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坚持和正确运用了《资本论》全部理论的“硬核”

　　著名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mrelakator）认为，任何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均有一个公有的“硬核”。唯物史观作为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研究和论证中得到详尽的证明和具体运用，是马克思《资本论》全部理论的“硬核”，并被马克思看作“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32。恩格斯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明确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1]38列宁也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密切关系：“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10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坚持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原理和方法为理论支撑，逐步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唯物史观告诉人们，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为主线，人类的一切发展都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主线。马克思《资本论》沿着唯物史观这两个主线，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生产力是以牺牲人本身的发展为代价的本质，而且把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有机统一明确为资本主义替代社会的发展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生产力发展和人本身发展的有机统一，既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同时又要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实现人本身的全面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点，也是设计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点所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就是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结晶。“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成为衡量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而且是设计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把握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本身的发展的有机统一这一基点。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就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为了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各种不平衡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平衡以及经济发展本身出现的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不平衡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和以人为本恰恰是唯物史观的集中体现和核心问题，“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更加闪烁着唯物史观的思想光辉。不仅如此，统筹兼顾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体现着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内涵。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支撑。
    《资本论》以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是一部理论体系严密而完整的经济学巨著，并自始至终贯穿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我国社会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仅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而且也没有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关系。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远不是马克思所说的扬弃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后所建立的那种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应当也必须是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是要从理论上回答怎样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某些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基于这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并集中体现在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和交换关系等领域。在所有制关系上，明确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适应较高程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能从全社会角度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和要求，需要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为了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社会化程度的多层次特点，应当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从宏观上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分配关系上，明确了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不仅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决定，而且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交换关系上，公有制占主体并允许非公有制存在和发展的所有制关系的存在，决定了个别劳动不能直接作为社会劳动来交换，而必须折算成社会劳动才可以交换。这种交换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既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时又能发挥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优势，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资本论》的科学原理是同其科学精神——与时俱进的品质紧密交融的，是唯物史观视域中抽象的一般原理与具体的现实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不断克服不顾社会和历史条件变化，僵化、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它一方面坚持了《资本论》提出的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又根据我国的实际和时代的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系统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在以下三个层面内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其一，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其二，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以满足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主体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其三，把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其它方面的建设看成相互联系的整体，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使之互为条件、相互作用，从而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范畴普遍联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中的一般经济原理和规律

　　人们通常认为，既然《资本论》发现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776其得出的经济理论观点和结论，反映的就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规律。不可否认，马克思创立的《资本论》，其批判的目标指向非常明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资本论》中包含一切社会都适用的一般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10尽管这里的“现代社会”特指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资本论》是把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它的特殊社会实现形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为此就必然要阐明有关社会经济运行的许多一般原理和规律。即使是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阐述的一些原理与规律，如果抽去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适用性。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资本论》的一般经济原理和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1．继承和发展《资本论》中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般原理和规律。《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是从商品开始的，抽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其揭示的有关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许多一般规律，对于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中国仍具有一般性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揭示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一般规律，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并不直接调节或影响资源配置效率，而是以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准，靠竞争、供求和价格三大市场机制为外在作用形式来强制地迂回地发挥其作用，从而迫使企业依据市场的变化，不断调整资本的有机构成，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通过一再批评穆勒，指出商品、价值、货币、市场、市场机制等范畴本身都不具有阶级性，可以与多种社会经济相结合，不能与特定性质的社会经济划等号，也不能用商品经济来说明和判断任何生产方式的特点。正是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6]4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形成与完善阶段，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了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充分尊重和发挥价值规律，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等一系列市场配置资源的论断和理论。
　　2．继承和发展《资本论》中所有制概念下的产权理论。马克思是最早在所有制概念下涉及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西方产权学派代表人物S·佩乔维奇甚至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位有产权理论的社会科学家”[7]36。《资本论》在所有制概念下对产权理论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制范畴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表现为经济权利，是经济主体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对客观生产条件的所有、占有、支配、使用而获得收益的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法权，是法律主体对占有对象的支配权利。前者是本源，属经济基础的范畴，后者是前者的法律表现形式，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并且，随着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和技术进步，一项独立的所有权可以分解为所有、占有、支配、使用等多项权能，归属多个不同的经济主体，并获取相应的收益。结合这一理论，马克思深入细致地研究了资本主义股份制、信用和虚拟资本等范畴。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党作出了对国有经济进行产权改革的战略决策，提出在控制力上体现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完善新型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等一系列国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理论。
　　3．继承和发展《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和流通的基本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在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诸环节中，生产在总体上和多方面形式上具有支配和决定作用，分配、交换与消费就单方面而言对生产也会起决定作用。例如，消费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但同时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一方面，“产品只有在消费中方成为现实的产品”，另一方面，“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创造出生产的动力”。[1]9该原理表明在社会再生产和流通领域中，生产的扩大会促进就业的增加，提高居民收入，从而扩大消费；同时，生产应根据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和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来进行。因而，在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各部门内部和各部门之间，以及生产、交换、分配和需求之间应保持规模和结构上的适当比例。根据上述原理和规律，我们党提出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保持各部门之间和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及调节收入分配，深化金融、财税、投资体制的改革等一系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理论。
