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致公党上海市经委主任，四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曾经二次被上海市检察院聘为特约检察员； 他曾经为青浦监狱初建时的经济发展鼎力相助。他说：深造之以道，为商为儒，修德于人造福于世，是为人生大乐······
兴国爱民心未丢 趣探宇宙有春秋
——访海上新儒商季方先生
梅香氤氲，伴着冬阳里的一抹嫣红，一痕鹅黄，透过淡蓝色的窗沙慢慢地洇染开来，阳光温柔、梅花清香，温温润润，沁入心扉，是因为季方先生给我泡上的清茶，还是他的真情坦言？我一时难以说清。
六十一年岁月蹉跎，风雨历练的季方先生如今已经发顶见稀，只是笑容依旧，有一种飘逸雅致的韵味，他用一份清幽，一种澄净平淡的心情散化了我心中可笑的只有“愤青”尚会有的郁闷。尽管他只长我一岁，却远比我练达有涵养。因为他的见识和才智、执著和坚韧，使他的商儒理念日益优秀、完善。他对现实中的种种现象能用非线性哲学进行思维和辨析，让儒商所吟唱的主题更为情诚志笃，实在而高远。
我很欣赏他的虔诚和坦白。
俞浦河蜿蜒，流经虹口中心，穿过哈尔滨路。就在那条雅静的马路上，一幢有三层楼的老屋里，一个乳名叫“冒弟”的男孩呱呱落地，那是1948年2月21日。季方一落地就逗人喜欢，一家大小护着爱着，上面有二个哥哥二个姐姐，更有严父慈母的照拂，温馨而甜蜜。
可惜欢乐的时刻总是过得太快。
他的父亲解放前就去东南亚经商，在越南、柬埔寨、新加坡······开创了一片天地。他的母亲，肩负虹口区侨联主任重任，为了工作东奔西忙，赢得诸多殊荣。文革前她竭力支持二个儿子二个女儿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他们去了东北、云南······去了当时国家最需要人才也最艰苦的地方。后来纷纷在那里成家立业开花结果，做出了各自的事业。而他母亲，在文革中又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将最小的儿子，也是唯一留在身边的季方送往上海崇明农场（按当时政策可以留上海）。她认为好儿女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见风雨经世面，靠自己的能力去创出一片新天地。
大爱无私，良好的家教让儿女们心灵一片净明，受用一生。
学哲学——遭遇“祸福”
上海的虹口自古人杰地灵，而它之所以能兴发，离不开“学”、“商”二道。
季方求学的上海复兴中学（复旦附中），是全国第一批“五年制”试点。而且他进了当时学校很少开设的英语教学班，很多老师来自复旦，英语教师是国共谈判的翻译，教学质量非常好。学生不仅学完全部中学内容，还在四年级就学了导数和微积分，五年级学了高等物理，三年级时就开始学哲学。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是分析一切事物和指导思维方式的科学”。
而他真正自学哲学，始于1966年文化革命，那年才18岁，刚好高中毕业。因为被划入黑八类子女，当时的他只有一个权利——学毛选。
回忆起青春年代求知的岁月，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
我最早学的就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在认真、反复学习后，我完全被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所吸引所折服，于是将实践与理论的关系，以及辨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深深刻入了脑海。这种理论来源于实践，被实践检验，又指导实践的思想，指导了我一辈子。
在1968年分配前，我主动向工农学习，参与社会实践，无偿到港务局当过装卸工、电工、修理工；到公交五场当车工、汽车修理工，学会了修轮胎、发动机、也学会了车钳刨，还学会了开巨龙公交车。68年到农场后，除了种地，还利用业余时间和雨雪天不出工的时间，学会了做木工、水泥工、油漆工——水平达到自己做了全套结婚家具，学会了开和修理拖拉机、水泵和发电机、各种农业机械和家用电器，成为连队里公认的全能工。
哲学思想使我懂得如何去寻找不同行业的共性和规律，先弄清原理再动手，克服了盲目性，提高了效率，而实践又使我真切了解不同行业的特殊性，知道了要做好具体的工作，一定要注意该工作的特殊性，使自己的技能符合该行业的特殊需求。在学任何一门技术的同时，我还学了相应的学科，所以对物理、几何、数学、工程学、建筑和设计、内燃机、测量、作物栽培、农药、养殖等学科知识，都达到一定的水平，加上有相应的实践帮助理解，因此对这些学科知识的掌握，远比在学校学的要扎实。所以对《实践论》，我可以说是全盘接受，忠实执行。而实践的结果，还让我意外地成了一个“基干民兵”。
