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1月认识任老至2005年11月15日他仙逝，此间我不时会拜访先生，记得住的，有十五次。记忆中，先生晚年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即使有时候聊其它话题，兜了一个圈，还是回到这个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
　　第一次谈话，我就意识到这位老人不简单。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头脑那么清醒，思维那么活跃，语言那么有哲理。况且，这是一位有近70年党龄的高级干部，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沧桑的革命生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先生的思想都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我有意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以我有限的接触和观察，我感到任仲夷属于那种一辈子都有理想主义情怀又富有理性的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思索不止，即使退出权力舞台，也时刻关注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现把我所知道的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综述如下：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然和紧迫的
　　任老这一思想这些年来是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
　　一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无法深入，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完全认同小平同志的主张：“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任老说：“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就没道理。体制不理顺，终究会出大问题。”又说：“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不相适应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实，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任老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是认为当前的政治改革体制严重滞后，“这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任老说：“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跟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该同步进行。如果不能同步进行，为了避免乱，可以走得稳当一点，但不能滞后。现在早已经滞后了。有一位要人在国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同步进行的。’这个判断我不敢苟同。要有勇气承认已经滞后。不好说严重滞后，因为这么说可能有人听着不舒服，但也决不是‘有点’滞后。”这些话集中体现了任老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三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反腐败的迫切需要。他多次对我说过，目前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当前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下，清官很容易变成污吏，好人变成坏人。他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他的老友，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作者注）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我认为有道理。”
　　四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任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关切、忧虑这个事。他常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早改要比迟改好，主动改要比被动改好，上下结合、体制内与体制外互动最好。”他还说：“政治体制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他说：“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五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他非常赞同小平同志改革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思想。他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南巡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仲夷的回答非常明确：民主。他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任仲夷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在任老的眼里，民主是类同的，专制则各有各的不同，也就是说，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他认为，民主有以下的共性：1、主权在民，由民作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任老说：“毛主席曾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宪法也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说：“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还说：“普选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小平不是说了吗，五十年后中国也可以搞普选。”2、多数决定，保护少数。他认为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要保护少数，防止“民主的暴政”，因为多数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他说：“‘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行动上必须按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办事；另一方面，应当保护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能对他们歧视和排斥，更不能扣上‘敌对’的帽子进行打击。”3、权力制衡，互相监督。任老主张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可以参考可以借鉴。他解释说：“‘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他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他还强调说：“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针对一些人对他的观点的非议，他对我说：“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些形式我们不需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恐怕不能违背。”4、竞争政治，优胜劣汰。他说：“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真理。”又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垄断必然带来腐败。政治上有竞争，执政者就不得不为民办事，不得不当‘人民公仆’，不然你就会下岗，淘汰你，这是保持先进性最好的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选择就会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远的不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明证。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谈不上竞争，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我们搞市场经济，经济立马上去，为什么？就是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进步。经济上需要竞争，政治上也需要竞争。”“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非常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提法：“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5、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6、保护人权。他认为保护人权是民主制度的标志，没有人权保护就没有民主。他尤其重视言论自由，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他说：“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又说：“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你想想，一个人不犯错误可能吗？重要的是能及时把错误公开，接受监督从而改正错误。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改正错误中成长并强大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亦是如此。如果我们国家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发生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间悲剧。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关键是要遵守宪法，落实宪法。他还认为，透明公开也是民主制度的标志。
　　上述就是任老概括出来的民主的共性。他说：“当然，中国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的路，要一步步来，但目标要清楚，尤其是官员，头脑要清醒，心中要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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