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用所谓“花钱效用收益递减”淡化、消解贫富悬殊的事实
我国财富分布极端不平衡，有多方面数据和事实相印证。
去年政协第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期间，赖明常委作大会发言指出：现在贫富悬殊的距离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12.66：1。城乡居民收入从1998年的2.52：1扩大到2008年的3.31：1。中西部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电力、石油、金融等行业收入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高达10倍。赖明提供的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财富分布差距在全面扩大。世行最新报告则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营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128倍；财富集中度远超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茅先生避而不谈财富分布差距，却拿所谓消费上“花钱效用收益递减”来消弭这一事实，说：“人们花钱所带来的享受，从效用上讲却有极为明显的收益递减现象，只不过富人为了区别于众，在消费的品牌上和穷人拉开差距。一个普通的手包，和一个LV包，在功能上并没有差别，但富人却喜欢拥有它的那么一点意义。一件名牌服装，据说比普通衣服更舒适一点、更有型一点、更耐穿一点……只是‘一点’差别，这‘一点’差别不是内行还看不出来，但却花了富人大量钱财。为了穿暖，他们只要花1%的价钱就够了，而为了这‘一点’，他们花了其余99%的价钱。”
“花1%的价钱”和“花了其余99%的价钱”之说不伦不类，也是不顾常识的无稽之谈。且在他眼里，人似乎只有吃穿住几项需要，贫富差距只在这几方面，至于我国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的人在享受公共服务上的天壤之别，享受、占有社会资源、自然资源④上的天壤之别，完全不在考量之中。
然而，尽管说法不伦不类，要表达的意思却很明确：富人为了“拥有那么一点意义”，买东西吃大亏了。这就是他说的“花钱带来的享受效用收益递减”。按照此说，贫富两极在享受上差别不大，因为富人为了“一点”“不是内行看不出来的差别”就得额外花掉“99%的价钱”。于是，继二重标准谈贫富淡化差距之后，又以消费上“享受效用收益递减”淡化差距，更以轻飘飘的“一点”之说，刻意用语词戏法淡化、消解巨大贫富悬殊。至于财富过度集中致使极少数人挥霍无度、大部分国民却购买力低下，这个事实，绝口不谈。
再下来，七弯八拐绕了一大圈之后，宣布：“我们倒可以利用这种差别把富人的钱给穷人来用，虽然社会的财富总量没有变化，但是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
“把富人的钱给穷人用”⑤，是很奇怪的表述。如果一定要给以合理性解释，我想，应该指奢侈品征税。但是，第一，虽然中国新富正在成为世界奢侈品市场最大消费群体，但中国自身没有世界品牌，购买奢侈品，钱主要流向欧美国家了。关于中国新富这方面动向，有很多报道。世界奢侈品协会指出，2009年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超过94亿美元，占全球比例高达27.5%，仅次日本；在未来1-2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另有报道指，中国游客正取代阿拉伯王室和俄罗斯富豪，成为英国品牌和奢侈品的最大外国游客消费群。最近还有报道，中国旅游团在纽约购物，千人消费人均六千美元……。除此之外，中国富豪满世界买豪宅名车、贪官海外豪赌，也是举世惊诧。暴富阶层这种消费动向使茅于轼所谓“社会的效用总量得以增加”成为一个笑话。第二，即使对进口奢侈品征税，“给穷人用”之说要成立，须得有公正、透明的财政转移制度。可中国养官财政世所瞩目，再高的税和费大都落入这个无底洞；投向民生的比例低得不成体统，甚至不如不发达国家。这两个基本事实，茅先生是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五．用“山寨”论据否认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危险
步步淡化和消解国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之后，茅于轼在否认差距过大的危险性上发力。
衡量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方法。基尼系数之所以被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采用，是因为它给出的反映国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被认为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贫富两极分化。通常以0.4为警戒线，突破警戒线，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根据世行历年报告，中国基尼系数30年前为0.28；10年前超过警戒线0.4；2009年升至0.47，且仍在继续攀升直逼0.5的社会容忍红线。更有学者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其实已超0.5，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李长久不久前在经济参考报的文章就根据大量数据和事实提出“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可能导致社会动乱”。
