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任朝鲜成为第二个越南

[2830]　(2010-09-02)

　　一、被忽视的礼节 　　在古老的中国传统中，“郊迎”是一种非常高的礼遇。 　　在中国古代,“郊迎”就是具有重要政治地位的主人亲自到城外迎接来访者。在一般情况下，主人都是在自己的府邸等候和接待来客。正由于这一礼节是如此的重要，因此中国古代历史的写作者都会以一种恭敬的心态，郑重记录几乎所有“郊迎”事件。 　　在某种意义上，最近前来中国的金正日就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郊迎”礼遇：胡锦涛总书记离开北京，到长春会见这位朝鲜最高领导人。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这种情况并不多见。这可以反映出当前中朝关系在双方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可思议的是，消息灵通的海内外分析者竟然不约而同地忘记了分析这个礼节的内在意义，于是轻视了这次峰会的真正涵义。 　　在中朝官方正式报道此次中朝会晤之前，很多国内外分析家过于简单地认为金正日此次来华，主要目的是为了把接班人介绍给中国，并且争取中国对遭受水灾的朝鲜给予援助。这样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但其战略视野无疑是狭窄的，并没有看到这次峰会的全部战略意义。 　　显而易见，如果金正日此次访华只是为了解决救灾之类的问题，那么他就应该到北京去。这样才符合他作为求助者的身份。但事实却是，他并没有到北京，而是在与朝鲜接壤的吉林、黑龙江进行了长时间的考察，并且在吉林省与胡锦涛总书记进行了会晤。 　　其实，只要稍有政治头脑并愿意无偏见地分析问题者，都可以从上述事实中读出一条重要信息：金正日在中国东北的访问，并不是“怀旧访古”那么简单；他并不是作为单纯的求助者来访，而是带着某种事关中朝两国重大利益的东西而来。 　　尽管现在还难以获得更为详尽的信息，但从新华社的报道中，已经找到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基本可以肯定，正是当下的国际形势，而不是朝鲜的国内形势促成了这次访问。新华社的报道指出，“金正日这次是应胡锦涛的邀请，从8月26至30号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留意中朝关系的人士都会注意到，这次“非正式访问”距离上次中朝高峰会谈仅间隔三个月，这足以说明这次访问具有某种紧迫性，旨在解决某些双方都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报道来看，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但这只是一个话头；从这个话头，显然已经产生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走向。它们很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决定着东北亚的新格局。 　　二、中国重担盟国义务 　　在中朝长春峰会上，中国多年来第一次重新承诺将担负起对朝鲜的盟国义　　如果我们还记得苏联解体以来的中朝关系史，那么就不会忘记中国长期以来对于朝鲜的冷淡态度。至少在中国外交官员看来，朝鲜是一个封闭落后贫穷因而不具有交往价值的国家。但是今年以来，在美国采取步步进逼的挑衅战略的险峻形势下，这种具有典型市侩心态的经济至上主义看来已经名声扫地。在近期“天安舰”风波引起的新一轮朝鲜半岛危机中，中国决策者断然采取强硬路线，逼迫美国作出让步，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唤醒了自己沉睡近三十年的地缘政治意识。 　　这次会谈正是黄海博弈的续着。胡锦涛总书记谈到中国通过影响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遏制了国际反朝势力的冒险主义行动。这充分表明中国对于前一阶段的黄海博弈结果感到满意。同时，“中方主张有关各方为推动朝鲜半岛局势逐步转圜作出积极努力，缓和当前紧张形势”，这其实是告诉美国和韩国：你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错误的，中国不会容忍任何势力改变朝鲜半岛现状。 　　有意思的是，中朝似乎都没有提及“天安舰”事件。这表明中国已经假定“朝鲜不是‘天安号’事件肇事者”。而且中国显然认为，即使朝鲜在“天安舰事件”中扮演了挑衅者的角色，也不应再行追究。这样一来，朝鲜非但不必表示任何自责，反而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和平卫士”的身份与中国并肩站在一起，对美韩的所作所为指手划脚。 　　在美韩看来，中国的这一立场是具有偏袒色彩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却足以证明中朝两国的盟国关系得到了强化。