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厉以宁教授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划分为两种类型：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和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厉以宁教授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是探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创新之作。他在书中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之；另一种是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之。为什么有这两种产生资本主义的不同方式，那就要追踪到它们的封建社会的不同体制：一种是刚性体制，这个社会中等级制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但应变能力很差，所以一击即溃；另一种是弹性体制，该社会中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上社会流动都可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而不会改变。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二、厉以宁教授的这部著作，以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为基本构架，分析了由此导致的资本主义产生的不同道路，并具体指出了各国发展的差别

　　厉以宁教授这本书的基本构架，是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等，由此构筑成了其巍峨的大厦。可是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他并不是拿这个模式去到处套用，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了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西欧各国虽然同属原生型资本主义，但又可细分为荷、英、法和德、意、西两类，两类中各国也并不相同，各具特色。例如，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普鲁士为中心，这里作为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城市长期屈服于王权，农村的封建势力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的，但是它利用了后发优势，所以很快发展起资本主义。

　　书中对一些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分析尤具真知灼见，如他指出朝鲜是弹性体制，又加上内忧外患，所以直到二次大战以后美军占领下，韩国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日本是刚性体制，可是缺乏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异己力量，再加上所处的国际环境，所以也不能成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资本主义的，由于其过渡的推动力量是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所以使得其封建势力残余严重存在。

　　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厉以宁的分析更是自成一家，别开生面。他指出中国自宋代起即建立起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而且后来更为完善。明清时期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可是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但中国社会最终仍会变化，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也会在中国逐渐发生作用，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只是这种变化肯定十分缓慢，如果没有巨大的震荡，中国是产生不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不可能过渡到资本主义。辛亥革命后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之前的资本主义因素并没有很多联系。这些分析，体现出厉以宁教授的一种历史观，即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多线的，不能削足适履，套用统一模式。

　　三、厉以宁教授在这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论创新，对于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厉以宁教授既是经济史专家，又是经济理论的专家，他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也一直十分关注，进行研究，这部著作就是他关于这个问题进行多年思考和探索的结晶。他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唐五代以前，也是一个刚性体制的社会，但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没有能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中国封建社会也没有城乡对立，所以没有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宋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变成弹性体制，具有一种超稳定性，它的封建制度在任何一种动荡和危机的条件下都有可能重现和再生，而且经济繁荣昌盛，厉以宁教授从缺少取代封建制度的力量、中国封建制度再生产的特点和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的结构三个方面分析了所以如此的原因。他的这些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具有巨大的理论特色，值得我们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