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工业化的历程表现出它经历了三次道路选择，即：20世纪50年代选择的以“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80年代选择的以“改革开放”为基础的“外延型全面发展”道路；世纪之交选择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种历史性的选择，既是特定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党和政府在工业化问题上已经成熟起来。但是，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转换仍将是一个艰难的调整和较长的过程。
【关键词】 工业化 发展战略 新型工业化

1949年以来中国的工业化及其道路选择经历了两个时期和三次重大选择：（1）1949-1978年，为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和国家安全，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为此实行了高积累、高投入、以追求数量扩张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2）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为第二个时期。其中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至1996年为第一阶段，在改革唤起巨大经济活力和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背景下，以农轻重产业均衡发展和卖方市场的双重推动下，仍然实行了以高投入和追求数量为特征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1997年至今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在国内买方市场基本形成、国内资源有限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条件下，开始走上以追求效益、提高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里准备探讨中国为什么以及怎样进行上述道路选择的。

一、传统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和绩效（1949～1978）

1949-1978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时期：即单纯依靠国家力量，实行计划经济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时期。
五十年代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个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改善旧中国留下的工业生产布局极端不合理和区域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状态；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工业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高速度发展为首要目标。（2）优先发展重工业。（3）以外延型的经济发展为主。外延型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 （4）从备战和效益出发，加快内地发展，改善生产力布局。（5）以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目标，实行进口替代。
研究上述工业化道路的形成，不能不研究作为新中国缔造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对工业化问题的认识，因为这对1949年以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怎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开始考虑的重要问题。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即提出了中国实现工业化的迫切性。他说：“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同时论述了工业化与民主革命、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提出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须以“节制资本”和“统制对外贸易”为前提。1949年6月，刘少奇在论述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指出：中国要工业化，路只有两条：一是帝国主义；一是社会主义。历史证明，很多工业化的国家走上帝国主义的路。如果在没有工业化的时候，专门想工业化，而不往以后想，那是很危险的，过去日本和德国就是个例子。”
当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如何实行工业化的问题凸显出来。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基本采纳了斯大林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战略。这可以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为标志。
为了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解释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毛泽东还主持编写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在此以前，党和政府在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时一般都是用“工业化”这个词，“宣传提纲”首次明确提出中国要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并解释了其含义，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将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二是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并逐步实现对其他经济成分的改造，保证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比重不断增长。
于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开始了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底，即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走上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制度保证。
上述工业化道路的形成，如果仅从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50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的。
首先，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与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分不开的。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国是一个有五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数量排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则位次非常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
第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学习苏联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样，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如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
第三，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以苏为鉴”，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认识成果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1956年至1957年拟定“二五”计划草案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7年底开始的反“反冒进”和三年“大跃进”，却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比例极端失调，经营极为粗放，效益极其低下）。
1957年底至1958年初，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而使党实际放弃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追求“多”、“快”实际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实行洋土并举、大中小并举，不只是由于技术落后，人口众多，要求增加就业，主要是为了高速度。”而权力下放过急过快，又助长了宏观失控势态，结果导致了浪费巨大、使国民经济陷入危机的“大跃进”。三年经济调整以后，由于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过于严重，更加强调备战，同时，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速度也较强烈地刺激着国家领导人，因此追求高速度始终是主要的目标，由于体制造成的经济效益低下，高速度不得不靠高投入来维持（而高投入就必须过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加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拒绝吸引利用外资。结果发展战略在1958年至1978年间陷入了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境地。
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从“一五计划”后期到改革开放以前，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唯一的决策和实施人的角色，承担了全部的责任。由此导致了经济运行中的“投资饥渴症”和资源约束型的经济波动。由于政府是工业化的唯一决策人和监督实施者，而信息不足和管理能力有限，则限制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提高了监督实施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国共产党未能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框架，因此只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利分配上动脑筋，结果却陷入“一统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又统”的怪圈。
从1949年到1978年，尽管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很强，各级官吏非常清廉，并且从上到下都非常热衷于快速推进工业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民主化进展速度与经济上的公有化速度差距很大，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管理没有民主制度作保障，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因此工业化受到毛泽东等国家主要领导人个人偏好的严重影响，尽管在较短的时间里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也付出了波动大、结构失衡和资源浪费严重的代价。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间，一方面中国大陆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此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中国大陆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1958年是中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可以说，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是中国共产党带着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一五计划成功的喜悦开始，最后带着“文革”后的痛苦反思、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困惑而结束的。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交恶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从1957年底到1978年底，按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增长3．2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64倍，国民收入增长1．96倍，工业总产值增长5．9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0．84倍。
这个时期，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城乡人口比例变化非常缓慢。1949年到1957年的8年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89．4%下降到84．6%，下降了近5个百分点，而1958年到1978年，乡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由1957年的84．6%下降为1978年的82．1%，20年仅下降了2．5个百分点。另外，人民收入增长也较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1978年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平均工资仅比1957年增加7元。1978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175元，仅比1957年增加44%(按可比价格计算)，其中农民增加34．5%，非农业居民增加68．6%。在此期间，许多生活消费必需品都是短缺的，需要凭票购买。