　　4．继承和发展《资本论》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马克思在研究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时，揭示了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与内涵的扩大再生产的原理，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原理，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变迁的原理。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等理论，就体现了与《资本论》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的一脉相承关系。
　　5．继承和发展《资本论》中的劳动和劳动价值基本理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和源头。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国内价值还是国际价值，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源泉；无论何种劳动，都在价值和财富的创造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活劳动是商品价值形成的基础和核心，资本、土地等客观生产要素尽管本身不可能增加任何一个价值原子，但对商品价值的最终形成作出了贡献。其贡献不仅在于客观生产要素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生产的必要条件，还在于客观生产要素背后的所有者通过竞争手段最终决定商品能否在流通领域实现“惊险的跳跃”，以及获得多大的现实价值。然而，在涉及价值分配时，资本主义社会否定了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源泉”作用，仅按投入生产的要素所有权来进行分配，并以法权的形式加以强化。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党结合当代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实行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原则，维护了劳动者的权益，是对马克思关于活劳动“价值源泉”规定性的回归；而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将该原则纳入我国的分配制度，则是根据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抽去了马克思阐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价值分配等范畴关系时所涉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继承了其一般原理——客观生产要素本身及其所有者在价值创造与实现中作出了贡献。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拓展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进一步拓展了《资本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有其统一性的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由于不发达国家或非资本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4]762从而选择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对此，马克思还批评了俄国民粹派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概述演绎为“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吗？”[4]762然而，为了避免陷入乌托邦，他对未来社会的描述是慎之又慎的，正如他所宣布的，“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416因此，马克思并没有为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包括中国，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提供一整套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完整答案。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就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科学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依据时代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和论断。
　　1．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批判，科学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自由人联合体占有生产资料，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人的全面发展，直接按比例计划配置社会劳动时间，按劳分配，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理论概括，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对此，我们党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从最本质的角度出发，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就是既促进经济的发展，又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就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就是社会和谐。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深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破浪前行。
　　2．创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起点和任务问题。尽管《资本论》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了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道路选择问题，但对在进入“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之前究竟要经历哪些具体阶段，并没有予以回答。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搞清楚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基本国情，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依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我国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现实起点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党通过制定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从总体目标、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等方面，科学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经济基础。其总体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目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3．拓展“生产方式”范畴，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手段”及其性质问题。把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是我们党的重大理论创新。《资本论》对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揭示，是建立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基础上的。在该原理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具有因果性质的规律，必须以在特定方式下进行的生产活动即生产方式作为中介。生产方式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仅具有决定论的色彩，而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性。一定水平的生产力在以特定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中得以应用和发展，也正是这种以特定方式进行的生产活动再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正是由于处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环节，生产方式才兼具了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改革开放前，我们对《资本论》论及的生产方式范畴关注不够，把市场经济归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认定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经济，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制约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依据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基本国情，结束了长期困扰人们认识的束缚，果断提出了“手段论”，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既反映和体现了市场与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又反映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示出巨大活力，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实现从“革命主题”向“改革开放主题”转换，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动力问题。如何正确认识革命与改革的转化关系，或者说，在完成以消灭剥削、消除阶级对立为目的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还要不要革命，采取什么方式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作出明确地回答。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构想是原则性、初步性的，他生前对“后世”不具开药方之责，只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是一切社会形态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恩格斯告戒我们，“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9]69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地回答并解决了“革命主题”向“改革开放主题”转换的问题，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一场伟大的试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实行对外开放的长期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坚持“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坚持“十个结合”；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和战略思想。
　　5．建构超越“生产主义”的现实路径，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科学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作出的重大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杰出的代表。《资本论》极其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发展观——生产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只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10]278这种以抛弃人的主体发展，以及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代价的生产方式，终究要被“炸毁”。自由王国只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的“彼岸”，那里“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4]644人们“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0]928尽管马克思意在告诉我们，真正的物质生产的“彼岸”在于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合规律与合目的统一，但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超越“生产主义”的具体现实路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不断破解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在人本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内在统一的建构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理论，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的理论，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关于做到“五个统筹”、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关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关于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等等，形成了科学的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是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邓小平文选:第3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 Joseph E. Stiglitz et al. Edited by Arnold Heertje. 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State. Basil Blackwell.1989.
[8]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本文已发表于《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错是没错，
但是最近在生产关系的发展上有些问题，
最关键的是利益分配上，不是政策说了就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