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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李远哲、吴成文、李亦园三位院士话说从头
(本篇文稿取自 中央日报 第 18 版,
中央研究院日前曾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研究的心路历程」演讲会，由副院长杨国枢担任主持人，邀请院长李远哲、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吴成文、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执行长李亦园，分别就数理、生物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三大领域，畅谈个人对学术研究工作的心路历程。其中有他们献身于学术的艰辛努力，也有他们对家人的支持所表达的肺腑感言，笑泪交织中也满含对年轻研究者的期许。中副特将此座谈会的精采片段整理刊出，让读者一起分享大师们的奋斗历程。
杨国枢（主持人）：
非常难得地请到三位院士就过去长久的学术工作，所经历的酸甜苦辣来现身说法，让大家有深入的了解，这类演讲很少有，年轻人看很多前辈学术研究做得那么好，所研究的问题如此重要，学术与家庭各方面是怎么兼顾，如何调适，这些都是平时我们无法知道，也是教科书上读不到的，尤其是其学术思想的演练、对学术本身的看法，学术研究成功背后的故事与心路历程。年轻学者可以从前辈身上吸取经验，知道当中的窍门，也能得到值得参考的地方，见贤思齐，这种演讲会是中研院第一次举办，希望以后能继续举行。
李远哲
获一九八六年诺贝尔化学奖。目前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并兼任「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召集人，推动台湾教育改革。
大一开始寻找自己的路
我喜欢听别人讲故事，不喜欢自己讲故事，也不会说故事，但是我可以谈一谈我从中学以来，关于求学和决定自己的志向的成长过程。高中时我曾经生过一场大病，大彻大悟觉得要好好把握人生，高中后期很努力念了很多书，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科学的。毕业时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人类贡献心血，但并不是要变成有名的人，占重要的位置。高三时，我已经把个人主义英雄色彩都洗得非常干净，知道不要同流合污，一心满怀着理想。我曾看过一本书描写一位工程师如何把一个落后的地方变成一个进步的地方，所以后来联考就进了台大化工系。
但是我自己又想做科学研究，到台大读书不到两个月，每次经过二号馆，到了半夜都还灯火通明，我认为那时候台大真正做研究的就是化学系，所以我就决定转到化学系，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好的化学家、科学家，就请教学长；「是不是只要把化学系的课好好念，就可以成为一位化学家。」没想到我得到的答案都是非常否定的，一位学长（即曾任原分所所长
传说「李远哲向女生泼硫酸」
到大一结束时，转系申请到星期六十二点截止，我忘记了，那天考完试我就去打网球，到了快中午才想起来这件事，一看表，十一点五十分，我就带着网球拍赶紧跑到化学系找系主任，跑得满头大汗头发也很乱，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我要转系。他看着我问：「你是哪一个系来的？」我说我是化工系，他又说：「化工系跟化学系差不多，你化工系念不好，到化学系还是一样念不好。」我听了很失望，他大概是看我当时很狼狈的样子，就以为这样。我就对他说：「我不是因为念不好才转系。」他开始问我普通化学成绩和名字，刚巧他就是教我普化的老师，他听到我说我考九十分，马上打开抽屉核对，还是很不相信，他迟疑了一下说：「嗯，以你的成绩来看，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我就转到化学系了。
大二开学第一个礼拜，我和化学系的男同学一起上体育课，要和同学要丢棒球，因为我念小学时打过全省第一届少棒比赛，我印象里教练曾说投球要瞄准对方的头部。既然我是转系生，同学都不认识我，我就想露一手给大家看，我拿起棒球就非常用力地朝对方的头部丢，结果对方被我打到马上晕了过去，这是我转进化学系以后闯的第一个祸。到了第二个礼拜，做分析化学实验正在倒硫酸的时候，一位同学撞到我，结果硫酸就泼到一位女同学的手上，我愣在那里看着，不知道要不要替她擦，结果她就哭着走了。没多久，校园里就开始传说「李远哲向女生泼硫酸」，还传到师大我姊姊那里，她知道后很紧张，就跑来找我兴师问罪。就这两件事，我才刚转系就变得很有名。