二、工业化道路的第一次转轨及其绩效（1979～1996）

1979-1995为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时期里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我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两番，三次产业的结构由1978年的28·1：48·2：23·7提升到19·7：49·0：31·3，居民消费水平由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1995年的2311元。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奇迹。
这种经济增长奇迹的创造，是与“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我国工业化道路转变分不开的。简单地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从过去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基础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从急于求成、追求高速度转变为经济增长指标宽松、留有余地；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倾斜战略转变为农轻重并举的均衡发展战略；从完全立足国内的自我积累、进口替代战略转变为积极利用外资和国外市场的“两个利用”战略；从过分注重区域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均衡发展转变为“两个大局”为标志的梯度发展。
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方面“拨乱反正”的展开，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成为经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在1980年1月所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气氛下，以邓小平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出人意料的巨大成就，又反过来鼓励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改变过去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封闭状态的信心，到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基本形成了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就是为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实行四个全面发展：一是农轻重全面发展，二是各种经济成分全面发展，三是城市和乡村全面发展，四是“内向型”和“外向型”全面发展，由此中国工业化爆发出令全世界而称奇的活力，取得了令世界赞叹的成就。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相同步，80年代工业化道路的转轨，还可以从1980年开始重新制订的“六五”计划看出来。“六五”计划的具体指标为：(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5%，高于过去28年的速度；工业平均每年增长4－5%，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以利于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2)基本建设计划投资2300亿元，基本保持“五五”计划的水平；其中技术改造投资1300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6%，比过去28年的平均水平提高了16个百分点。(3)教科文卫事业经费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15．9%，比“五五”计划的11%有了明显提高。
“七五”期间计划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低于“六五”期间实际增长10%的速度。全国城乡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5%。“七五“后期，受资源约束，我国经济转入治理整顿。从1992年开始，由于治理整顿的结束和受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经济建设再次掀起热潮。1993年3月，中央决定修改原定的“八五”计划指标：“‘八五’期间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原计划为百分之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拟调整为百分之八——百分之九，保证实现十四大提出的目标。各地不搞一刀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得快一些，但不要盲目攀比。”
到1995年底，“八五”计划胜利完成。“八五”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995年达到57600多亿元，在1988年比1980年翻一番的基础上，用7年的时间又翻了一番，从而使原定的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提前5年实现。“八五”期间，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4．1%；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8%；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实际年均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年均增长4．5%；贫困人口由80年代末的8500万减少到6500万；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90年的14．39‰降至1990年的10．55‰；城镇职工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八五”期间，是建国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波动最小的5年。在“八五”期间，经济体制改革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国民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明显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建立。
从“八五”期间的经济增长中，可以看出，此时的工业化仍然是外延发展为主，以缓解短缺为动力，以投入拉动为主的发展道路。“八五”期间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七五”的38·7%上升到41·5%，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由“七五”的26·6上升到38·4%，消费增长的贡献率则由“七五”的61·5%下降为55·7%。由此可见，“八五”期间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仍然主要是依靠投资需求拉动的，而且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
这种工业化道路和相应体制的转变，虽然没有改变工业化的外延型特点，但是却为改变这种外延型发展创造了条件，即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建立了买方市场。因为它导致了国营、私营和个体、乡镇企业、外资“四龙腾飞”；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和第三产业并驾齐驱，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共同发展的经济景观。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最终消除了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和“卖方市场”约束，基本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没有这些，中国是不可能走上新型工业化道路的。
纵观这个阶段的工业化转轨及其巨大成效，可以看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动力在发挥着主要作用。
第一，党和政府始终是加快经济发展的动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使得我国成为极端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认识误区，使得维护和完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一位任务，政治斗争严重干扰了经济建设。1978年以后，党和政府始终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放松，千方百计实行改革开放，还有两个压力在起作用，一是对过去30年欠帐（由于左倾错误，人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还帐压力”；二是开眼看世界后产生的“落后压力”，特别是东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出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合法性提出挑战。邓小平多次讲到：不能带来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宁肯不要。
第二，是改革带来的人民群众致富的巨大活力，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城市的“大锅饭”体制也束缚了职工。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也给予了农民自由发展经济的巨大空间，过去30年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在短短的数年间就解决了，农民又开始了向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其致富的动力是挡都挡不住的。同样，城市的改革也在两个方面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一是允许个体和私营经济发展，允许集体经济完全自主经营和分配；二是改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通过实行“责任制”和“放权让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第三，长期短缺和“持币待购”造成的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形成了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由于改革开放前的高积累政策和长期折腾，人民生活长期没有改善，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短缺，凭票供应和持币待购成为常态，甚至广大农民还不在国家定量供应的范围内。这种严重的短缺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庞大、广阔的卖方市场，特别是投资少、见效快、技术含量不高的轻工业，产品几乎不愁没有销路，企业几乎没有竞争压力。这也是20世纪80年代国有企业发展迅速、投资始终居高不下和乡镇企业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第四，对外开放形成的资金、技术流入和国外市场的扩大，是经济发展的又一个巨大推动力。通过对外开放，我国人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充分显示出来，发展空间扩大，同时，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也使我国得以利用外国的资源来加速迅速自己的发展，大大缓解了长期存在的因资金、技术短缺所造成的发展瓶颈。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提出和初步转轨（1997～2005）

