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及公司并购活动，动辄引起美国人的争议，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资企业既有钱，劳动力又偏宜，被认为对美国企业构成了很大的竞争威胁。但至少在一个舞台上，它们进入美国时遭遇的意外阻碍却是自己造成的，那就是美国的司法系统。

       我公司和其他律师事务所遇到的一些经验证据表明，中资企业在美国遭遇的法律讼诉正在增多。中资企业面临着某些一般性的劣势，短时间内很难克服。例如，美国很多陪审员似乎表现出了公众的一种普遍不安，认为中国是一种经济威胁，而他们更有可能以为所有中资企业都不择手段，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另外，中资企业还面临着任何企业在国外打官司都会遇到的那些问题，比如不熟悉当地的法律法规等。

        但中资企业也犯下了一些基本的错误，不必要地让自己处在更加不利的位置。第一个错误是一开始就没有为了免吃官司而做好必要的计划。在美国，企业通常是把律师当顾问，他们的职责包括帮助客户防范法律问题，同时保证公司在不可避免地遭到讼诉时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具体做法包括帮助客户起草措辞精准的合同）。在中国，企业经理人往往是把律师看成技术人员，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在官司打起来的时候帮助公司走程序，却不把他们当成战略性的法务规划人员来看待。美国针对中资企业提起的知识产权诉讼越来越多，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如果是一位称职的美国律师，要是中国制造商向其咨询的话，其应当早就会向中国制造商警告说某件产品可能存在知识产权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司法制度跟中国国内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中资企业连它的基本原则都缺乏了解，所以很容易犯下重大错误。


        比如在美国要提起讼诉，预审取证阶段常常很冗长，这期间诉讼当事人要向对方提供相关的材料。而在中国，诉讼当事人不必相互亮牌。当美国律师跟中国客户谈到向对方提供可能不利于己方的材料时，这家中资公司往往觉得律师很幼稚。如果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中资公司不信任它的美国律师，不能够完全遵守取证程序，那么它在法庭上就失去了至关重要的诚信。有一个案子，法官命令一家中资公司聘请我公司，确保存于中国的相关材料在取证阶段得到披露。法官明显已经失去了对这家中资公司及其中国律师的信任，不相信他们能够遵守规则，所以希望得到更多一层保证。

        双方进入庭辩阶段后，相关策略与中国国内比起来还有更多的不同。在中国，上诉往往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也就是说，如果初审法院的法官不同意你所陈述的事实，那么在上诉阶段，你可以重新陈述一遍。但在美国，上诉法院认可初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只会听取上诉人对初审法官法律问题解释的争议。所以在美国，你很少有一次以上的机会来陈述事实，最好是一开头就不要出问题。在中国，双方的较量常常是要等到案件进入上诉阶段后才开始。曾经有两次，有中国客户明确希望采用这种策略，但我公司拒绝做它们的业务。中资企业可能也会简单地以为，它们可以在初审阶段聘请业务不行但收费低廉的律师，然后在上诉阶段花钱请大腕来打赢官司──到头来只会大吃一惊。

        当一家中国当事人输掉官司的时候，还会出现其他一些麻烦。美国司法系统要强制被告赔钱，办法比中国多得多。中国国内的公司有一个臭德性，某一天把公司关了，过几天又用一个新名字重新开张，从而避免缴纳判赔费用，对此于这种策略，中国法院也是无能为力。但在美国，输掉官司的一方如果要是隐瞒资产使之免于被执行，常常会面临严厉的制裁，最高要担负刑事责任。法院常常要求被判赔的一方弄清每一笔资产，以保证任何东西都不被隐瞒。这是一个繁重而费钱的过程，如果被告企图欺骗，则有可能引发藐视法庭的诉讼。

        美国公司理解避免官司缠身的重要性，以及遭遇官司后进行强有力的辩护的重要性。现在中资企业需要学习美国的诉讼规则，以及怎样玩转这些规则。做不到这一点，就像是进赌场玩自己不了解的赌博游戏一样。
原文发表于《华尔街日报》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