这其实也是普遍的担忧。但茅于轼来个了不承认主义，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不承认，也是一种观点，但要成立并拿出来示人，还是前面那句话：得靠证据支撑！
无论警戒线还是红线，表示的都是某种情况发生的高概率。过红线，意味着进入社会动荡易发期。要否认，须得有大量相反事实，可茅于轼仅以印度和香港两个例子就告诉人们不存在这条红线。但个别例证是不能推翻概率的，所以，即使假定这两地情况真如他所说，也属无效论证。
然而比无效论证更荒谬的是，用以证明不存在“红线”的主要证据之一是来历不明的“有人说”——“有人说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要恐怖，但因为这个国家特殊的文化及宗教信仰的原因，贫富差距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灾难。”
而根据世行报告，中国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印度，印度的基尼系数尚在0.3和0.4之间。
那么，茅先生在把印度作为一个否认红线存在的例证提出来时，至少应该履行两个义务。一，告诉读者，印度的基尼系数，还有另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数据；二，他采用“印度基尼系数比中国还恐怖”为证据，就应告诉读者：此说来源？为什么这样说？这种说法何以就比世行的数据更可信？
可是，前一情况只字未提，后面几问一概回避。就这样，凭一个很山寨的“有人说”就断言“不存在这条国际通用的红线”。对读者实在欠尊重。
六．论据论点风马牛，误将他乡认故乡
否认了国民收入差距存在一条标示危险的红线，末了，茅先生给出一个美好趋势安慰众生，称“人类发展有一个好的趋势，财富的差别也许在增大，但人与人的差距特别是人格尊严上的差距却在缩小。”
然而，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经努力争取便可供人们坐享好处的趋势。中国经济大概是最受惠于全球化趋势的，但如果不抓住历史机遇加入到这个进程中，不努力奋斗，经济增长也只能是镜花水月。茅于轼无视收入差距巨大的现实，虚无缥缈说“趋势”，对低收入阶层来说，这种大而无当的宣示其实是一种忽悠。所说好趋势指“人格尊严上差距在缩小”，忽悠意味更大。无须高深学问，有点现代社会常识也可知道，人格尊严状况，很大程度取决于社会的政治制度。
茅于轼撇开要害侈谈“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既模糊人们视线又过于虚幻。举的例，则令人哑然失笑：
“让农民给比尔·盖茨倒杯咖啡，盖茨也得说声谢谢，总统也一样要对服务员说谢谢，而当年的慈禧太后就绝对不会对李莲英道谢。‘文革’时，大家工资收入看上去比较平等，可地位却很不平等，结果不但政治上极端不公平，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虽然财富的差距悬殊，但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这就算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要作论证，证据跟论点之间要有对应关系而不能风马牛。谈人格尊严上差距缩小“趋势”，把比尔·盖茨对农民、总统对服务员、慈禧太后对李莲英⑥一古脑拉扯在一起，犹如一幅风马牛。不过我愿意作另一理解——他也许在做横向纵向比较？然而，横向举证比尔·盖茨或总统对他人的尊重，那状况是彼处的而非此处的，不能误认他乡作故乡。纵向举慈禧对下人的态度，大概要证明这种人格不平等的极端情况已成历史。果真如此，茅先生俨然桃花源中人。对现今源源不断出自官员，只有“更”没有“最”的嚣张语言和行径，他似乎懵然不晓。
不过，强调过去人与人地位不平等，这是事实。但说现在较过去平等，却属妄断。现实是，过去的等级差别，这30年更细化了；特权阶层过去有的特权，现在一样不少，且更强化了，不仅强化，特权内容无以复加的扩展了。如果要说趋势，中国近一二十年来，等级在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不良趋势还在加深。
至于“仍有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聪明才智过上富裕的生活”，就算只当宽心话，也太具反讽意味。贫穷、富裕、权力、官位的代际传递已成正在撕裂社会的顽疾。别的不说，仅各地曝光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招考名堂，就折射出底层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处境的通道日益被堵塞。茅于轼所谓“仍有人可以”，当然，出几个也叫“仍有人”。可如此的“仍有人”对于证明他的社会趋势还有意义吗？
七．结语
对已然过大的贫富差距，茅先生用一连串乌龙证据和论证来否认，否认不了则淡化、消解；消解不了，则否认存在着标示进入高危社会的红线；最后用不着调的“人格尊严差距缩小”搞精神按摩。
然而，否认已经存在的问题是不明智的，精神按摩更是无济于事。居安也该思危，何况危机重重，绝不安宁。很多迹象表明，一起始就跟体制问题纠结在一起的贫富悬殊已使中国进入高危社会。近年冲突多发，自杀率高，因贫困、缺保障、无出路而自杀的情况尤其引人注目⑦，不久前见诸报端的几起尤其凸显社会病态——昆明拾荒兄弟双双自杀、陕西留守儿童相约自杀，等等……令人极为震惊。而每年数万起群体性事件，过高的维稳成本使社会不堪重负。种种不安宁迹象到处显露的现况下，越来越多的冲突从不可预料处爆发，再多维稳力量和措施都会防不胜防。一旦出现整个社会的灾难性冲突，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富裕阶层。 1# yangpenghao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