1997-2005为第三阶段，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和形成阶段。其标志为经济发展由外延型向内涵转变，提出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具体表述，就是十党的六大报告所说的：“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而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形成，是以国内告别“短缺时代”、转变为“买方市场”，国外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的。
中国走上并于中共十六大最终确定新型工业化道路，决不仅仅是主观认识的提高，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首先，国内市场从1996年开始，结束了自建国以来就存在的“短缺经济”和“卖方市场”，从而使低水平和重复建设的外延型经济扩张失去了需求的支持。但是这种生产能力和产品的相对“过剩”，又是结构性的，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新产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而简单地科技含量底的日用消费品则已经市场饱和，出现过度竞争，这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表现最为明显，对于农民来说，发展非农产业所缺乏的主要不是资金、简单技术和产权明晰，而是市场。不管生产成本多低（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低廉），关键是这些产品没有市场。要发展，就必须转变原来的数量扩张和水平扩张。
第二，中国的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总量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2002年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0·2万亿人民币，人均接近1000美元，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却不高，主要靠投资拉动的。据统计，在“八五”期末，我国的生产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发达国家的6倍；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主要原材料是日本的6倍，美国的2倍。 再从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来看，1980年我国为34·9%，1995年为40·8%，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
这样大的经济总量和这样多的人口，使得我国经济若要再翻两番，按照过去20年的增长方式，资源、环境都将难以承受。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和外资的流入，我国的投资能力也迅速提高，2002年的投资总量第一次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这种能力不仅是改革开放前不可想象的，也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不可望其项背的，而且资本市场的形成又为提高资本投资效率提供了条件，这就使得我国投资科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此外，我国政府的财力也越来越大，能够承担起诸如三峡工程这样投资大的高效工程，也能够承担起诸如“退耕还林”、治理污染的项目。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产业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也都使得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是抓住信息产业和高新技术方兴未艾的机遇，不仅缩短技术差距，还可分享其带来的经济扩张和高利润，使我国经济一箭双雕：既调整了结构、提高了效益，又实现了快速增长。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优化了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商品流动，中国加入WTO后，不仅取消了关税壁垒，也承诺逐步向外商开放非贸易性质的服务市场，不仅使过去依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企业和产品受到竞争的压力，也使国内的服务行业受到竞争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劳动力价格也上升（相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竞争力不能再主要单纯依靠低劳动力成本。因此，走以提高效益的内涵型发展道路不仅是外贸企业，也是全部企业的必由之路。
第四，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和小康水平的实现，中国人民已经走上富裕之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对服务业，不仅是有无的问题，而是质量的问题，因此人民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三无”产品、粗糙、低质的产品和劣质服务的市场越来越小，这也逼迫企业必须走规模型、效益型发展道路。
正是在上述客观条件转变和要求下，应该说从制定和实施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化道路的转轨问题开始紧迫起来。尽管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在90年代前期也提出过“两个转变”，但是客观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和贸易保护都使其难以贯彻。
早在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召开有146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第二次环境会议，发表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并签署了几个单项环境保护公约。这次大会提出了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大会以后，我国也开始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经过反复论证和讨论，于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颁布。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进步的决定》正式颁布，首次提出“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并列为国家基本战略。
2001年3月，朱镕基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十五计划期间，要“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经济已经到了不调整就不能发展的时候。按原有结构和粗放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不仅产品没有市场，资源、环境也难以承受。必须在发展中调整结构，在结构调整中保持较快发展。今后五年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特别要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关键。要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置于重要地位，完成了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部署。在优化工业结构方面，十五计划纲要提出了“工业改组改造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引导投资方向，依靠现有基础，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和重复建设。坚持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先进技术与适用技术相结合。重点强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总结了几年来的经验，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措施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将其列入政治报告。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随后开展的对上述两个文件的全国性学习讨论，对此作了比较充分的阐发，这里就不再赘述。