怕到金门当炮兵，所以去考清大研究所
到大四时我们要写大学毕业论文，许多同学都找有名的教授，我却觉得应该找一些新思想的年轻老师，我就找了郑华生讲师。有趣的是系主
我一直没去想出国这件事，到了大四，看到很多女生在申请出国，我才知道原来有许多人要出国念书。台大毕业后，我就去考清华大学的原子科学研究所，我考清大有一个原因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那时候金门炮战，念理学院的学生大都会抽到炮兵，所以抽到炮兵的人都跑去考清大研究所，因为考的人太多，非常难考。几百个人录取二十位，其中十位是从军校来的，因为那时政府想要发展原子弹。在那里，我学到很多关于近代物理实验的知识，第二年我被一位日本教授指导作分析化学。我做的是从北投温泉的水变冷结晶（称北投石，是世界唯一生生的石头）中找出所有的放射线同位数，透过分析以了解地壳转变的过程。
论文数据错误是日本教授害的
不过，我第一天跟日本教授做实验就得罪他了。因为我告诉他实验做错了，他很不高兴，我们两个所做的数据也不同，其实是他的数据有误，后来我把论文寄到日本给他看，他又把我的数据改成他自己的，寄到中国化学学会发表，所以我的第二篇论文中北投石的数据分析不对，是这么来的。从这次的事件中，我了解到一点，「做教授的应该多听学生的话」。
我后来就留在清大当助教，那时候学校的设备很简陋，许多实验设备都没有，为了自己做仪器，就跑去玻璃工厂跟师父开始学吹玻璃，设计各式各样的实验器具。而且我跟另一位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我刚到美国是满怀信心的，不过我发现很多名校的学生也很优秀，而且接触过的实验仪器，比台湾来的学生又新又多。刚开始时我的指导教授都不太理我，他每次进实验室都跟一位麻省理工学院来的学生谈，谈完话后就走了。我常常找他讨论，问他实验该怎么做。他听了都说：「我如果知道怎么做，早就自己做了，也不会找你。」我觉得很纳闷，老远从台湾到美国做研究，老师竟然什么都不晓得，而且常有离谱的意见，所以那时我
教授采用李远哲的设计，但没让李远哲挂名
拿到博士后，这位教授留我在他的实验室里继续做研究，那时我想了解离子和分子碰撞的轨迹来分析碰撞跟化学转换的进行方式，可是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和工程师讨论质谱仪该怎么做，但他做出来的往往跟我想的不一样。人一辈子能活多久呢？我不想再这样耗下去，所以我不做设计了，就请工程师告诉我怎么画工程图，自己做仪器，一年多后我的指导教授回来，看到我做出的实验成果，也帮他培养了一些人，非常高兴。我后来到哈佛大学作第二次博士后研究，才知道柏克莱的
我到哈佛做了一年半的研究给我的启发很多。中性的原子分子碰撞后的反应，是大家期待见到的实验，首先我必须设计一部很复杂的仪器，因为时间有限，我计划只用短短十个月就要做好仪器设备。于是我先做机械图，把构想直接拿到工厂里做。从第一个零件做起，一面配上第二个零件，一面修改错误，到十个月后最后一块终于如期装好，事后想想还是很骄傲的。
那时，加州理工学院一位很有名的教授，他来哈佛演讲，他看到我正在画图，便问我要做什么研究，我跟他说想做「交叉分子处理研究」，他又问：「你要待在这里多久？」当他知道我只能待一年半，而且已经来两个多月了，他非常惊讶地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有优秀的学生跟我做了八年的实验，现在我慢慢才了解如何才能做好实验，大概要再五年后，我才能作出这些实验。你现在只有一年半的时间，怎么可能呢？」我听了还不好意思告诉他，我想在十个月里面把它做好，而且还想告诉他我知道他的学生没有做出来的原因。
大师伯恩斯坦见到李远哲的实验成果几乎昏倒后来我到芝加哥大学当助教授时，系主任对我说：「教授要自己找钱。」我很惊讶，原来教授要找财源，实验花费、学生工资，都要自己想办法，我听了非常失望。因为我做学术就是不想碰生意才到学校工作，不过样样东西都要学，我这样也开始了。到芝大之前我已累积很多经验，有些实验我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世界最好，不过系里并不清楚我的情况。有一天系主任到威斯康辛大学带回了一份论文，是做分子术颇有成就的伯恩斯坦和弟子十五年来做的成果总结。他说：「你能够做那么好的仪器吗？」我把论文拿回去看之后，我发现他们这部仪器对我而言是个废物，我如果做一个下午的实验，他的学生做一辈子也看不到，第二天我告诉系主任我这部仪器可以做比他好一百倍，系主任听了却很生气，不以为然。来年，伯恩斯坦教授到我们学校来，我把那天下午我做的实验给他看，他几乎昏倒了，他说；「未来的十年，我就是想做你只花一个下午的实验成果。」原本他要演讲的，结果他就让我上台讲了这个实验。
