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帖子自己顶，并希望有“大家”指导，以释疑惑。不盛感激指导和赐教。

怎么没人发表看法？？？？？

在此我对我的重复发帖行为表示道歉！！！

由于没有太多时间静下来写具体，详细一点，所以我将转发几篇有关经济类的文章。

赵晓：宏观调控不应是中央与地方的博弈？

　宏观调控以来，地方政府成为众矢之的。许多人倾向于认为，是地方政府造成了本轮经济过热。

　　如果经济过热真的是地方政府所致，那么很显然，当前的过热就不是普通的经济过热，而可以称之为“行政过热”。要对付“行政过热”，提高利率之类的经典宏观调控的办法自然难于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因此就要断然使用“行政措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可以说正是本轮宏观调控由经典意义上的宏观调控突然走向“行政型调控”的认识论上的原因。至于宏观调控能否取得成效，有人直截了当的提出：关键就是要看对地方调控得如何。这样一来，宏观调控顿然变得箭拨弩张起来，大有置中央与地方政府于宏观调控中对立地位的危险。

　　本轮“经济过热”真的是由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所致？究竟如何看待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以及当前经济过热中的作用和影响？宏观调控中，中央和地方只有对立的关系吗？究竟如何看待地方政府的作用，是完全否定，还是应该适度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显然，这些问题已成为当前调控中的敏感而重大的问题，并有极强的政策含意。

　　关于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的关系，笔者和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地方政府导致经济过热论尽管看起来似乎是这样，其实缺乏理论和经验的证据。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地方政府并不能制造总需求，更没有权力印钞票，甚至不能搞地方债发行财政赤字，因此根本不可能制造出中国经济周期来（宋国青，2004）。宏观经济学理论可以否证经济过热主要是由地方所导致，也可以否证经济周期能由地方政府造成的说法。从经验上讲，中国这一轮经济过热，表面上是“双层巴士从山上往下冲”，来势凶猛，背后却不是一部发动机在发力，而是多部发动机同时在起作用，可谓“原因复杂”。这其中，既有增长动力本身的原因（“世界工厂”主导下的工业化、加速型城市化以及住房、汽车等新兴消费品），也有前几年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未能及时调整的原因（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低估的汇率以及低利率），还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能量释放的原因（WTO驱动的外资进入和十六大后民营经济进入新的投资领域），甚至还包括了一些紧缩时期酝酿出台的政策在经济扩张时期姗姗来迟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则是经济动力本身的作用，以及固定汇率下低利率因素所导致的宏观政策效应。

　　因此，将本轮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简单地归于地方政府和银行，既缺乏理论与经验的证据，也不利于有的放矢、区别对待地来解决“热源”问题。

　　其次，在经济升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非常强劲，对经济的上行肯定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这一点已得到广泛的讨论和公认，此不待言。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投资冲动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而是要客观、冷静与历史地进行评价。

　　一是大多数地方政府的投资更多的是响应前一轮经济下滑时期中央政府发展经济号召的结果。这与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明确宣布宏观调控信号后的“违规作业”是完全不同的行为。中央不能以今天的“政策”和“法令”去责备昨天的行为。如果硬要以今天紧缩的政策去责备地方政府昨天的扩张行为，那么今天的“政策”和“法令”也将没有任何人敢去执行，因为大家害怕会不会违背了明天的“政策”和“法令”（事实上从经济周期性的角度，明天的调控必然由紧缩变成扩张）而在未来受到惩罚。所以，法律惩罚一个基本常识就是不能往后追溯。

　　二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在当前的利率环境和经济上行期可以说有其合理性，简单地批评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恰恰是不负责任的。有些人认为地方政府投资完全不讲求效益，有钱就投，多高的债都敢借，对这一夸夸其谈的说法，一个诘难就是：如果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真的是这样，中国前几年怎么还会有通货紧缩，为什么央行“跑到大街上撒票子”都撒不出去？再一个诘难就是，如果人民币升值一倍、真实利率回到1996年的水平，地方政府还会有眼下的投资冲动吗？显然，中国之所以投资过热，不是因为“非理性”，恰恰是因为理性所致。投资数据的观察可以发现，当前的中国社会的各类投资主体，无论是国企也罢、外企和民企也好，无一例外地都在高速增长，并且利润回报越高的行业投资越多，这就是明显的“顺周期性”，并且是理性行为。

