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发生14天后，灾区重建工作即全面启动。代表官方的甘肃省发改委宣布了一个重建时间表：灾情统计和灾损评估将于8月下旬完成，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将于9月中旬完成，同步开展规划编制工作，预计10月上旬编制完成灾后重建规划。重建任务预计两年内完成。　　这是典型的中国速度。
　　当有关部门作此宣示的时候，灾区正值雨季汛期，堰塞湖处理和泥石流清淤正在进行，洪水尚未退去。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迅速公布重建时间表，想必有着稳定民心，提升民气的考量。但是，这样的时间表可能是轻率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
　　舟曲地质情况复杂，县城周边存在大量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泥石流导致堰塞湖等将使情势更为复杂。因而，县城究竟是在原址上重建，还是另外寻址，都尚难确定。就此作出决策，显然需要一定时间。
　　用一个多月时间完成重建规划，能否做到合理、稳妥？而没有合理稳妥的规划，如何实现有关部门所言之未来舟曲防灾能力将提至几百年一遇的水平？
　　这种匆忙启动的重建所带来的恶果，已经开始彰显。汶川民众今夏再次遭遇重大损失，昭示了灾后重建的中国速度之不可取。
　　汶川震后，基于种种原因，各级政府追求重建速度，实施了“三年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该目标的完成期本在今年9月底。
　　然而，入汛以来的几场暴雨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重创汶川等四川地震重灾区。高速完成的灾后重建成果毁于一旦。
　　公众有理由提出疑问：当初在制定重建规划的时候，有关部门对大地震可能造成的地质隐患是否作了充分考量？如果经过周全考虑、审慎决策，是否可以避免今年的重大损失？
　　任何重建，必须以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为前提。今年所发生的各种灾难，不论是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东北水灾，固然有不可抗的天灾因素，但人祸仍应对灾难之严重承担主要责任。
　　以舟曲为例，上世纪50年代初，该县尚有“陇上小江南”之称。但此后，舟曲生态环境遭受一轮又一轮破坏。从“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到90年代的GDP增长竞赛，各级政府纷纷对森林、矿产资源展开掠夺性开发。
　　据统计，从1952年8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1990年，累计采伐森林189.75万亩，大片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近些年来，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10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生态环境遭到毁灭，以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年甚一年。
　　因此，舟曲重建，首先需要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的人为原因进行反思。反思经济增长模式，反思如何约束政府官员权力，并应考虑适当追究某些部门和个人的责任。
　　在此基础上，再考虑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的重建规划。短期可旨在帮助民众暂时恢复正常生活；中期旨在建设地方基础设施，尤其是灾害防护设施，完成永久性房屋的建造；长期旨在重建人与生态的关系，恢复生态。
　　灾后重建，还应成为规划编制过程变革的一个突破口。种种规划的制定，应当开放决策过程，允许民众广泛参与。正常的城镇建设规划都应如此制定，而不应由权力主导。
　　甘肃省官方提出，规划编制工作由国家层面牵头。然而，对于重建规划之编制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个山头、某条谷底的地质、生态状况的“地方性知识”，“国家层面”的各部门和专家未必掌握，倒是普通民众经由生活经验对此多有了解，而这些知识，乃是合理的、可靠的重建规划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重建须以当地民众的意愿为指针——重建的要旨不是重建道路、建筑，而是灾区人民重建自己的正常生活。
　　为此，重建之权在民众，城、镇、村落定址于何处、道路修到何处、房屋为何种风格、如何纪念死难者等等，都应由民众参与决策。具体的实现渠道可由各级人大主导，吸纳民众参与，专家提供专业意见。
　　舟曲之灾乃是扭曲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舟曲重建当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框架内予以重构。
　　综观年复一年发生的灾难及灾后重建过程，不能不说，中国的灾后重建机制存在重大缺陷。对灾难的人为因素，通常不予问责；对灾难的发生，政府没有全面调查起因，即匆忙投入重建；重建过程中，各级官员忽视民众诉求，盲目追求政绩。
　　现在是改弦更张的时机，否则，一方面原有的灾祸肇因无法去除，另一方面仓促的重建或又成为新的灾难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