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GDP绑架了中国经济


不知从何时起，GDP成为了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英文字母组合，GDP本身是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发明，它为一个国家提供了一套较为科学的衡量经济表现的工具。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政府认识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这样的落后局面，激发了国人加速生产，追寻GDP的雄心。正是在GDP为核心的指引下，中国的整体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1978～2008年，中国的GDP有十六年超过了10%，只有三年低于7%，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14倍。即便是世界经济形势最严峻的2009年，中国依然成功实现了GDP保八。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谁也无法忽视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

3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国的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均大幅提升，国力也在不断增强，可以说，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政府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经济增长，正像小平同志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这一切成功都不得不归功于GDP，GDP在中国经济发展初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追寻GDP的同时，政府却忽略了经济发展中其他重要的问题，在30年前无暇顾及，而现在，这些问题却在不断的暴露。在以GDP论英雄的大环境中，中国不断破坏自然生态、透支未来资源，甚至不惜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代价，同时也忽略了政治体制、产业结构、社会保障等的改革。这些年来，表面上经济增长了不少，却造成了更大的损失和浪费，人民的幸福感更是没有得到明显增强。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GDP的计算方式决定了其反映的只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数量的简单累加，而并不体现增长的质量，也就是说，当GDP的增长成为衡量各级政府工作成效的唯一指标时，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往往更受青睐。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相比，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更难的实现条件，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跨度，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GDP的快速增长。比如说，生产出的产品不管是销售出去还是积压在仓库中，都会被计算在GDP内。在这种背景下，谁有动力去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呢，政府依然坚持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成为必然，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始终难以得到根本转变的深层原因。

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其民族经济的竞争力，然而，为了追寻GDP的增长，积极引进外资已经成为各地经济发展都在遵循的模式，而民族企业在银行贷款、政策扶持、服务保障等各方面享受的待遇明显不如外资企业。为何各地政府宁愿信赖那些跨国公司，而不愿扶植当地的民营企业呢？因为这些跨国外资企业拥有雄厚的资金与技术实力，可以在短时间内为地方经济贡献巨大的产值，而民营企业因为资金的局限，它们的贡献在那些“当官的”眼里是微不足道的。这种不平等的生存状况使得一些有“胆识”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铤而走险，向国外投行去融资，向民间去借高利贷，当经济形势不太乐观时，这些公司的资金链告急，最终资不抵债，遭遇破产的厄运，前些日子刚刚倒下的“太子奶”正是其中一例。

2010年8月7日，甘肃省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预计遇难人数将超过2000人。舟曲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同样是在追寻GDP增长的战略指引下，全县总播种面积在30年间从10.63万亩增加到了21.53万亩。然而，开垦坡地不仅严重破坏了植被，而且破坏了地质环境，开垦出的土地不仅未给当地群众带来经济效益，反而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加剧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发生。舟曲灾难只是一个缩影，30年来不顾一切对GDP的追寻，使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也在不断削弱。

如今，中国的经济状况已经比30年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更应该正视和重视30年来单一追求GDP增长所付出的代价。GDP这些年来通过虚幻的数字给我们的政府官员带来快感，他们因此升官，因此获得名利，然而这样的快感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上的，更是站在千秋万代子孙的对立面上的，政府必须采取一套更加全面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和国民生活质量的评判体系来对官员的业绩进行考核，而非单纯依靠GDP。总之，我们依然需要发展，但是更需要有质量、有效率的发展。现在开始的中国必须踏踏实实的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发展目标，速度可以放缓一些，但一定要做到花出去的每一笔钱都有价值，都是为造福国人，造福后代而花的。还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去弥补过去因单纯追求GDP而付出的代价，去夯实整个国家的基础，比如，环境问题的治理，资源的有效利用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高效、持续、稳定的发展。（世华财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