　　笔者的看法就是，地方的投资冲动，固然有荒唐的一面，但没有荒唐到不分春夏秋冬的地步。而要将投资降下来，也就不是单单捆住地方的双手就行了那么简单。

　　有人说，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使用和投资是非理性的，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涉及到土地的产权制度问题，也涉及到拍卖方式和物业税等问题。但一个基本的事实却是，农业用地的效率太低，因此非农用地的机会成本就很小，相对收益就大得不得了，这是农地非农化、耕地非耕地化的市场经济方面的原因。从中国未来的发展看，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耕地的减少，而在于耕地使用效率能否不断提高，而地方政府大力发展开发区、工业园区，总体上讲还是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的。

　　三是不能简单地将地方政府项目的投资等同于地方政府投资。这是因为，其中既有政府投资，也有企业投资、国外投资、银行贷款等等。而地方民营企业的自主投资可能是主要的，地方政府在其中所起到的主要是支持与鼓励的作用。今年前5个月，全国城镇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同比增长33.3％，而民营企业投资增速高达70％。民营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由1994年的31.8％上升至目前的一半左右。这说明，地方政府主要还是在背后鼓励投资，并不是自己直接去投资，这与过去政府主导型投资仍有本质的不同。更何况，地方政府鼓励地方经济发展、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方向并无大错，民营投资的比重上来也是好事。从政策上讲，总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为了宏观调控而让地方政府转而从鼓励转向抑制民营经济发展吧。

　　此外，还必须弄清楚的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乃“体制冲动”，因此不能用宏观调控这样的短期和总量的办法来解决，更不可能指望能通过暴风骤雨的方式解决，而是要用体制改革的办法来逐步的解决。所谓"体制冲动"，主要是指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分一块税，地方分另外一些税，中央和地方之间形成了财权的划分，并在事实上形成了“财政联邦主义”的结构。但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在事权方面却又没有结合财权的划分予以分配，地方事权（从计划生育到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的责任）的比重普遍高于财权，因此除了扩张GDP以及拼命收费外，别无他法克服窘境。据有关研究，与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把更多的支出责任下放给了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中国财政总支出的大约65％集中在省以下的地方政府（上世纪90年代甚至高达80％），然而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权利，因此地方收入与支出严重不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地方间竞争，地方发展都不能不将发展经济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很显然，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能从体制上根本改变分税制后形成的“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做法，将不可能根本解决地方经费不足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改变地方发展当地经济的冲动。

　　第三，对地方政府在过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要有历史的和客观的评价。国际上许多研究转轨经济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转轨之所以比俄罗斯更成功（至少在已往经济绩效上是如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企业家稀缺的经济转轨的初期扮演了积极的企业家的角色。印度的经济学家则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比印度发展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并且具有足够政府权威。北京大学的姚洋则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发现，正是地方政府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经济才得以长期增长，“地方试验性、地方挑战的多样性和执政党的泛利性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三个原因。”

　　在转轨时期，有人曾以为政府越小越好，政府越放权越好，甚至以为市场经济是“无政府的经济”，但世界银行早在1995年就已经否定了这种观点，不再强调降低政府的作用，也不再局限于“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而是大力倡导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任何人，只要客观地看中国的案，就必须承认，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的动机和行为仍有相当值得肯定的地方。只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市场力量越来越强大，企业家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以及多样化的政府目标逐渐浮出水平，地方政府单一抓经济、过度强调增长才显示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性。

　　第四，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和模式本身也处于不断地演化中，并且有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变化的趋势。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像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即使有竞争也是“兄弟竞争”，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从“兄弟关系”成为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这样一种竞争关系的形成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来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甚至成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制度创新最为重要的力量（张维迎，1995）。为了追逐发展，地方政府之间不断加快制度创新的步伐（多样性的制度创新与比较，“撞击反射”等）、其行为也朝着日益合理化，与国际接轨的方向迈进。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地方政府的评价要比我们高得多，对地方公共决策效率的提高不乏褒词，而地方政府亦并非我们想象的那般无能，而是在朝着不断规范化的方向改进。例如，温州政府现在就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典范，它所管理的地区被许多学者们称为“市民社会”，深圳等地则已经从早年低水平的优惠政策竞争走向了构造制度软环境的竞争，政府行为可以说比过去进步了许多。除此而外，地方政府的决策也并不像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低轻率。许多调查发现，江苏和浙江等地的地方政府常常能够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做出较为科学的决策。

