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财富

   
13世纪，来到中国的欧洲人马可·波罗，发现了一个令其惊异不已的现象——纸币：

“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

“这种纸币大量铸造后，便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他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币，因为无论他们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卖任何物品。”（陈开俊等译《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无法理解，一张小小的纸片居然就变成了财富，只好归之为中国皇帝专有的“方士点金术”。事实上，马可·波罗看到的，是已经走向通胀的金融系统。而且在此两百多年前，纸币就出现了，在马可·波罗看到的大元“中统元宝交钞”之前，已有多个纸币系统走完了其兴亡周期。

“交子”：纸币的起源

北宋没有统一的币制，当时地方行政单位分为13“路”，有4路专用铁钱，如四川就以铁钱为主。铁钱重而值低，如1匹罗要两万个钱，重130斤，这严重阻碍着商旅。宋初，成都出现了“交子铺户”，专门经营现钱保管业务。存款人把现钱交付给铺户，铺户则给存款人以纸质凭证。当存款人持证提现时，每贯付给铺户30文钱的利息，即付3%的保管费。这个凭证被称为“交子”。

作为“金融证券”，自然要使用高级的纸张。当时四川的高级纸张由构树皮层纤维制造，称为楮纸，“凡公私簿书、契券、图籍、文牒，皆取给于是”（费著《笺纸谱》），所以“交子”用楮纸印制，称为“楮券”。

用可以随时变现的“楮券”从事大宗交易，显然比用笨重的铁钱方便。于是发行和兑换交子渐成一个行业，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这个行业必须随时、随地无条件兑换，于是信用成了行业的立身之本。

交子的面额，原来是存钱时填写，随着业务量的扩张，变为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楮券”。为保障无条件兑换，理论上需要有与发行总额相等的现钱，但随着交子的信用建立，商人间的相互支付越来越多地直接用交子。于是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一部分被保管的现金几乎永远也无需动用。这意味着交子的发行量可以大于铺户拥有的现钱。于是铺户拥有的现钱成了“准备金”，而交子成了纸币——“楮币”。准备金与发行总额的比率则成了“准备金率”。

这种由民间发行的纸币，被称为“私交子”。纸币承担着全社会的交易中介职能，需要有最高的信用保障。而民间业者，或者因为道德风险，或者因为经营风险，难免信用破产，导致大范围的危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

经过十余年的运行与观察，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其流通范围基本上限于四川境内。益州交子务由京官一二人担任监官，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建立了“央企”——造币厂。这是世界上最早发行官方的纸币，比美国（1692年）、法国（1716年）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可见，纸币发源于一种特殊的债务关系——现金汇兑。现金汇兑在我国的起源可追溯到唐代的“飞钱”，“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宋史·食货志》下三会子条）。债务关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从“私交子”到“官交子”，政府信用取代了民间信用。

“无信不立”

然而，政府信用并非天然可靠，自“官交子”发行以来，官方币制屡改。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钱引”以“缗”为单位（“缗”为丝的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准备金”，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币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当时的叶适、戴埴等人就反对发行会子，认为“楮币久远必败”，他们其实是意识到，官家不可能为了信用而严格约束自己的发行冲动。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与之对比，2008年国家黄金储备为1929万盎司，按1盎司=28.3495231克计算，仅546.86吨。可见“会子”发行之滥。

另一方面，政府向民间支付时用会子，而征取于民时却只要现钱。

“官之予民者必以楮，而其取于民者则必曰见钱焉。朝廷散于郡邑者则以楮，而其索于郡邑者则必曰见钱焉。”（《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六六《财用·楮币》）

“天下之输税不责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则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客亭类稿》卷九《重楮币说》）

结果，发行者自己都不要的会子，只能不断贬值。会子的崩溃导致了币制改革，南宋在景定五年（公元1265年）发行“铜钱关子”，铜钱关子虽然号称以铜钱为本，但是缺乏相应的准备金，依然不过是一种无本虚钞，结果是“物价益踊，楮益贱”。不数年，元兵南下，会子、关子便与宋偕亡。

纸币无疑是金融领域的重大创新，它很快被宋的敌手金、元效仿,然而无论金、元，纸币的稳定运行时间都不长。

以元为例，自元世祖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至元灭，97年内几改币制。其中最稳定的“中统元宝交钞”发行于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到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世祖忽必烈承认“钞法之行二十余载，官吏奉法不虔，以至物重钞轻，公私俱弊”。（《元典章》卷1 诏令）可见中统钞稳定运行也就“二十余载”。元政府以改革币制，发行新钞来应对“钞法大坏”的局面，但越改越乱，其结局是：

“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视之若弊楮，而国用由是遂乏矣。”（《元史》食货志·钞法）

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民间转而以物易物，结果是财政崩溃，政府就此垮台。

明洪武八年（1375年），政府立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大明通行宝钞也只稳定了约20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前后，宝钞在一些地方开始贬值。特别是南方两浙、江西、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钞一贯（面值千文），只能换铜钱160文，若按铜钱购买力不变计，用纸币计算的物价已经上涨了6倍。此后，米价显示了恶性通胀，从各种资料查到明代的米价中，其“折俸价”为官员俸禄折米的价格。市价涨幅远高于折俸价，显示官方竭力掩盖宝钞贬值的事实。