那一阵子，我还做了很多研究，身为一个助教授，我没有钱却要跟很大的研究族群竞争。七四年我离开芝加哥大学到柏克莱大学去，有人就说：「芝加哥大学遗失一位将来可能得诺贝尔奖的人。」我自己是不相信这一套的。但这些话却传到了我母亲那里，有时回台湾，我妈妈常会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得到呢？」其实我们从事研究工作的是真的喜欢学术研究本身，如果只为了名利而努力，那是不会有多大成就的。
回想这半辈子，我们活过来的一点一滴都会影响以后生活，小时候在二次大战躲轰炸，住在山洞里很辛苦。二次大战结束后，社会变迁剧烈，我变得很早熟，也不太接受传统观念，带着怀疑的眼光，看我们的社会、学问、所有的一切。小学五年级打少棒，六年级时代表全新竹县打桌球比赛得到冠军，这些都影响到我日后的行为，学会团体生活。后来我做研究，常常熬夜做实验，这都要感谢我小时候当野孩子打球训练时的精神。后来，我到美国柏克莱大学念书，感受到教授对外国学生的差别待遇，我更鞭策自己，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做得比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好；到了哈佛大学，我把二、三十张复杂的仪器设计图拿给教授看，他看得眼花撩乱，最后说：「大概只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人，才能设计这种仪器。」
做科学家和找好伴侣，要一起考虑在家庭生活方面，我认为男性要做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找一位能够了解科学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好伴侣，这是很重要的。我跟我太太到美国留学，两个都在念书，但是马上就发现，夫妻都在念书，又要照顾小孩是不可能的事。两个人商量以后，虽然我太太比我聪明，但是她还是决定要留在家里，我在外面做研究工作。她不喜欢玩，是一位相夫教子安分守己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家里如果没有支持的力量，要做好科学研究，是很不容易的事。常常实验做到三更半夜，第二天一早满怀着精神又要赶去实验战场奋斗。可是孩子一天天长大，很快就离开你，如果每天连晚上、周末都留在实验室，怎么有时间跟小孩子相处呢？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我在芝加哥大学时，有一次，我决定晚上不回实验室而要留在家里跟女儿玩，玩到一半时，我突然想到一个实验灵感可以做，所以我又决定还是赶回去，于是我就跟女儿说「我要走了」，没想到她居然回答： "Thank you for coming play with
提到吃饭，有一次我太太花了很多心血煮了好吃旳东西，但是吃的时候，我都在想实验的事情，两三口就把饭扒完吞到肚子里，太太于是问我：「你今天吃的好吃吗？」我就愣住，问她：「我今天到底吃了什么？」她没好气地说：「从明天开始起你只要吃汉堡就好了。」所以别人总以为我样样事情都能照顾到，其实没这回事，总是有些地方要牺牲的，不是任何事都能兼顾，做到完美的。但是我自己比较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比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常常觉得我在实验室里培养这么多人，为什么要多花时间照顾我的小孩呢？既然我太太已经照顾好我们的小孩，而天下有这么多喜欢化学的人跟我在一起，我是有责任培养的。
