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得到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升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重大领域的突破，“中国模式”逐步形成。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中国模式”得到了升华。    关键词：“中国模式”，形成，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发展
    “中国模式”是当今国际社会的时髦用语，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有关“中国模式”内涵，目前尚无统一和明确的界定。笔者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的“框”，而是特指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彻底反思“苏联模式”、借鉴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和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而形成并不断升华的独具特色、充满活力和富有成效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体系。“中国模式”具有特殊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以惠及民生为发展核心，以改革开放为发展动力，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有机结合为主要特征，以推进中国特色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为重要支撑，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主要目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升华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紧密结合并相互推动。
    一、“苏联模式”反思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初探索
    “中国模式”最终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初，首先遇到的就是如何选择新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按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设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P665） “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1]（P671-672）因而，新中国的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毛泽东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作了深刻论述，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国纲领，中国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等。
    然后，迫于外部压力和认识上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实施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模式，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新事物，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能把目光瞄准先于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并“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体系。在对待“苏联模式”问题，1953年毛泽东在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2]（P45）并认为苏联的经验“将帮助我们在中国经济建设过程中尽可能地避免许多错误和少走许多弯路”。 [2]（P332）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最初采取的是照搬的方式。正如毛泽东曾讲到的：“我们革命有经验，在建设上我们的经验甚少。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3]（P113）既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经验，也包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我们在搬用“苏联模式”的过程中，不仅搬取了“苏联模式”中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相联系的正确的因素、苏联经验中与我国情况相适应的部分，而且搬取了“苏联模式”中的弊病以及根本不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东西。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双重结果：一方面，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诸多体制机制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并在许多方面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步伐。毛泽东比较早就注意到“苏联模式”中存在的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问题，并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只能搬’，也不尽然。我党历史上有一部分人犯教条主义。”[3]（P108）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主要应该从中国的情况、处境和所处的时代等特点出发。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走自己的建设和发展道路，还需要对“苏联模式”中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体系进行重新认识，并通过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取得新的成果。
    “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集中体现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1958年，毛泽东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作了一些分析。认为，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有许多问题，斯大林自己没有搞清楚，因而导致苏联经济模式存在许多不可克服的弊病。比如，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问题上，对轻工业和农业不重视，结果吃了亏；对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得不好，没有照顾到人民的生活，“一条腿”走路；只着重讲技术，讲技术干部，只要干部，不要政治，不要群众；在工业问题上，注意了重工业，没有注意轻工业，重工业内部相互关系上，没有提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只讲经济基础，不讲上层建筑。“苏联模式”是在斯大林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毛泽东总结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从纠正斯大林的经济理论入手，进行理论上的分析，这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轮廓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论述。他强调：“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5]（P720）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问题，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P717）的重要论断，而且指出可以考虑开办私营工厂、搞国营或搞私营投资公司；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受此启发，陈云在中共八大发言中正式提出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丰富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写的《十年总结》中进行了概括。认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客观经济规律”。[4]（P213）
    二、“中国模式”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以及探索和总结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从根本上实现对“苏联模式”的超越和发展，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确立和不断推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在这过程中，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模式”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模式”的出现，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一些重大领域的创新和突破，就不会有“中国模式”的出现。同时，“中国模式”的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模式”首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为此，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是受“苏联模式”的认识影响，而苏联本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又说，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苏联模式”中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生产资料单一公有制，加上计划经济，再加上无产阶级专政。这显然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P373）显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致富。这是“中国模式”贯穿的一条主线。对中国来讲，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就显现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应当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看作衡量各种体制和政策长短优劣的根本标准。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指出“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7]（P275）
    “中国模式”的形成同中国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当中国再次面临新的选择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指出：“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7]（P237）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P150）并强调：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但“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7]（P82），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为了避免改革带来大的动荡，中国创造和采用了“摸着石头过河”和区分轻重缓急的渐进式改革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可谓一对孪生姊妹，共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开放”一词，他告诫全党“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6]（P363）。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醒，“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7]（P368）
    突破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举，也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1958年以后，中国在反思“苏联模式”时进行过多次经济改革，但这些改革都没有触及计划经济和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根本，成效并不显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经济改革本质上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正如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的，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对《决定》作出高度评价，认为《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7]（P83）。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经济资源。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传统“公认”提出了挑战。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研究所主任林达光时就谈到，“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6]（P235）从而肯定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和姓“资”问题。沿着这种思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得到不断深化和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这就给中国如何认识和实现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严峻挑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分配，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结果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很好发展，而且实际上带来了共同落后，共同贫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了这一认识基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探索有了重要突破：发展个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采取允许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吸引外资，发展外资企业；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等等。在通过什么样途径来实现共同富裕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发展战略。同时，邓小平提醒人们注意，要防止两极分化现象发生。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7]（P110-111）邓小平还明确了检验社会主义改革成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度流行的观念是，斯大林确定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各国可以和必须效法的唯一楷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也照搬苏联现成的现代化建设模式，但很不成功。由此迫使中国共产党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要以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对内积极推进科技、教育工作的发展；对外努力探索与外部世界联系的新路径，以促进先进技术的引用。中国的现代化还需要立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等特点。邓小平强调，中国现代化建设“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8]（P312）对中国来讲，现代化建设速度应该是“台阶式”，并提出和实施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建设，而是涉及到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同时，现代化建设还必须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稳定的重要性，认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7]（P284）
三、“中国模式”升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不断完善
    1989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国模式”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国内极“左”思想开始回潮，质疑改革开放政策的声音有所抬头，甚至为“文化大革命”的被否定而喊冤叫屈。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再次跌入低谷，西方社会甚至预言，21世纪将把社会主义送进历史。面对复杂和尖锐的国内国际环境，是走回头路，还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再次面临重大抉择。在这关键历史时刻，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关“主要是防‘左’”，“姓‘资’姓‘社’”，“社会主义本质”等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再次为中国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通过以江泽民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深入探索，“中国模式”实现了新的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得到不断完善，这集中体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模式” 已给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话语和范式。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并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对立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色。但这有一个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9]（P226-227）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问题上认识迈出实质性一步。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总量比美国、日本、俄罗斯、整个欧洲之和还要多，通过经济快速发展成功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是“中国模式”的魅力所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领导集体在发展与惠民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索。江泽民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和总要求，也就是“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1]（P543）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等问题上实现了重大转折。中共十七大详细阐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2] （P14），强调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从改善民生入手提出了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五大目标，也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相支撑推动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成为“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被看成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并在不同时期赋予了新的内容。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化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呈加速态势。进入21世纪，信息化浪潮不断席卷全球。在此背景下，信息化逐步进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领域，并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十六大在总结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根据信息化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提出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11]（P545）到了中共十七大，信息化作为一个单独方面，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12] （P14）。中国还特别强调自己城镇化道路的特殊性。认为中国是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中国不能按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走，中国的城镇化是既要解决现代化的战略问题，又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解决“三农”这类现实问题。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不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不掌握某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将受制于人。江泽民指出，科技进步与创新是发展生产力的决定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强调“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如果不能创新，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0]（P392）。胡锦涛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12] （P21）并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要动员全党全社会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进一步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中国科技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
    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制约，经济建设要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协调。在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上，长期以来主要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来理解，通常把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的稳定作为既定前提。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逐步认识到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角度来把握。江泽民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贯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9]（P532）。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了包含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胡锦涛则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13]（P730）中共十七大进一步从科学发展观阐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认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12] （P15-16）从而，明确把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等协调发展为作为重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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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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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邓小平思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作者：杜人淮 来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0年第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