四、新型工业化道路转轨面临的制约因素

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工业化面临的长期基本国情。如何解决资金和资源短缺、大量人口从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是中国工业化所遇到的最大难题；同样，如何解决中国工业水平落后、能耗高、投入产出比低的效益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长期关注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50年代的几次重大经济体制变革，都是与解决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例如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开始的中央与地方经济关系调整、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以及60年代开始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政治挂帅”等等，都是试图采用体制改革和政治手段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和解决公有制经济激励不足、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经济效益与预期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相差甚远的状况。
但是，事实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是“高度集中”还是群众运动、“全民大办工业”，都不仅无法真正推进中国工业化，反而造成经济运行的混乱和资源的巨大浪费。改革开放前20多年了历史证明，在单一公有制和行政性计划管理体制范围内想主意，找办法，打转转，都不能解决“大锅饭”现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模式下资金利用率和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双低”的结果。这也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
1978年以后，如前所述，中国的工业化转入了全面发展阶段。面对供给短缺（完全的卖方市场）、资金短缺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极低）的环境，多种经济成分（包括国外直接投资）都必然自发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于是80年代中小企业迅速崛起（尤以乡镇企业发展最具代表性）。到90年代初，在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在这种发展背景下，一方面是劳动者在非农产业里就业比重大幅度提高，其收入也大幅度增加，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到1998年就提前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另一方面，这种规模小、分散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也造成了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严重的负面结果。
一是资源消耗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建国50多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多倍，但是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了40多倍。例如1983年中国钢材消耗量仅为3000多万吨，到2003年则达到约2·5亿吨，20年增长8倍，接近美国、日本和欧盟钢铁消耗量的总和，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40%；水泥消费约8亿吨，约为1983年的8倍，约占世界的50%；电力消费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2003年，我国的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再以石油生产和消耗为例，其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从1993年起，我国转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进口数量不断攀升，到2002年，中国纯进口原油7000万吨，预计到2005年，纯进口量将达到1亿吨，2010年，可能达到1.5亿吨。再从投入看，“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头三年，每增加一亿元GDP所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其中有些不可比因素），反映出我国的高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高投入支撑的。
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仍然处于粗放型经济增长阶段。从能源利用效率（单位GDP产出能耗）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非常大：以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则高达11·5。我国的耗能设备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普遍低30%～40%，每1000美元GDP排放的二氧化硫，美国为2·3千克，日本为0·3千克，而我国则为18·5千克。在水资源方面，尽管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但是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却比发达国家低50%以上。
三是环境破坏严重。我国虽然是一个资源大国，却是一个人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维系人口基本生存的耕地和淡水，人均占有量仅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和1/4，支撑经济增长的石油、天然气、煤炭、铁矿石、铜和铝等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和7·3%。2001年七大水系断面监测，达到三类水质（可以进入自来水厂的最低要求）的仅占29·5%，而劣五类水质的却高达44%；全国城市有66·7%缺水；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达1995万吨，比国家二级标准要求的1200万吨容量高66·3%；农田化肥农药污染、重金属污染、土地荒漠化、各种持久性有机污染也日益严重。据世界银行和国内有关研究机构测算，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6%～8%。