　　一切都在变化，地方政府也在变化。在许多方面，地方敢闯、敢试，经常是走在中央前头的。这些尝试和创新的勇气值得鼓励，不应该完全否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不能完全否定，其积极性更要予以合理的保护。

　　在中国古代社会，地方政府是整个皇权政治机器的一部分；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是全国一盘棋的棋子；过去20多年，地方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和制度创新的主体之一；而在当前，伴随着强势的宏观调控，对地方政府的批评空前，有借宏观调控搞全面清算的可能性。比如，南方某地城区建设提出“20年站前列，50年不落后，100年不遗憾”的口号，也被人批评，并特意与宏观调控对立起来。这就让人费解了：城区建设超前20年为错，难道超前2年才是对的？过去，中国城市建设经常被批评为缺乏长远眼光，今天建，明天拆，拆了建、建了拆，而现在地方政府改善自己的行为，有了更加长远的发展眼光，却又被当作“过热”典型来批判，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你让地方政府怎么干才好？事实上，将地方政府的随便什么行为都和“过热”联系在一起，并且只要沾上“过热”就让你惹上一身燥，就暗示你要被“宏观调控”一把，这实在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

　　笔者以为，当前宏观调控中的确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但这种博弈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对立”的关系。事实上，有必要客观看待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要适度保护地方政府在当前宏观调控及今后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并且，在宏观调控中应不致使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断裂，有意无意地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对立，而是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相协调。

　　笔者这提出这样的观点，当然并不意味着笔者认为地方政府的行为是毫无指摘的，或者无须进行改革。恰恰相反，笔者认为，中国各级政府正面临着艰巨的转型任务，特别是要从经济增长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适应中国人均收入进入1000美元、发展理念进入“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方政府的转型也要积跬步而成千里，因此，任何操之过急、让钟摆摆过头的作法，都是不智的做法。

赵晓：中国市场经济有效但是缺乏“诚信”

前段时期，有关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成为焦点问题，国际国内，网上网下都有不少口水之争。在许多人看来，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国际上应按市场经济国家的标准来对待中国；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距离真正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很远的路程，中国的经济转型依然困难重重。对于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当时我的合作伙伴搜狐网在内的多家媒体曾向我约稿，希望予以分析，均被我婉拒，因为我自觉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系统、全面的研究，而我眼目所及，读到的一些研究中国市场化进程或者市场化指数的报告，却又不能让我信服，因而也不敢引以为据。

　　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首先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标准。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可以说，中国搞了20多年的市场经济改革，也没有几人能够讲清楚。但最近看到一位朋友写了一篇小文，倒是很好地阐述清楚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一般人看来，市场就是交易，因此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着交易，就是市场经济国家了。殊不知，市场经济不是一般的交易，市场交易的本质是自由交易，只有交易各方在完全没有外力逼迫的情况下，达到“一致性同意”才算得上是市场交易。显然，自由交易不仅表现在最终市场，为了保障自由交易，首先就需要有一个非垄断性的政治市场（现在人送美名“宪政”是也），在此之上，为了保障交易的创意和思想的自由，还需要有一个自由的言论市场（所以出版、言论、文化的自由必须保障）与思想市场（包括信仰自由、宗教自由等）。如果没有这些自由交易必要条件，则自由交易就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就很难说够格。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粮食”成为第一个带有市场交易性质的产品但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成为自由交易的产品。随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城市，越来越多的产品，包括工业产品、服务进入市场，随后劳动力和技术也逐渐地进入市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也已进入市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应该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但是，总体上来讲，产品的自由交易进程快些，而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易就比较差，不自由的交易也仍然是到处存在。

　　尤为重要的是，覆盖全面，能够保障最终交易自由的一系列制度硬件和软件仍在痛苦建立的过程之中。以笔者的眼光，大概而言，中国的市场经济转型充基量可能也就走了三分之一的路，中国距离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可以说仍然任重而道远。

　　这是我对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简单思考。但在这篇短文中，我想撇开这些不谈，作一些另类思考，着重考虑一个更为有趣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在这个国家，市场机制是否已有效地发挥作用，也许相比简单地讨论中国是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能得出更有意思的一些认识。

