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魏黎明/文 德云社停演内查，在经历央视不点名批评之后，这可以说是“反三俗”的首战告捷吗？
有报道称，德云社停演源于遭到多方封杀。封杀，这个曾经的体育用语如今在文化娱乐业有了更多含义和更大威力。不止德云社和郭德纲，近来红火的《非诚勿扰》等相亲节目也频遭封杀。
封杀的威力大。一声令下，被封杀者或低头认错，或自我整改，可谓无所遁形。因此，在当前反三俗的强大攻势下，封杀似乎更加有了用武之地，以至于形成反三俗就是封杀三俗的态势。
然而，在有关部门祭起封杀大棒的同时，有必要先弄清楚几个问题：
首先，什么是三俗？谓低俗、庸俗和媚俗。需要注意的是，不同于贪污腐败和坑蒙拐骗，法律并未对三俗有明确定义，因而也谈不上处罚。因此，当前有关部门的封杀行为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因为行政体制的威力过于强大，被封杀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其次，为什么会有三俗？不可否认，社会变革带来拜金、享乐和虚无等现象，但这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开放、包容和多元化的一个标志。改革开放前的许多年，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步调的时候，三俗似乎是绝迹了，但人们的思想和文化娱乐等需求却也大大受限，贫乏不堪。
而现阶段三俗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历史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至今仍未完全开放。在一些所谓的“禁区”，影视和文化创作往往主动回避。与此同时，文化体制的官办特色不仅没有提供足够多的不俗作品，反而还时常冒出“纵做鬼，也幸福”的奇谈怪论。
因此，在娱乐化的大背景下，本应满足民众社会文化生活需求的许多市场，被三俗占据了。改革开放以来，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文化需求来讲，与之对应的这种落后生产力，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某些领域的不能说、不可说、不敢说或者是选择性地瞎说。
对此，民众不满意，在文化生活仍然贫乏的时候，对三俗只能是爱恨交加。有关部门也不满意，要求弘扬主旋律，提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影视文化作品。
然而，效果如何呢？主旋律弘扬的力度不可谓不大，但距离喜闻乐见却似乎还远。以春晚为例，这个以欢乐祥和为追求的大型文艺活动，主持人慷慨呈辞、歌功颂德，民众批评却一年更甚一年。
当一个社会的文化活动充斥着色情、暴力、炒作等内容时，这个社会无疑是病态的。“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座笑”肆无忌惮地表现拜金；“偷拍不挨打，此事古难全”则张狂地袒护暴力……然而，这些与“纵做鬼，也幸福”比起来起码危害要小得多。
当然不是说不要批判，只是，对这些所谓三俗，我们是否可以简单粗暴地大喝一声“闭嘴”就了事了？这种以封杀为代表的强制行为是否也透露出种种霸权思想，甚而也是一种危害更大的俗呢？
事实上，民众对于封杀行为的反应并非拍手称快。恰恰相反，在有关部门频频使出封杀手段时，一些原本为社会唾弃的三俗行为反而因此得到同情，而封杀行为本身却屡屡引发反感。
毕竟，这个社会，谁比谁更高雅，谁又比谁更有资格指责对方俗呢？特别是在当前腐败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时候，民众难免有抵触心理：允许你发大财、养情人、包二奶，到我看一节相亲节目、听一段“三俗”相声，就低俗、庸俗兼且媚俗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三俗？首先必须看到三俗有其社会根源，并非凭空而来，因而也不可能因封杀就凭空消失。其次，必须从建设性的角度，打破官办体制，向社会公众开放更多领域，以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民众的需求总是在不断发展。当前在文化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不能再裹足不前，必须破除所谓“禁区”，提供民众真正需要的文化制成品。这就必须做到尊重真实，提倡反思。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整个社会的风气，从根子上削弱乃至清除三俗的社会土壤，也才是反三俗的真正治本之道。
因此说，反三俗重要的不是要简单的封杀了之，而是要靠真正有力量、有内涵的文化制成品去打败三俗，夺回被三俗占据的市场。这势必是一个长期过程，单纯靠封杀显然是做不到的，甚至只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