我发现在台湾有些人到了四十五岁，也累积了一些经验，有些新构想，想要研究大的题目时，得不到足够的资源，因为国科会资源分配的方式是平均的。但从下半年后，这种情况会改变，只要能提出好的构想，有大题目就会多给补助。不过有很多年轻的学者，往往为了升等的压力或国科会的奖助，常常挑些不成气候的小题目作。我认为真正做研究是不会去想钱的问题，心里只是想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事实上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可以去挑战的。在科学上要做大题目或新方向，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做比较；比如在日本学术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的学术成就不多，就提供了很多钱，吸引世界各地的学者到日本作研究，以一个主题为核心，用现有的人、手段或工具，共同探究研究的主题，这一定会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却不容易作出创新发明的结果。另一类是，科学研究是在未来的世界里走，有的人适合自由发挥，在他背后若有一笔大的经费支持，可以自己找人组成一个研究团体研究新东西、新发明，这种情况可能会有找不到新发现的情形，但却可以培养不少人。
台湾作研究工作比美国、日本少一半
老实说，一九八六年得到诺贝尔奖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件「不幸」的事，得奖后，我常常满身大汗才刚吃完饭就又要去演讲，外务很多，到了街上大家都认识，常常有一大堆记者跟在后头。所以我太太对我说：「何苦呢？和学生快快乐乐的在实验室里工作不好吗，每天这么累，饭也吃不好，干脆把诺贝尔奖还给他们好了。」当然每个人在不同的境地做不同的事，但让我最高兴的是，别人认为：「你做得真是不错，你真的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每天和学生在实际室里发现新东西的乐趣，回到
现在社会上有高学位高失业率的问题，每一万人中，在美国有四十个人作研究，在日本有将近四十人，而台湾平均只有二十几个。因此年轻能干有高学位的人在我国确实机会比较少。另一方面这是产业结构的问题，如果台湾只有制造业或半技术半劳力的工作，在条件上目前已经比不上东南亚，如何提升产业结构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观念问题，对于年轻人，我们常常把教育跟就业认为是紧密的关系，这是不对的。教育是教一个人学做人处事、道德、文章、解决将来的问题，这跟职业上的训练应该分开，可是现在社会上很多人都想得到高学位，而得到高学位就假设他一定要作研究或在大学任教；其实不然，一个博士也可以到高中、小学教书，或是做实务工作。我希望透过教育改革，社会的价值观可以慢慢改变，每条人生的道路都可以走通，不要以学位论断一个人，这样高学位高失业率的情况会慢慢改变。记得我在柏克莱的时候，学校有一位理发师是从前在柏克莱念森林系的学生，他发现种一棵树要等二十年才能砍它，但是人只要二十天，就能「砍」一次，他后来就决定做一位理发匠。他挺有一套工夫，学校里所有的教授都被他理过头发，收费又比别人高一点，算一算，他的收入跟教授其实不相上下。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算出一个人只要对社会有贡献，他学什么，得什么样的学位其实并不重要。
吴成文
（我国分子生物学界之翘楚，专长于癌症成因之研究；其杰出贡献为国际生物医学界所公认。目前兼任卫生署之「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
追求智慧增长的喜悦胜过一切
我是从初中开始对学术研究有概念，我们那时候是杨振宁跟李政道旋风，因为他们得到诺贝尔物理奖，所以我们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曾以物理为第一志愿，我也不例外。因为我家境比较清苦，父亲希望我学医，到了高三结束我可以保送大学，填志愿时我和父亲彼此妥协，放弃物理改念电机，而进入台大电机系。第一年念得不错，也认识很多同学。没想到，父亲总是长吁短叹，原来他还是希望我转系，我就只好报名参加转系考。去考试时，我发现两百多个考生只录取两名，我又没有准备，所以就很放心写考卷，没想到发榜后，我竟然榜上有名。这下子，换我闷闷不乐子，我父亲是很疼我的，他看在眼里，到了注册时，他拿钱给我对我说：「你很教顺我知道，你就去电机系注册吧。」
我拿到钱之后，很兴奋地跑到台大电机系去注册，但是注册组却不让我注册，他们说我已经转出去了，空缺已经被别人补上，这就是我为什么学医的故事。不过我自己兴趣是很广泛的，也就在医学院读了。在大五时，为了做一项我自己有兴趣的实验，我答
不选名校，而就大师，结果是对的
