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全球性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1、已知已在采取的策略具有相当良好的抗冲击作用

2、本次危机严重程度之大，是现有常规策略还不足以抗衡的

3、可采取的措施一：解决实体企业与地方财政之困：准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并开放证券市场，使之能够贴息变现，少数地方甚至可以允许其针对地方产品具备等同现金的流通媒介作用

4、可采取的措施二：大幅提高政府支出项目资金的财政拨付效率和支付效率

5、以上两措施均必须在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完善的前提下才能实施

0、

全球性生产相对过剩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大爆发已经不是耸听的危言了，而是就在眼前。面对这一危机，笔者个人认为中央政府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从中央领导多次讲述，说2008年(将)是中国经济比较困难的一年，就可以看出。所讲的绝对不是单纯说通货膨胀难以控制，也有对受世界经济形势掉头向下、我国受到严重冲击的忧虑。

1、

面对危机，已知中央政府所采取的策略，主要是福利方面的。很有效。而且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秩序。

笔者个人认为，全免学杂费，和不让学生因贫困上不了大学的承诺，在各项措施中尤其有代表性。这当然肯定不是否认其他措施的重要性。

各项福利措施的效果是，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内需。特别地，考虑到

而福利效益的加强，也使得在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中低收入者实际生活水平上升，在当前这个时期，对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其他比较典型的措施，还有发达国家也常用的减税措施，特别是提高工薪税起征点；以及通过限价房、廉租房抑制房价、减轻城市居民的生活压力；都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2、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上述措施够吗？

不够。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福利政策来应对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创立、使得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意识到，需要倾听产业无产者的利益诉求、需要对工人适当妥协之后，在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美国罗斯福“新政”之后，以及特别地，在二战之后直至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初，前苏联在全球展开战略进攻态势的时候(包括围堵不肯屈膝服从其意识形态的中国大陆)，日益成为一种通行的、甚至是正统的做法，其经济理论界还不失时机地推出了“凯恩斯主义”，弄得仿佛还有理论指导似的(当然，确实是有理论指导，不过恐怕不是凯恩斯主义，而是法学经济学，即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所创立的Laws and Economics)。

由于我国大陆地区社会福利政策的一度缺失，有戏言说“美国的资本主义比中国的的社会主义还要共产主义”。这一代领导人在这方面的投入显然十分坚决。特别是，在为农民工逐步争取城市居民等同待遇方面，做出了持续的努力。恐怕曾经遇到的阻力也不小，特别是从经济理论界所来的阻力。笔者个人甚至坚持认为，这样的措施实质上是在新的时代里，重新领导农民进城，其意义不亚于改革开放。因为这样的措施实际上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而众所周知，我国大陆地区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都把农民问题看作是首要问题。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爆发起来，其冲击力是极其巨大的。这一次经济危机，由于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解体之后，全世界都在向右转的趋势下(听说过那个调侃吗？克林顿打右灯，向右转；叶利钦不打灯，向右转；President江打左灯，向右转……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说President江当时是顶住了压力，没有使车子向右偏转过多)，就开始积蓄能量了(打的旗号则是“金融创新”)，再加上伊拉克战争给美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消耗了其巨额财富，使之无法从容应对危机，这次危机爆发起来自然非同小可。

在如此巨大的冲击面前，常规手段很难应付。更何况，已知的手段都不可避免地有其限制。例如，免学杂费，及“不让学生因贫困上不了大学”，是一种转移支出的手段。在实际执行中，控制着资源的官僚们慷了基层工作者之慨，财政中补贴的钱不大可能足额落实到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收入会下降，所以实际效果会大打折扣。

减税，最大和最主要的受益者，是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他们最大的需求是住房，由于房价处于下降空间，他们因此处于观望态度，由此导致的效果就是，减税并不会象想象的那样充分地刺激消费。当然肯定不会一点没有，因为需求并不止住房一项；旅游业很可能就会明显受益于减税。

限价房和廉租房，除了其有效公平性如何令人怀疑之外（参见经济适用房政策应该废止『取代以有负税率的累进物业税』），其对楼市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楼市受到冲击，银行的呆坏账不可避免地会增多，相应就会影响市场的顺畅运行。

这里必须补充强调一下，某些人或许会有些恶意地曲解，说1中所述措施“不够”就是不好。我们不能只看GDP指标，发展质量也很重要；在巨大危机的冲击下，已知措施对GDP的影响也许有限，但对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质量，却有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

