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经济关系可能是21世纪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是这一关系发展并不顺利。全球化带来的压力与矛盾为两国的相互关系平添紧张，使两国关系愈发变化莫测。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不断扩大。也许更为严重的是，美中关系之间正滋长着一股具有侵蚀性的不信任情绪，如果任由它蔓延而不加制止，它将虚耗两国未来几年的无限商机，且不谈对更广泛的全球经济的影响。

　　美国的角色

　　美国向保护主义势力倾斜，尽管目前其对外国资本的需求是前所未有的。角力中的是易燃性极高的宏观经济与政治势力。美国储蓄短缺导致该国出现庞大的贸易逆差，而中国是最大比重的贸易顺差国。与此同时，笼罩着美国中产劳工阶层的焦虑情绪日渐增长。中国成为替罪羊面临越来越多的指责，一场典型的政治指责游戏方兴未艾，责难中国的声音越来越响。

　　在这一争论上，一个非常简单和极有力的宏观要点却为人所忽略：美国内部已没有能力满足其经济急速发展对资本的需求。由于出现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国民储蓄不足情况，美国日益依赖外国输入盈余储蓄以填补缺口。美国的国民净储蓄率，即扣除折旧后的包括个人、商界和政府部门的综合储蓄率在2005年下旬跌至占国民收入的-1.2%。换言之，美国人的储蓄量尚不足以应付置换折旧资本。这是自二战以来美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我相信也是世界史上任何曾占主导地位国家的第一次。

　　面对国内储蓄短缺，国家一般有两个选择，缩减经济增长或向世界其它国家借入资本。首个选择对于一个物资丰富的国家来说难以直到作用。总的来说，美国(特别是其消费者)把经济快速增长视为理所当然。所以，除了第二个方案，美国别无选择，需从世界其它国家大量输入盈余储蓄以满足其经济增长所需。华盛顿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而这恰恰是目前中国在美国宏观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储蓄短缺兼贸易出现逆差国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被迫扩大经常账赤字以引进所需外资。就美国而言，外资需求几近一年8000亿美元，或每个营业日需输入约30亿美元，经常账失衡主要体现在巨额的贸易逆差上。2005年，产品和服务贸易赤字共占经常账总逆差的93%。

　　对外资的急切需求不可避免带来了地缘政治上的得失参半。感谢中国，美国实际上在2005年美元贸易赤字中已占有很划算的交易优势，净结余2000多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成功地提高了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假如华盛顿政客选择不跟中国进行贸易，向中国产品征收重税或迫使中国货币大幅升值，这是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动议立法的内容，这些行动将会带来反效果。

　　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不会因为把中国供应线切断，便能如民粹主义政客所声称的那样缩减贸易赤字。相反，由于美国对外资的需求庞大，贸易赤字将继续高企而且只会向另一个外国生产商倾斜，很可能是一个成本结构较高的生产商。如此的美国外部供应变动，其影响将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税金。

　　只要美国一日停留在国内储蓄不足的轨道上，它便日益依赖“好心的陌生人”向其提供经济发展所需,包括外国制产品和金融资金两方面。针对个别国家的保护主义行动，只会“成功地”把美国的贸易逆差和为其提供资本的对手国转移到其它国家。

　　近期在美国崛起的保护主义势力还有更阴暗的一面，寻找替罪羊的拙劣政治手法。这解释了为何政客们都把矛头指向中国，要中国为备受困扰的美国工人所面临的与贸易有关的压力负责任。随着美国中期竞选活动的展开，这类保护主义活动在未来几个月将会更趋激烈。

　　归根结底，美国储蓄短缺是造成资金和贸易流通不稳定的潜在源头，是美国政界有意识选择的一个副产品。联邦预算赤字是过去6年导致国民储蓄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因素，这不是由于北京而是由华盛顿一手造成的。个人负储蓄率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消费的税务政策所致，同样是华盛顿一手造成的。美国的民选代表是拒绝进行税务改革(比如实施有助于解决个人储蓄不足问题的消费税等)的力量源头。当然，政客们从来不会承认这是他们的问题。相反，他们喜欢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在这个问题上，是中国。另外，在近期政界齐声反对出售东岸船务设施的问题上，是迪拜。

　　华盛顿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与上述长期的竞争和储蓄解决方案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

　　就中国而言，中国也需要采取重大的政策措施，以启动消费拉动的增长。这是一个必要的战略举措，既是为了实现国内的更好平衡，也是为了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的对外紧张关系。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做工作：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以解决因国有企业改革所带来的工作与收入问题上的不安全感；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在欠发达的服务业，以提高中国众多人口的购买力。中国领导层很重视把增长方式转向私人消费。目前已经确定了建立社会保障安全网的试点项目，比如辽宁省的试点。而且，按照中国加入WT0的条款，国内服务业在零售和保险等领域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进程在今后3-5年内可能会加快。中国领导也没有抗拒调整其经济的宏观增长方式。温家宝总理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强调了中国国内消费的必要性。

　　与美国一样，中国也需要采取行动，缓解两国之间出现的政治紧张关系。尽快遵守以前商定的入世条款将是有益的，尤其是在知识产权和进一步开放中国国内市场等方面。进一步加快货币重估和资本项目放开的步伐，也可以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有些让步对中国来说是痛苦的，但这些让步要比贸易磨擦和保护主义好得多。对以华盛顿为首的指责中国的这颗政治定时炸弹，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拆除，而且要尽快拆除。

　　尽管华盛顿一再进行威逼，但保护主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危险。最可能出现的危险是，工业化强国对于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国家越来越不信任,即更多地看成是经济对手，而不是战略合作伙伴,这将是最不幸的结果。这样一个互不信任的世界很可能会错过全球化的巨大商机。对我们大家都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有重新建立全球化世界所需的信任的政治意愿。这很可能是全球经济未来几年内必须要面对的最重要的考验之一。我们要靠我们自己，要靠这个世界去寻求全球化真正需要的共同点,现在还来得及。

　　(作者系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师，此文作者为2006中国发展论坛年会提供的发言稿，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