要对基础医学有更深的认识，对我来说是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因此服完兵役后，我就出国念书。那时候的留学生出国，都是抱持着破釜沉舟的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我经常连续做实验两三天都不能睡觉，待六、七个月后，终于有所突破。我父亲一直盼着我回台湾开业，记得博士学位拿到时，他还去美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对我的指导教授说：「我来美国就是要带我儿子回去。」结果我的教授帮了我两个大忙，一个是说服我的父亲，让我留在美国；另一个是那时越战刚结束，美国要派医生去越南，可是美国人自己不愿意去，于是他们就从外国居留人士当中抽签。我的老师就到当地的征兵委员会，跟他们说我做的实验对美国很重要，希望能缓征。
之后，我分别去康乃尔大学及耶鲁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学习新的技术与研究方法，两年后，虽然那时候因为越战刚结束，美国不太景气，找工作很难，我算是很幸运，那时有三个学校：哈佛、普林斯顿、爱因斯坦，都要我去当助教授，虽然我很想去前面两个名校，但最后我决定去爱因斯坦医学院，因为那儿有一位大师所做的研究是我有兴趣的。我花了一年半自己做仪器，要把多种新方法用在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在美国，竞争很激烈，如果没有我太太帮忙我在研究室的实验，我是没有办法发表学术论文和做仪器两件事同时进行的。
我做研究有两个心得，一是「要创新」，但不一定是要从零到有，也许你可以将别的领域的方法移植过来，就可以开辟新的领域；二是「要想得远」，那时候因为竞争少，因为我可以比一般人早五年做出研究，所以两年之内，我很快就在学术圈内站起来。
每天廿四小时都一起的夫妻
曾经有人问我是否会期待自己的学术成果能得奖，我想一个人只要好好做，历史总会给一个人应有的肯定，毕竟是自己有兴趣，为学问而作学问，如果心里一直抱持着为得奖而作学问。这样心里不但痛苦，而且方向不也对。就像运动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并不是为了拿奥林匹克奖的道理一样。
我
就生物医学的领域而言，我个人感到非常幸运，由于过去三十年来分子生物学的诞生，使整个生物医学改观，而生命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也深深影响人类的生活。现在我做的是学术行政，必须对学术发展的脉动有所了解，如果认识一旦有偏差，会对学术本身有不好的影响。做研究的人是想要有创作、有发现，而从事学术行政则需要创立新制度新机构，这是相通的道理。我认为任何台湾医疗卫生的问题，不是单靠一个单位、一个机构，而是需要各界合作整合性的计划，这是很重要的事，而对于台湾未来的学术发展，我是非常乐观的。
李亦园
（研究专长为文化人类学之领域。现任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及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原始社会是人类学家的研究室
人文科学研究的是关于人的问题，这跟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同。首先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就会与研险的事，尤其以人类学更是严重，因究对象产生影响甚至衡突，这常是危为人类学家要深入了解一个原始的、偏远的、文化简单的地方，常常必须住在当地半年一年以上，有时会与当地居民产生一种紧张关系，因此危机重重。我有一位在哈佛的学长，他到新几内亚做调查，结果一去不回，后来才知道他被「吃掉了」。
再比如有一个故事， 美国西南边有一族印地安人叫 NAVAHO，是有名的母系社会，人类学家都喜欢到这种社会观察，一住就是一年，让 NAVAHO 人不堪其扰。有一天，一个调查人员问一户人家：「你们家里有多人？」那个人回答：「四个人。」「哪四个呢？」结果对方回答：「爸爸、妈妈、我，还有一个人类学家。」由此可见对方多讨厌这些人。
以我个人为例，六○年代我到婆罗洲的沙劳越做研究，那儿有一种民族有著名的「本土运动」，这种运动是指奇怪的新兴宗教现象，所以像宋七力事件，对我来说已是司空见惯。我沿着河流进入偏僻的村落，住在船屋里两个星期等着看他们的仪式，到了最后，我们听到阵阵的鼓声慢慢由远而近，又逐渐由近而远，那个时候我心理非常紧张，有两个晚上我都不敢睡，因为这个部族是会砍头的民族。还有一次，我到南澳的泰雅族做调查，必须从太平山再走上去一天才到，那时通讯非常不方便，我和同事过一阵子就要写信回家报平安，因为买不到邮票，于是就把钱拿给邮差，请他下山帮我们寄，没想到他把钱污掉，我内人因为收不到我的信非常着急，所长也很担心，就派人上山找我们，结果他们一到宜兰就碰到我们，因为我们从收音机听到中研院院长