3、可采取的非常规措施一：解决实体企业与地方财政之困，准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也有“破产”的。破产，Bankrupcy，是规避债务的一种手段，是发达国家法律所许可的一种逃债手段。这实际上是在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环境下，保护整个实体经济，使之不因无限制的盘剥而限于无法运行的窘境。

但这里不是呼吁说，我国的地方政府也可以破产，也可以合法逃债。这是我国的文化传统所不允许、也是现实经济环境所不允许的，因为我国地方政府的债主们恐怕不是银行，而是做政府项目的诸多承包商、供应商、服务商们。即使说最近这些年来，收了粮却只给农民打白条的现象，似乎终于被中央政府给治得差不多了，即使说诸承包商、供应商、服务商中不乏“奸商”，也不能说地方政府欠的钱也可以不还了。要是允许地方政府逃债，地方经济很可能就会陷入彻底崩溃。

注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合法性上讲，地方政府实际上有权为公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宪法意义上“人民民主专政”中所指的“人民”——代理公有资产的运营。那么，以地方政府控制的公有资产，以及可调动的人力资源，在可行的技术构成下，所能提供的、剩余产品总价值量为限，发行可变现的地方政府债券，则可以解决地方财政之困，同时可解决实体企业流动资金短缺问题。

“可变现”则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常规的，在证券市场贴息变现；一种是不太常规的，即赋予地方政府债券以有限的通货职能，使之可以在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用于充当地方产品、服务的流通媒介。其中不太常规的途径，相当程度上具有解决通货膨胀与企业流动资金不足这一两难问题的作用。

其理论基础则是剩余生产理论。除了声明它与劳动价值论肯定不同之外，不赘述。

4、可采取的非常规措施二：缩短县级财政的预决算周期，大幅提高政府支出项目资金的财政拨付效率和支付效率

我们可以观察到，有相当比重的承包商、供应商、服务商们，需要从政府项目中获得收入。这也是我国大陆地区做市场要靠“关系”的一个重要理由。这其实算不上是中国特色，发达国家所谓“B2G”(Business to Government)电子商务处理的也是这个问题，他们的市场营销工作中也有“Dining & Wining”吃吃喝喝搞关系。

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我国的财政预决算周期是一年，年底时经常出现突击花钱的现象；做政府、以及具有政府特色的国有企业项目的企业，其流动资金的回笼往往要到年底才能完成。为了资金的回笼，同时为了下一年度的立项，使得年底时段商家们的“公关”工作特别繁忙。

这种繁忙是表面现象。所潜伏的问题是，这样的企业流动资金的周转率，不过就是一年一次。大家都知道这么低的周转率意味着什么。比如说我们观察一下软件行业，大家都奇怪这么高的“毛利率”，中国的软件市场这么大，怎么就诞生不了像样的大软件企业呢？除了盗版因素之外，下一个最大的因素，可能就是与资金周转率紧密相关了：那些选择资金周转率比较高的细分市场的，例如面向个人用户、正版率比较高的杀毒软件、面向企业用户、标准化程度和正版率都很高的财务管理软件，都能做得比较好；象主要面向政府的办公自动化平台、往往只有国有大型企业才用得起的ERP软件，就都不理想。

特别要提的是，遭人忌恨的房地产商们，他们的资金周转率连一年一次都做不到，因为他们需要和政府打交道的环节太多了。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资金周转率不高导致的效率不足引起的风险，都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以虚高房价来体现。

5、

上面所提到的两项措施，都必须与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实施，才能得到所希望的效果。

“缩短县级财政的预决算周期”，本身就可以看成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通过这一方式来“大幅提高政府支出项目资金的财政拨付效率和支付效率”，同时又要尽可能避免贪污腐败导致的损失，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够做到，笔者个人是不抱任何希望。

而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则是强效手段，而且充分考虑到剩余生产能力的发挥问题，是治本的办法。但这是一支利刃，要看被谁掌握。用得不好的话，伤人的副作用也非常大。必须依托于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施。另论。

提高政府支出项目的资金拨付效率和支付效率，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而言，没有充分考虑剩余生产能力的发挥问题，不能算是治本的办法。不过采取这一措施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都比较低，可快速见效，短期效果还会相当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