人口多、人均资源贫乏、生产力落后，特别是还有大量农业和农村人口需要从农业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需要大幅度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以缩小收入差距。这就使得在未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18年里，我们将承受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缓解国内的压力。但是，这种“利用”毕竟也是有限度的。
除了资源的制约外，中国低素质劳动力的过剩严重和大量农民需要向二、三产业转移，也导致我国的工业化道路转轨将是一个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从宏观经济运行看，54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后教训已经使我们形成了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共识，我们已经不再把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作为第一或唯一的目标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从80年代中期提出的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由“数量”型向“效益”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历经20年而没有完成，绝不仅仅是认识上和体制上的问题，还有着更深层、并且起着决定作用的客观因素，这就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众多农村和农业人口转移以及城镇就业的巨大压力。因此，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去发展小型的、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水平的企业，就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即使在今天，我国的工业化仍然面临着“两难”选择：一方面我们不必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以可持续、全面发展、提高效益为目标，推行国有企业改革、保护环境、保护耕地等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以工业化、城市化、均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就业为目标，鼓励私营和个体经济大发展，鼓励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推进小城镇建设，实行西部大开发，我们又要进行外延型经济扩张，保持相对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在劳动力供给几乎无限大、但劳动力素质（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普遍低的条件下，后者恰恰导致小规模、低水平、高能耗、污染大的企业率先发展起来；同时出现土地资源在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城镇化过程中的浪费性和破坏性开发。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对这些私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又很有限。
从微观经济运行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企业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沿海发达地区，主要是低素质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无限供给”市场，而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土地集体所有制进一步压低了低素质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保护水平。相反，能耗低、环保型、技术密集型、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不仅需要资本投资高（规模和资本密集），而且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也高（因这部分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也高），同时与外国企业相比竞争压力大，也没有竞争优势。而在内地经济不发达地区，则主要是利用资源价格、特别是土地、矿产、水价格（包括环保费用）的低廉，来取得竞争优势，获取利润。因此，不仅外向型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私营企业“理性”地偏向选择劳动密集型、资源开发型、技术水平低的产业，而且地方政府的投资也会“理性”地选择向这类企业投资。由于劳动力过剩和就业问题压力大，各级政府都不敢出台和切实执行保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的法令政策（如最低工资、拖欠工资、解雇、劳动时间、劳动保护、社会保险、医疗保险等），这进一步诱导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7年我国已经出现买方市场以来，各地低水平重复建设仍然屡禁不止（当然其中还有低成本占用资源的诱惑），即说明了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的中国工业化，不仅是在100多年来中国因落后而备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压迫的惨痛教训中起步的，是在世界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激烈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贫乏、大量农业人口需要转移的条件下起步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将高速发展作为经济制度和政策选择的第一前提，是毫不奇怪的。50多年来中国对工业化道路的三次选择，以历史的眼光看，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它们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事物在新条件、新形势下向更高层次的演进，而不存在后者对前者的否定。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一种工业化道路向另一种道路的转换和演进，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努力，需要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外部环境，我们应该具有这种心理准备和认识。

（该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新华文摘》2006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