写错一个字被系主
人类学最主要的就是田野调查，特别是在过年的时候，由于很多部族这时会有特别的仪式活动，所以我们喜欢挑这个时候去采集，从一九六○开始，到一九八四年我到清大开创人文社会学院的二十四年中，我在家过年只有六七次，家里的事情及三个子女的教育都是我内人自己处理。
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这种辛苦又危险的工作我还要做，我想这跟我小时候的生活经验有关。小学时我住在福建的外祖父家里，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很好的中医师，他经常带着我这个外孙到乡村、山里给穷人看病，那时我就开始喜欢到处观察。后来到了台大念书，开始时因为没有人类学系，所以我就念历史系。
当民国三十九中央研究院迁到台湾来，许多有名的人类系教授像董作宾、李济之、凌纯声、芮逸夫都到台湾来，成立考古文学系，因为那时候考古文学系只有到二年级，我念完历史系二年级后必须降转，降转生没有奖学金，我们这些从大陆来的人已经没有家庭的接济，奖学金是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如果没有这一个月二十三块五毛钱，我就没有办法过日子。我降转是不得已，也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所以我就去找教务长
后来我才知道，我走了之后，傅校长打了一个电话给历史系主
为什么人类学不能研究自己民族文化？
在这段不算短的日子里，我经历了三次学问思潮上的转变，而这些转变跟台湾人类学研究的转变过程有关，直到今天我还是在这个过程中挣扎着。起初，从大陆来的学者代表早期的传统，在民族学方面研究对象以少数民族为主，如大陆的西南、东北地区文化简单的民族。到了台湾，他们就以南岛语系的高山族作为我们研究的中心，研究的方式是长期居住于当地，详细的记录他们过去传统的文化、历史、到一九六○年以前，做了很多有名的著述。可是他们却对西方思潮没有什么接触，一九六○年后，我从美国回来，开始有所转变。
我反问自己：「我们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的观念扩大了以后，为什么人类学只是要研究简单的、原始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化的理解为什么不能也回到了解我们自己，研究我们自己汉族的文化。」
可是要研究我们自己，碰到了两个困难要克服，头一个是我们原先受到的训练和技巧是研究别人的文化（异文化），对别人文化与我们的「不一样」，来加以分析理解；而研究自己的文化就容易掉入熟悉习惯想当然耳的陷阱，这是很多人之所以反对回到研究自己文化的原因。第二个困难更难解决，从前我们都是到某一个小村落长期的深入的研究。比方我以前到彰化的一个小村落待了一年多，村里有两百多户人家，每一户我都认识，如果要倒过来研究汉族，那时在大陆有十亿人口，台湾也有一千多万人，以从前的研究方式及训练，尤其是方法论方面，能够满足所需吗？
经过这样的思考，于是我们扩展人类学的视野进入到社会科学如社会学、心理学共同找出未来人类学研究的新道路。之后，我们真的做出不少社会科学总和的研究著作。因为讲究方法论再加上科技整合，因此对人文思想、社会现象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在台湾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占重要地位。不过我受到的批评也很大，因为早期传统主流派的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学是人文学，对于我、杨国枢、文崇一等人的作法，认为是带离了人文学到社会科学，直到今天这样的批评还在。
王世杰以自己卅八岁当大学校长鼓励李亦园勇于任事
把人类学带进社会科学，也许有它的后果，面对这样的批评，我曾经感到很痛苦。虽然如此，但是我不后悔，我认为人类学是一个很复杂的科学，把学问带入一个讲究方法、讲究有科学原则的境界更重要，这样的改变是很有意义的。对于前辈学者给我的教训还是很感谢。我并没有忘记，了解一个人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还是看它内在的意义，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进入人文科学的境界。中研院民族所历经了总共三次的转变，从人文学变成社会科学，又从社会科学回到人文学的立场，这也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思潮的出现会影响研究变迁。
