它的制度, 是由社会博弈的均衡结局, 即“合力”决定的。你喜欢它也好不喜欢它也好, 你以为每个人都喜欢市场经济的结果? 市场是什么东西呢? 市场就是最不坏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底下, 没有一个人会完全满意, 每一个人都有失有得, 都不是最优, 这就是社会博弈。1996 年的那篇文章, 题目是“产权博弈”, 我试图把财产权力和资源配置的方案统一起来考虑, 当作同一博弈的结果。不要认为产权一定是预先给定的, 然后才有资源配置的博弈。其实,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博弈, 资源配置和产权博弈是同时进行的, 它们是同一场博弈。然后, 1997 年, 我写了“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 试图论证每一个大范围的社会博弈都肯定有一个“传统”, 即历史因素的影响, 也可以看作是“知识的传统”, 或是积淀在心理深层的诺思所谓“心智结构”。这样, 我在那篇文章里讨论的, 就主要是关于知识的经济学理论。这三篇文章, 再加上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那篇———“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含义”, 可以作为教科书之外的辅助阅读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