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大国必须偏袒陷入争端的弱小盟国。美国正是这样一贯袒护以色列等国的，并通过这种袒护行径彰显了大国风度。但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韬光养晦”哲学显然试图回避对盟国的义务。事实上，自从苏联解体后，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朝鲜半岛危机中断然抛弃“各打五十大板”的假道学立场，转而采取有明确倾向的立场，从而亮明了与朝鲜的盟国关系。 　　这是中国外交思维的一个重要转变，虽然不符合外交部的思维定式，但显然是来自最高决策层的决定。 　　三、朝鲜返回中国星系 　　朝鲜方面显然也经历了一次外交思维的革命。思维幼稚的人士，往往不假思索地断言金正日是一个封闭保守的独裁者。但这是闭目瞎想出来的可笑谬误。其实，金正日在冷战时代是一个亲苏派，在后冷战时代则表现出亲西方的姿态，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开放视野”的人士，而并不是什么“封闭保守”分子。相反，他希望成为朝鲜的邓小平。不幸的是，他对中国抱有某种也许可以原谅的戒备心理，因而一厢情愿地希望建立一个重点面向美欧的对外开放体系。他的悲剧在于：朝鲜也许有邓小平式的改革家，但却没有一个拥有毛泽东一般胆识和力量的巨人，能够为他打开面向美欧的大门。于是，尽管他使出各种手段，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他的所有努力都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的敌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强烈。 　　在进入风烛残年之时，金正日不得不接受现实，寻求在与中国的同盟关系中获得生存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在这次长春峰会上，他表示朝鲜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立场没有改变，不愿看到半岛局势紧张，希望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推动早日重启六方会谈，维护半岛和平稳定。这些都是冠冕堂皇的官话，双方真正的幕后运作，很可能有异于此。这个问题，容后再叙。 　　真正值得重视的金正日言论，是他对于中朝友谊和双边经贸合作的表态。 　　据新华社的报道，金正日在会谈后的晚宴上强调：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下，将中朝友谊的接力棒顺利交给下一代人，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对此，胡锦涛表示：推动中朝友谊不断向前发展，并世代相传，是双方的历史责任。由上述对话，可以推断：金正日已经郑重向中国方面“托孤”。我们无法断定这个“孤”就一定是金正银，但金正日这个姿态足以表明他已经决定把中国作为朝鲜唯一的依靠。同时，中国也表明自己完全了解朝鲜的接班安排，并将继续支持朝鲜政府。 　　这样，一度试图游向“国际社会”的朝鲜终于回到了中国星系的轨道。 　　四、中朝经济圈？ 　　这次会谈很可能对中朝星系建设问题作了布局。 　　在长春峰会中，中朝双方都表示有意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可以推断，这可能正是金正日长时间在吉林、黑龙江视察的原因所在，也是胡锦涛远赴长春与他会谈的原因所在。峰会地点的选择，已经悄然确立了吉林、黑龙江在未来中朝经贸合作中的枢纽地位。 　　如果说在黄海危机期间，美韩的威胁是使中朝接近的动因，那么一旦危机过去，经贸合作就将成为维系双方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础，也是今后朝鲜在敌意重重的国际环境中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前提。 　　据报道，金正日在华期间，先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考察有关机械制造、轨道交通、化学工业等项目。他说，看到吉林的变化发展，深受震动，感触良多，他还说要加强朝方同中国东北地区的交流合作。对此，韩国的李明溥奚落说，让金正日看看中国经济发展，这是件好事。但这番评论未免证明他太缺乏远见。其实，在金正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赞扬后面，很可能存在着令李明溥恶梦起伏的宏大计划。 　　这就是中朝经济圈。 　　如果这次金正日带着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那么很可能就是推动中朝经济一体化的初步设想。双方把会谈地点选在长春，本身就是极富于暗示性的。我们由此至少可以推知：中朝间紧邻的几个省、道将开始探索经济一体化的可能路径。