一九六○年代，「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成立，这个机构接受国外的支助，提供研究人员每个月比月薪多三分之二的学术补助费，对于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台币，几乎无法过生活的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我曾经当过这个机构的秘书和委员，因此了解它的过程。后来国科会（前身为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也是仿照这个模式经营，直到今天，我深刻感受到为整体学术界分配事情，以提升学术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我担任民族所副所长时，王世杰院长找我代理总干事的职务，我认为自己还太年轻，就告诉王院长：「我才三十八岁，我能做吗？」没想到王院长回答：「我三十八岁做武汉大学的校长。」我原以为只代理三个月，没想到老总统把王院长的辞职信压了两年才批准，所以我就做了两年。
在这两年行政经验中，我更体会到对整体的好与个人利益间相互关系的情形。每个人都有本位主义，但从整体的观念来看，全体的意义比个人研究的意义更重要。这七、八年来我义务负担蒋经国基金会的会务，也体会到对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台湾的支助，整体的好处，比单独本位主义重要得多。可是我发现现在许多年轻一代的学者对中研院或自己的研究所，都是用比较苛刻的态度，对整体发展却忽略，我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多鼓励年轻的一辈参与院里的事物，把全院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了解整体好自己的单位就会好，推动起来才更有意义。
他们全是转系生
杨国枢：
我就以上三位丰富的谈话内容说一点个人感想：
首先我发现他们三位都是转系生，我自己也是转系生，这是一件不需强调但挺重要的事，因为在现在教育体制下，转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几个人的转系动机都很强，这表示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是破釜沈舟勇往直前。
其次，我发现到他们都是以学术来安身立命，把学术和生命紧密结合在一起，不求名利的态度，也都是为追求知识打从心里高兴而去从事学术。学问不是点缀，也不是搞个炫人的牌子，尤其像吴院士是学医的，他如果选择走临床路线，一定可以名利双收，但他选择了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基础医学研究。因此他们即便是参与行政事务之后，还是不会忘记研究工作，也想办法继续作研究工作。
第三点，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创新」，对于问题有兴趣去探究并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而不是随便找个没有创意的题目，就做下去。其次是在研究过程中，他们随着新环境、新信息而能随机应变，不管是实际的仪器、工具及做研究的方法，都求新求变，驱策自己不断进步。第四点，我认为他们做研究都是以问题为取向，而非随波逐流，创造力跟做事情的动力是相互激发的，不断试验各种可能性，研究的创意自然就产生。因此问题取向是做学术研究非常重要的触媒和动力来源。
最后，这三位目前都从事行政工作，可是他们始终不肯放弃学术研究，百忙中仍继续推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每年发表的论文成果也很可观。我认为他们不仅只是为了保持不落伍与了解学术脉动，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已与学术不可分割，我所感动的是，他们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不愿只是独善其身，还愿意拨出大部分宝贵的时间做学术行政工作，为我国的学术规划蓝图和方向，是学者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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