到成化年间（1465～1487年）一贯钞只值一文钱。到弘治（1488～1505年）、正德（1506～1521年）年间，钞法已实际上废止不行了。此后明政府放弃了纸币发行。

从1023年北宋政府发行“官交子”到1500年后明政府放弃纸币发行，中国政府用近500年的时间实践纸币系统。这期间中国是全球无可置疑的超级大国，纸币的发行对当时“不发达国家”的人们造成令人目眩的幻象，《马可波罗游记》使欧洲人将中国看成是遍地黄金的人间天堂，希望到东方去实现黄金梦的人比比皆是，恰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人之视美国与美钞。

美国开始发行纸币，是在中国放弃纸币将近200年后（1692年）。两个半世纪后，随着布雷顿森林体制的确立，美元被称为“美金”，成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

信用的基础

布雷顿森林体制规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这就是“美金”之称的来由。其原理与当年的“交子”相似：纸币作为贵金属的符号。在交子发行过程中发现的“准备金率”现象，成为稳定币值的关键。

当年，元中统钞以金、银为准备金，“每钞贰贯倒白银壹两，十五贯倒赤金一两”，为保证纸币的社会信用，在首都和各路设立平准库，确保钞银兑换。纸币稍有壅滞，则“出银收钞”。为了建立纸币的信用，主事“诸老讲究扶持，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行之十七八年，钞法无稍低昂”。（《元史新编·食货志》）

这样谨慎的政策，节制了中统钞的发行，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中统钞7.3352万锭，第二年发行3.9139万锭，14年后的至元十一年增加到24万锭。“如捧破釜，惟恐失坠”般的谨慎培育了中统钞的社会信用。

然而仅两年后的至元十三年，中统钞的发行就猛增为141万锭（《元史·食货一 钞法》）。政府开始滥用其辛苦建立起的信用。结果中统钞的稳定仅保持了十七八年。这样的案例在货币史上比比皆是，于是许多人认为纸币的信用基于其背后的贵金属。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希望恢复金本位，这其实就是让纸币与某种贵金属挂钩，成为某种贵金属的兑换券。

这个思路将纸币的信用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用贵金属的稀缺性来遏制滥发纸币。那些恢复“布雷顿森林体制”的主张，背后就是这一理念。

这一理念可行，其必要前提是，贵金属的生产、发行量与社会的交换需求匹配。而历史经验表明，这是不现实的。我国自唐代以来，主要的货币是铜钱。我国是铜矿稀缺的国家，稀缺性一方面保障了铜钱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导致了通货紧缩——“铜荒”。明隆庆元年（1567年）之后，西方殖民者用南美的白银与中国交换茶叶、纺织品、瓷器等，白银的流入，缓解了铜荒，然而到了1830年，西方开始转向金本位制，被淘汰的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又导致了通货膨胀。（见韩毓海《明清500年兴亡》）

可见靠贵金属的稀缺性来保证货币的信用，是不现实的。那货币的信用到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张杰从信用货币与财政货币的角度观察问题。认为先秦的“布币”、唐代的“飞钱”、宋代的“私交子”等均源于商业信用，沿这一机制发展，就是商业货币；而先秦的刀、铲、环、贝诸货币，汉代的皮币、铜钱，宋以后的官交子等，依托的是神权和行政权力，其目的在于政府的“利柄”，属于财政货币。（见张杰《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货币金融评论》2009年第9期）

在张杰看来，“货币源于商品交换。亦即货币原本不是国家的象征，而是商品的外化”。因而，只有“商业货币”才是货币发展的正道，而中国的货币演化，由于行政权力的干扰，被扭曲成了“怪胎”。这个理论的背后，其实是将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视为两个“孤立体”，将政治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影响视为外部干扰。“因为货币关系的发展程度，是与整个商品生产的发展相照应的，政治上的强制毕竟是外在的和暂时的”。（同上）

但这种“孤立体”的思维，不符合历史事实。在我们知道的所有社会中，经济与政治都是紧密相关、相互影响的。首先将“商品经济”置于不可置疑的基准地位，以此来评价政治系统的作用，这不是科学研究的思路，而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说教。它甚至无法解释当前欧元与欧洲债务危机的关系。欧元由欧洲央行统一发行，而欧洲的财政却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的财政，这被许多学者视为欧洲债务危机的症结，认为它甚至有可能危及欧元的存在。可见离开了对政治体系的考察，根本无法理解货币问题。

现代社会的纸币，被称为“主权货币”，由国家依靠行政权力发行，其信用建立在国家信用之上。它更接近于张杰所称的“财政货币”，而非“商业货币”。问题在于国家信用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从货币流通的层面看，它取决于社会通货需求与发行量间的平衡，维持这种平衡，绝非易事。这就是初发中统钞时，当局为何“日夜战战兢兢，如捧破釜，惟恐失坠”的缘故。

然而，中国近500年的纸币实践一次次以破产结束，究其原因，历代学者总是关注两点：其一是财政开支膨胀，其二是税收不敷使用。其结果导致当局超额发行货币。此门一开，如吸鸦片，还未见哪个政府有戒瘾成功的先例。相反，个个都落入了增发→贬值→经济混乱→税收不足→维稳成本上升→再增发的陷阱，直至财政、经济崩溃。北宋、南宋、金、元、明，直到“国民政府”，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