虽然现在说“一体化”似乎显得太着急，但倘若过于自信地排除这一前景，则无疑是缺乏想像力的。 　　现在的问题是：中朝能够在哪些领域推动经济一体化进程？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题目。但似乎可以断言的是，博彩业不应当成为首选。金正日考察吉林制造业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比较现实的答案是：朝鲜利用其优质而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业提供零部件甚至成品，中国则向农业生产条件不佳的朝鲜出口粮食等产品。事实上，近年来朝鲜的一些工厂已经在为中国企业提供产品。 　　由于双边贸易的互补性，我们不必担心朝鲜劳动力会使中国劳工失去饭碗。这正如我们不必担心德国汽车零部件会使中国汽配企业工人失业一样。 　　五、失落的中国外交大战略 　　中国的东北亚新战略，反映出中国决策者们试图重新找回大战略思维的传统。这种传统，曾经贯穿了整个毛泽东时代，但被“韬光养晦”策略所中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决策者们习惯于用地缘政治的眼光看问题，努力建立遍布全球的战略盟国体系。 　　在毛泽东时代的极盛期，中国成功地在周边布设了一道用于隔离美国势力的防火墙。这道防火墙，是中国在朝鲜直接与美国交手以及在越南与美国间接对抗的结果，也是在全球范围内“输出革命”的结果。由于这个时期的努力，到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拥有一个十分安全的国际环境：有限核威慑战略有效地遏制了北方苏联的军事冲动；1962年中印战争的结果，使得印度三十年不敢轻举妄动；巴基斯坦干脆全面倒向中国；朝鲜试图采取一条在中苏之间平衡的路线；越南尚在恢复战争创伤：东南亚邻国遍布中国支持的游击队，迫使其政府必须向中国示好以求和平。 　　现在回顾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可以总结出很多强有力的潜规则。这里不妨略举几条： 　　——友国的贫穷是我们的财富。那个时代的外交决策不把穷朋友视为一种不必要的负担。相反，那时的中国善于结交穷朋友。事实上，与穷朋友的关系更容易维系，因为我们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就可以赢得对方的友谊。 　　——外援是外交的不可缺手段。“平淡如水”的君子之交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如果我们不肯出钱出枪帮助邻国抵御敌对势力，那么就得准备牺牲国民和经济以反抗侵略。因此，毛泽东时代出现了“勒紧裤带支持朋友”的现象，这换来了中国的安全以及国际地位。 　　——不鼓励邻国成为新兴强国。1971年，当美国的越南困境日益显现之时，中国选择了与美国和解，并且推动越南内战停火。同时，中国一边跟缅甸等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一边公开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武装反抗运动。这些现象显示，中国希望保持一个有利的周边力量平衡格局。 　　这些潜规则在当时是无法形诸文字的，因为它违反中国公开宣称的外交原则；即使今天谈论它们，也仍然是富于争议的。但它们确实在影响着七十年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并且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后的实用主义短视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安全态势。七十年代末，中国选择与越南交战；八十年代初，中国放弃对东南亚亲华势力的支持；九十年代中，中国对陷入经济困境的朝鲜采取鄙视和冷落的态度……这样，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每当中美争端兴起之时，中国就必然恼火而尴尬地发现：自己的贸易伙伴遍天下，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在中美争端中站出来支持中国。 　　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的台海危机中，中国总是发现自己不得不孤独地面对美国的军事威慑。 　　这种结果，是中国外交界经济至上主义所结出的恶果。多年来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其他国家都试图把外交部办成不流血的国防部，而中国外交部却被办成了爱流泪的外贸部。中国外交官习惯于把经济利益（赚钱）作为检验对外交往成果的唯一标准，因而断然采取了一种嫌贫爱富的行事准则。毛泽东时代的外援政策被视为一种不赚钱的赔本生意而被大肆批判；很多批判文章纷纷哭着论证当年中国其实不必为友国花上哪怕一个子儿，并且得出一个共同的暗含论点： 　　——勿友不如己者。 （待续）（地球村过客）

《联合早报网》