　　这些年，我有机会在全国进行调查。当我南北东西奔跑时，出于职业习惯，我经常会询问各地的价格，吃穿住行，不一而足。上世纪80至90年代初期，全国各地可贸易、可流通商品的物价也是有明显差异的。其中，深圳沙头角的东西大概除了走私货外是最便宜的，往往只相当于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城市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沙头角遂成为游客到深圳必去的购物天堂。但从今天看，中国全国各地的物价，如果除去运输费用和中间费用，已经大体相当，利用信息差从中获取暴利的机会可以说大大减少。这说明，市场机制引导了供需，全国各地交易组织和庞大的营销网络已经建立起来，不仅使供需平衡，而且日渐形成一个近乎完全竞争性的全国大市场（这一市场至少在大部分的日用消费品上已经实现）。从这一迹象看，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进步，市场作用的有效性是无可怀疑的。

　　我最近还有一次非常特别的“市场有效性”的体验是在装修市场上。大家知道，装修房子的瓷砖现在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我到建材市场上，要挑选一款纯白的地砖。有一种砖，标价150元／米，看起来似乎不错，已经很让我动心了。但走不远，我发现了另外一款品牌为“博德”的同样纯白的砖，标价高达350元／米，吓了我一跳。价格何以相差这么大？博德的售货员告诉我，他们的砖是一种叫“微晶石”的新产品，其白色的纯度和亮度是普通砖没有比的。于是，我跑到原先那个店，征得同意，抱将过来，将两款砖放到一起，结果无须仔细对照，即可发现，两款砖的质量的确有明显差异：原先那块初看纯白的砖现在变成了“灰色”的砖，釉面也相比薄了许多。这让我相信买博德的砖虽然价高，却是物有所值的。再往市场里面转，我又发现了另外“蒙娜丽莎”的一款砖，和“博德”的砖都属微晶石，但每米还还更贵出30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是“蒙娜丽莎”的品牌更响还是别的原因？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延续前面的经验，我将博德的砖抱了过来，也将两款砖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发现，两款砖都是纯白，但“蒙娜丽莎”还要更白一些，并且釉面也要更厚，蒙娜丽莎的售货员并告诉我，他们的砖吸水率为零，这意味着即使掉下一滴墨水去也不会使砖变黑。这个时候，我服气了。市场是有效的，一分钱一分货，分毫不差。

　　有许多理由说明中国的市场越来越有效。比如，好的产品在市场价格一般要高于劣质产品，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要高于传统产品。海口的海景房和普通房价格有时能差出10倍，但也大体反映出供需的不同，并且有效地调节了需求。在北京你到饭店吃基围虾，如果价格低于38元／斤，你不能买，肯定是假的，58元／斤以上应该大致可信。同样里程的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价格虽然有差异，但大体能反映其性价比，可以说比过去有效率多了，如果能允许更加自由的定价，市场可能会更有效率。诸如此类，我们可以举出好多例子来。

　　还有一宗，中国的股市经常被人批评是最没有效率的，因为它“不能有效的发现价格”。可是，我发现，中国的股价其实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股市的综合、复杂信息，包括体制信息，其涨跌其实都是相当有道理的。这说明中国股市无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无效的”。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弃中国股市而直奔海外市场，则说明全球不同金融间市场的竞争也是有效率的，好的市场日益兴旺，而劣质市场必将在全球竞争中日益“边缘化”。

　　但是，中国市场是否真的变得很有效，以致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呢？恐怕不完全是这样。除了上述正面的证据外，同样也可以找到许多负面的证据。

　　一个证据是中国缺乏弹性的电价。目前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精通价格理论奥秘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为此撰文：中国的电价至少应该涨20％，以调节供需。但是，电价并没有随行就市，有人认为是因为担心民众受不了，其实关键是这个市场根本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在这个“国计民生”的领域，政府既控制着上游的电煤供应特别是价格，又控制着下游的电价，中间还通过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将煤炭发电决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中国到底有多少煤和电的供应和需求，煤和电的价格究竟应该定在什么水平上最有效率，永远是一笔糊涂帐，市场在这个地方是无效的（或者说只能扭曲地起作用，而不能有效地调节），也是做不到出清了。