那是在一次军训后，从场部借来的一把枪的准星掉了，这在当时是个极大的政治错误。领导“秘密”地找了我这个黑八类子女，要我想办法。我花了整整二 个小时，用钢锯和锉刀，将一截螺丝加工成一个准星，加热后扔进柴油“发黑”，使其成为一个新的准星。领导们紧张地监视了全过程，当拿到这个“失而复得”的准星时简直欣喜若狂！但是经仔细研究后，指示我继续进行再加工，让它象枪一样地旧。这事让我化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因为要控制“发黑”的程度，要制造磨痕，还要在磨痕处制造“氧化铁”，重要的是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迹，必须使出“犯罪”级的手艺······当然，这事还是被我弄成功了。三天后，我就成为全营唯一一个成分是“可以改造好子女”的基干民兵，获得持枪值班的资格，并连续三年“光荣”地担任春节持枪值班重任——这个有资格干的人都想回家过年而不愿干，愿意干的人却没有资格的任务。
然而，对《矛盾论》我有一点想法，认为《矛盾论》的哲学水平，远远高于《实践论》。但我对《矛盾论》中的两个观点有些不同看法。当时为了加深对毛选的理解，我提出要看杨献珍和周谷成的“合而为一”论。经领导们专门讨论后，根据“不破不立”的最高指示，同意我去复旦大学借相关书籍参考，条件是必须交出二万字的批判文章，并为文章负政治上的责任，但是版权归“革命群众”。
当我用批判的眼光阅读了这些文章后，却发现“合而为一”论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之间并不矛盾，实际上差异在于对矛盾的处理。毛泽东的核心是“斗争哲学”（与天、地、人斗争，其乐无穷），理论依据是“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杨的观点是“一分为二只是观察问题的方法，斗争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手段而非主要手段或全部手段，更不是目的；合而为一才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手段和目的”。我接受杨的观点，因为他的理论基础更“本源”。为了看清人和物，我们必须对他们一分为二，因为任何东西客观上都是一分为二的。譬如生物的雌雄，人的男女，原子核的阳和电子的阴等，不分开研究，看不到两方面的特殊性，无法对事物深刻了解。但是如果没有合而为一，生物不能繁衍，人不能生育，原子不能组成分子，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本质的原因，在于客观上他们就是合而为一的，是一个统一体。所以把“斗争”上升到一种方向和目标，甚至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错误的。事实证明，正是毛泽东的这种指导思想，使得他在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已经改变了被统治的地位后，还在强调斗争哲学，以至发展到文化革命这个极端。而我自己，则始终坚持在生活和工作中，把握“合而为一”的准则（现在称为“双赢”与“和谐”）。
另一个不同观点，是对《矛盾论》中把量变和质变分裂了，变成两种状态，认为事物在量变状态没有质变，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任何量变都有质变，当质变达到一定程度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变化，整个矛盾就发生质变了。但是这种观点，却差一点使我成为“现行反革命”。
那是农场一次小范围毛泽东思想研讨会，在领导反复强调畅所欲言、不扣帽子、要有新的突破，一定要有一些新的学习体会向上级汇报后，我才谈了自己以上这个观点。言毕，全场震惊，一片寂静。领导立即宣布散会，开始紧急磋商如何处理。其实这些领导与我的关系都很好，也知道我人不坏，但是在会上谈的东西是抹不掉的！于是一个关系最好的领导找我谈话，提议我在下次会上来个深刻的转变，从反面典型转为正面典型，不然他们只能作为一次“反革命事件”上报。
我不同意改变观点。因为说白了，对于黑八类子女来讲，现行反革命只是再下个台阶而已，为了不下这个台阶而改变人格，决不是我的选择。于是他们向教导员汇报了这件事。他是从部队团参谋职位转业来下，为人正直，我俩平时关系不错。他听了非常惊讶。在搞清了我的观点后，便拿出了在部队内部培训时发的一本小册子《哲学读书笔记》来查对。据说那是毛主席自己写的，里面有一篇就是讲《矛盾论》的“局限性”——量变与质变问题，并“发展”成我认为的说法（当然比我早）。于是祸福“转化”，一下子我成为班子成员学毛选的“参谋”。
但是“吃一堑长一智”，我逐渐学会了在坚持自己观点的同时保护自己。
季方先生抽完了一支雪茄又点了一支。
我想，老子的祸福相倚相伏观，一定为他日后研究非线性哲学铺垫了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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