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访广东生产力发展研究会研究员韩和元
记者:李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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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绝不代表事实,在那些预言家做日本做出乐观预测时,欧美所遭遇到的那场危机并不是让日本毫发无损,在危机中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的日本经济,就跟我们今天一样,是并不触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创新的复苏和繁荣。也正是因此,从事后角度来分析,反倒正是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日本的结构性问题,当时光鲜的表面却在为后来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在埋伏笔。对中国经济的担忧也源于此。
  价值中国:在美国的次贷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率先复苏,您认为中国为何能做到?
  韩和元:这个主要得益于如下几点:
  第一、我国已成为储蓄的净输出国我们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因此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其杠杆化效应大大低于世界其他地方,这可以从我们那极低的外债水平上反应出来;
  第二、持续性经常账户顺差,所造成的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相对充沛。这与国外银行的资本枯竭,需要央行不断的注入资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关数据显示,在08年里,我们银行的贷/存款比仅仅只有65%而已。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的银行还存在严重的流动性泛滥,这在去年表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第三、则应该归功于对资本账户的控制,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是,央行对外进行的证券投资;
  第四、则得益于中国金融远未脱媒的这一事实,各经济部门,譬如我们的居民家庭啊,我们的企业啊,还有我们的政府啊,他们之间的金融联系主要还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媒介,这与早于金融脱媒的欧美国家,其高度证券化的金融市场相比,就表现的非常简单和清晰了;
  第五、这得益于我们的家庭和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从危机爆发时来看,它无疑是健康的。家庭和政府的债务水平低到什么水平的呢,据有关机构的核算显示,我国家庭及政府的负债,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3%和33%而已。而08年全国财政总收入却轻松突破6万亿。
  正是得益于我们的经常项目的盈余和我们强劲的财政状况,为中央的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变成了暂时现象。
  价值中国:但您却反倒认为快速恢复正是担忧所在,担心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为什么?
  韩和元:按照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定义,事实上我们这轮危机远不是危机的开端。如果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放在一个更为长远的历史背景里去看,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当前的危机仅仅只是肇始于网络泡沫破灭后的危机的延续。而之所以危机会影响如此之久,原因就在于当时复苏只是来源于传统的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而不是缘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那么当前呢,当前的复苏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危机远没有过去,随着通胀的到来,我们距离下一个子危机也就不远了。这轮危机真正的肇始的时间,可以上溯到2001年。随着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一创新而缔造出的新经济宣告终结,繁荣也为之停滞。但我们主流学界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由人任意改造和设计的。正是在这样的思维主导下,他们积极的动用人为手段,意图使经济得到持续的繁荣。这些手段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正是格林斯潘在2001年网络泡沫破灭后的法宝。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正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某种缺陷和全球经济结构的先天不足——世界贸易的不断发展,客观上推动了需要美国发行更多的国际结算货币美元来充当世界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一要求的必然结果是,默许了美国可以人为压低利率、主动的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实现他们的扩大贷款的需求,以支持其可多进口商品及资源来刺激其本国经济的增长。虽然这种增长亦确实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它也隐藏了莫大的风险。
  关于这个需要从经济周期的实证理论谈起。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是信贷的膨胀,当银行增加贷款的供给把它投向商业领域,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新的货币流入信贷市场并降低了信贷利率。商人被银行的通货膨胀所误导,他们以为储蓄资金的供给要高于它实际的数量。现在,当储蓄资金增加,商人就会对“更为长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特别是对于那些“高级生产领域”,那些远离消费者的生产领域,也就是说资本结构变长了。商人拿着他们新得来的资金,抬高了资本价格和其他生产资料价格,这就促使投资由接近消费者的“低级的生产领域”向远离消费者的高级生产领域转移,也就是从消费品行业向资本商品行业转移。
  如果这是时间偏好的真实下降和储蓄的上升造成的,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被重新延长的生产过程大致可以得到维持。但是这种转移是由银行信贷扩张造成的。商人受到银行信贷膨胀的误导,对高级的资本商品进行过度投资,而这类商品的生产要得以顺利维持,就必须伴随着较低的时间偏好以及大量的储蓄与投资;一旦通货膨胀渗透到大多数人民生活中,旧有的消费——投资比例就被重新确立起来,同时对较高层生产领域的商业投资就显得多余而浪费。商人由于受到信贷扩张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作出了错误的选择。
  所以,“繁荣”中充斥了浪费而错误的投资。当消费者重新确立了符合他们要求的消费——投资比例时,“危机”到来了。事实上,在衰退时期,经济对在繁荣时期的浪费和失误作出调整,并重新确立起能满足消费者要求的有效服务体系。这种调整包括清算导致浪费的投资。危机意味着通货膨胀造成的扭曲濒临结束,在衰退中,经济重新为消费者确立起了有效的服务体系。简言之,这一点非常重要,事实上衰退有时候是一个更为有效的“恢复”的过程,衰退的结束宣告一切重归正常,经济恢复了最好的功效。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衰退并不是充满邪恶的灾难,在繁荣带来了扭曲之后,反倒是衰退可以使经济恢复的更为正常,这是必要而且有益的。所以,繁荣有时候需要“衰退”。但显然,格林斯潘们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们预备的是,通过人为的刺激来调整经济,以期达到永续繁荣。
  但阴晴圆缺、潮起潮落、白天黑夜、生老病死这样的自然法则,会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已,世界上的很多东西的运行规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而为之转移的。最后的结果是,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上轮的繁荣买单。这也算的是格林斯潘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吧,格林斯潘还给我们留下了另一半遗产,这一笔遗产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当前的复苏形式,那就是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这是一种不触及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的复苏,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可惜的是2008年以来我们一直走早这条因循守旧的老路上。
  中国也不例外,在保就业和保增长的压力下,我们的资金大量的流入到落后产能那里去了。也正是因此,我们反倒认为,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我国本就已非常严重的产业结构性问题。那些在上轮繁荣周期中,因为不太恰当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大量浪费而错误的投资——最典型的例子是,在2006到2007年,宁波一个养兔子的老板居然上马了一条冰箱生产线。这些低效的机构因为人为的经济繁荣而得益,危机来了它们本应遭到清算,但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在危机中遭到清算。因为我们通过人为干预,根本就没有给危机一个来临的机会。这就让那些低效的企业,像我们经济体内的癌细胞一样残存了下来,并正蚕食着那些健康的经济个体的资源和空间。相比较于多多少少经过了一番衰退考验和清算的西方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体,我们不得不说,其情况或许更糟。
  马克思说过:“产业更发达的国家,不过是对产业更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未来的形象。”这里我们可以日本为证。上世纪80年代对于欧美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年代。七十年代末期,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滞胀,到里根总统上台的1981年,当时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3%,而最优惠利率更是高达20.5%。但在这样恶劣的生态下日本却根本没有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为此西方学者惊呼日本将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而控制整个世界,日本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