　　电是这样，许多能源和原材料产品也是这样。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就奉行能源和原材料低价格战略，以哺养缺乏比较优势的国有工业企业。结果这一战略一直待续至今。其结果，长期的能源和原材料低价战略，成为中国企业浪费性使用能源和原材料的根源。很多人批评中国企业能耗高，效率差，却不知道主要原因，是因为缺乏价格信号，当中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长期偏低时，企业自然缺乏提高能源和原材料使用效率的压力和激励。政府不是希望企业减少能耗和原材料的使用吗，最好的办法不是通过宏观调控放慢企业发展速度，而是果断地放开能源和原材料市场。

　　再就是土地。这些年中国引进外资连同经济增长高歌猛进，靠的是廉价的土地和劳工换来全世界源源不断的投资。但是，中国土地是否真的有理由低价？低价的土地与其说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信号，不如说是一个扭曲的行政信号。据经济学家的王建的测算，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平原面积尤其耕地面积稀少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土地利用模式和价格特性应该与美国大相径庭，而更多接近于日本的情况。但现实中，尤其是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布局以及土地价格和土地开发却象是地大物博的美国，大手大脚，不计成本。个中的原因，是土地产权没有落实到农民，因此政府可低价从农民那里征收土地，再以低价甚至近乎免费的价格吸引投资。这样一来，土地市场就成了无效的市场，经济增长难免增加了重重的水份。

　　许多人抱怨，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太高了。其实，按测算，如果中国土地的产权到位，地价到位，房房地产市场变得有效的话，中国房地产的价格还要高出许多。现在的价格事实上是远远低估了，所以才有了工业和建筑用地的浪费性使用，才有了人人想住大房子的不切实际的梦想----要知道，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正教授才住不到100平方米的小房子，中国的年轻白领有什么理由刚工作两年就非要买150平方米的大房子不可？

　　顺便说一句，宏观调控将土地作为调控要害，并严加限制农地的非农化使用，耕地的非耕地化使用，也是剑走偏锋了。从市场有效性的角度，土地一定要由低效率使用转为高效率使用，而政府要做的不是限制这种转换，你也无法限制，而是要想办法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其中关键则是通过土地改革清晰界定土地的产权。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市场，就会发现市场关系仍很单薄，市场在发现价格和调节供需方面还远非有效，厚厚的覆盖着的仍是政府看得见的手的阴影。笔者最近听到了两个关于中国的黑社会的笑话，就像黑色幽默和黑色象征一样，也许可以作为另类思考，让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俗话说“盗亦有盗”，但我听到的一个笑话说的却是中国的黑社会根本没有诚信，因而只处于“初级阶段”的事儿。报上记载，有一位女子，因恨丈夫有外遇而跑去找黑社会，商定以18万元为代价交换丈夫的人头。结果，黑社会收了钱，却没有“做事”，甚至说根本没有“做事”的打算。该女子不干了，愤怒地上门去理论，却遭到暗害。这件事是他的“能干”的丈夫后来在妻子被害后雇人查出来的。

　　另一个笑话似乎更好笑，却又让我笑不起来。在国外（包括香港），据说黑社会绑架人，在拿到赎金后通常都会放人，否则就是坏了规矩。但如今在中国却不同，黑社会绑了人，拿到了金后，不是放人，而是马上撕票。何以如此？据说与富人市场的真实信号的传递失真有关。我们知道，国外的有钱人，基本上可以从坐车和住房上“有效”的辨认，也就是，其外在和内在是一致的。但在中国，外在和内在经常是不一致，甚至反着来的。许多开宝马奔驰，住洋房别墅的人可能是欠了银行或别人一屁股债的“穷人”。这使得以坐车和住房为富人的有效信号来绑架“富人”靠不住，黑社会在绑架“富人”时，只好照顾中国国情，采取吃窝边草的办法，即向最身边最了解、最有底的富人们下手。而富人在被绑架后，自然也比较容易发现是谁绑架了自己，因此，黑社会在拿了赎金后就不得不撕票，以杀人灭口。

　　中国市场经济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没有诚信。而在一个没有城信的市场经济社会，就连黑社会也变得没有诚信。而在市场的有效性方面，如果富人的信号都不能有效地被显示，那么就连黑社会的行为也变形。这大概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黑色的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